南北宋詞差異論
導語：詞在宋朝達到鼎盛時期，而北宋詞與南宋詞又呈現出兩個完全不同的風格，前者趨於豪放，後者偏向細膩。究竟南北宋詞誰優誰劣，讓我們一起了解一下吧!
「南宋」與「北宋」詞可分別代表兩種不同的風格類型：一重自然的感發,一重人巧的精思;北宋渾涵,南宋深美,各有所長。所謂「綿密工麗有餘,而高情遠致微減」,正可概括南宋典雅派詞的長處和缺點。最後總結全文,以爲本文在設計上,由詞筆勢態、詞情體貌到風格類型,兼顧了形式與內容、個別家派與時代風格等層面,正扣緊了「南宋」、「姜吳」、「典雅」等概念,不但釐清了各種相關論說的理論層次,也具體反映出南宋姜吳典雅派詞的風格特質及其時代意義。
一、南北宋詞的不同特色
《北宋詞史》寫到結束的時候,南宋詞人的創作已經隱約可見。這裏應該對南北宋詞不同特徵做一個回顧與總結,以爲進入《南宋詞史》閱讀的過渡。
首先,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於音樂的演變。詞,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音樂文學,詞的諸多變化都與音樂的嬗變息息相關。古代社會,缺乏科學的音樂曲譜記錄方法,音樂的傳授或教學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許多優美的曲調都是依賴歌妓和樂工之口耳相傳。於是,新的曲譜樂調的不斷涌現,必然淹沒大量的舊曲調,許多當年盛極一時的流行音樂,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但是“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已經成爲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南宋末年詞人張炎《國香·序》說：“沈梅嬌,杭妓也。忽於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囑餘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可見“舊譜零落”,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便是鳳毛麟角。“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並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後,詩和歌便進入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最後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北宋詞人,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填詞當筵演唱。北宋詞人作詞,是隨意性的應酬,是業餘的娛樂消遣,是逢場作戲,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詞作,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逐漸成爲文人案頭的雅緻文學。另一方面,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爲廣闊的社會現實。南宋詞作,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是服務於現實的工具。南宋詞人作詞,是高雅的藝術活動,是精心的組織安排,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所以,《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其次,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寫內心情感,自然而發,生動感人。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巧妙安排,精彩豐富,門徑儼然,句法章法可圈可點,警策動人。賙濟說：“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又說：“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兩者各有春秋。北宋詞即見性情,易於引起閱讀者的普遍共鳴;南宋詞巧見安排,值得閱讀者的反覆咀嚼。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肇始於北宋末年的周邦彥,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一方面的作爲。《白雨齋詞話》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遂令後之爲詞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陵,後來無能爲繼。而天地之奧,發泄既盡,古意亦從此漸微矣。”這種“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發”。
再次,北宋詞率情而作,渾厚圓潤,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詞匠心巧運,意內言外,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興寄託手法。賙濟說：“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託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託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②南宋詞就在這一方面,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託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因爲古人詠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於其內,斯寄託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芬陀利室詞話》卷三說：“詞原於詩,即小小詠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詠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託。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議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蓴、蟹、蟬諸詠,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詠蟬》,《摸魚兒·詠蓴》,皆可不續貂。即間有詠物,未有無所寄託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通過比興寄託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於北宋詞。清人就是立足於這一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
二、南北宋詞優劣論
關於南北宋詞的不同創作特色、優劣比較,是歷代詞人、詞論家熱心關注的問題。這種關注,首先來自對南北宋詞作的感性認識。衆多作家,根據個人喜好,或浸染於北宋詞之中,或細心揣摩南宋詞,各有心得,各抒己見,有時還形成交鋒與爭論。大致說來,截止到清初朱彝尊,北宋詞更受人們的喜歡與推崇,創作中北宋詞更多地被學習與模仿。《詞苑萃編》卷八《品藻》說：“容若自幼聰敏,讀書過目不忘,善爲詩,尤工於詞。好觀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諸家,而清新秀雋,自然超逸。海內名人爲詞者,皆歸之。”喜好北宋詞作,是當時詞壇的普遍情況。
朱彝尊以後,清代詞壇上崛起的“浙西詞派”、“常州詞派”,都以南宋詞人爲創作之圭臬,南宋詞受到空前的尊崇。朱彝尊《詞綜發凡》第三條說：“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爲突出。”宗尚南宋詞,以姜夔、張炎詞風爲正,是朱彝尊的一貫審美追求,也是浙西詞派的創作圭臬。朱彝尊在《水村琴趣序》中說：“予嘗持論,謂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魚計莊詞序》又說：“小令宜師北宋,慢詞宜師南宋。”持論似乎南北兼顧。然而,在創作過程中,朱彝尊偏好南宋詞的趣味就明顯地流露出來,他自言：“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題詞集》)《詞綜發凡》所揭示的編纂宗旨,明確體現出朱彝尊偏尚南宋詞的愛好。朱彝尊推尊南宋詞,除了時代、身世、審美趣好等複雜因素以外,還有其明確的理論目的,這就是要倡導南宋詞的“辭微旨遠”,以推尊詞體,達到救明詞之弊的目的。吳衡照說：“‘詞至南宋,始極其工’,秀水創此論,爲明季人孟浪言詞者示救病刀圭,意非不足乎北宋也。蘇(軾)之大、張(先)之秀、柳(永)之豔、秦(觀)之韻、周(邦彥)之圓融,南宋諸老,何以尚茲。”(《蓮子居詞話》卷四)
北宋詞多娛賓遣興之作,自然感發,託意確實不高。這本是由詞的文體特徵所限定,未可論優劣。南宋詞適逢時代風雲際會,詞人極盡安排之能事,其詞旨若隱若現,別有寄託。好之者便可將其上接《風》、《騷》,歸之詩教,通過“香草美人”的喻託傳統,推尊詞體,提高詞的地位。朱彝尊《紅鹽詞序》說：“詞雖小技,昔之通儒鉅公往往爲之。蓋有詩所難言者,委曲倚之於聲,其辭愈微,而其旨益遠。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之言,通之於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於時者所宜寄情焉耳。” 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朱彝尊特別賞識姜夔和張炎的詞作。宋翔鳳《樂府餘論》剖析說：“詞家有姜白石,猶詩家有杜少陵,繼往開來,文中關鍵。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國,皆借托比興,於長短句寄之。如《齊天樂》,傷二帝北狩也;《揚州慢》,惜無意恢復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蓋意愈切而辭益微,屈、宋之心,誰能見之?乃長短句中復有白石道人也。”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二也闡述了相同的觀點,指出白石詞的特點是“感慨全在虛處,無跡可尋,人自不察耳。感慨時事,發爲詩歌,便已力據上游,特不宜說破,只可用比興體。即比興中,亦須含蓄不露,斯爲沉鬱,斯爲忠厚。”張炎詞的特色也在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山中白雲〉提要》說：“炎生於淳佑戊申,當宋邦淪復,年已三十有三,猶及見臨安全盛之日,故其所作往往蒼涼激楚,即景抒情,備寫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紅刻翠爲工。”易代之際的詞人有許多身世家國感受,都屬難言之隱,只能託物寓意,借水怨山。姜夔、張炎寄託幽隱的表現方法,非常投合朱彝尊等浙西詞派的脾胃。清人郭麐對此解釋並告戒說：“倚聲家以姜、張爲宗,是矣。然必得胸中所欲言之意,與其不能盡言之意,而後纏綿委折,如往而復,皆有一唱三嘆之致。”(《靈氛館詞話》卷二)
僅僅着眼於南宋詞的思想內容,時代所賦予南宋詞的,當然要遠遠超過北宋詞。《蓮子居詞話·序》稱：“王少寇述庵先生嘗言：北宋多北風雨雪之感,南宋多黍離麥秀之悲,所以爲高。”這也是清代衆多詞人推尊南宋詞的重要原因。清代中葉,詞壇創作甚至是“家白石而戶梅溪”(《賭棋山莊詞話》卷十一),南宋詞人之影響幾乎一統天下。
清代浙西詞派和常州詞派推尊南宋詞,是着眼於“比興寄託”的理論立場。離開這種理論上的有意識倡導,立足於感性的體悟,即使派中代表人物,仍然抑制不住自己對北宋詞的特殊喜愛。如賙濟是常州詞派的'中堅人物,通過上文引述的賙濟話語,可以看出賙濟在強調南宋詞的比興寄託之同時,卻表現出對北宋詞的更多愛好,甚至有隱隱貶低南宋詞的傾向。陳廷焯作《白雨齋詞話·自序》稱：“伊古詞章,不外比興。”因此對南宋詞人推崇備至,聲稱：“北宋詞,沿五代之舊,才力較工,古意漸遠。晏、歐著名一時,然並無甚強人意處。即以豔體論,亦非高境。”(《白雨齋詞話》卷一)然代表他早年詞學觀點的《詞壇叢話》,則明顯流露出偏頗北宋詞的傾向,說：“詞至於宋,聲色大開,八音俱備,論詞者以北宋爲最。竹垞獨推南宋,洵獨得之境,後人往往宗其說。然平心而論,風格之高,斷推北宋。且要言不煩,以少勝多,南宋諸家,或未之聞焉。南宋非不尚風格,然不免有生硬處,且太着力,終不若北宋之自然也。”
而後,況周頤以“重、拙、大”論詞,夏敬觀據此評價南北宋詞,說：“北宋詞較南宋爲多樸拙之氣,南宋詞能樸拙者方爲名家。概論南宋,則纖巧者多於北宋。況氏言南渡諸賢不可及處在是,稍欠分別。況氏但解重拙二字,不申言大字,其意以大字則在以下所說各條間。餘謂重拙大三字相連繫,不重則無拙大之可言,不拙則無重大之可言,不大則無重拙之可言,析言爲三名辭,實則一貫之道也。王半塘謂‘國初諸老拙處,亦不可及’。清初詞當以陳其年、朱彝尊爲冠。二家之詞,微論其詞之多涉輕巧小,即其所賦之題,已多喜爲小巧者。蓋其時視詞爲小道,不惜以輕巧小見長。初爲詞者,斷不可學,切毋爲半塘一語所誤。餘以爲初學爲詞者,不可先看清詞,欲以詞名家者,不可先讀南宋詞。”(《蕙風詞話詮評》)
清末民初的王國維,以“境界說”論詞,《人間詞話》開卷明宗：“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基於這樣的立場,王國維一反清代浙西與常州兩派觀點,抑南宋而揚北宋。他指責朱彝尊推尊南宋,以及“後此詞人,羣奉其說”。“境界”之表現,王國維認爲有“隔與不隔”之區分。南宋詞人的經意安排,便比北宋詞人的“自然感發”隔了一層。《人間詞話》說：“白石寫景之作,如‘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數峯清苦,商略黃昏雨’,‘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雖格韻高絕,然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風流,渡江遂絕,抑真有運會存乎其間耶?”而且,“南宋詞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南北宋詞的優劣高下自此判然有別。王國維還從文學發展的角度觀察南北宋詞,指出每一種文體都有其自身的盛衰變化,“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爲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爲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遊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爲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人間詞話刪稿》)甚至,進一步認爲南宋“如玉田、草窗之詞,所謂‘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同前)
三、南北宋詞平議
後人讀詞、論詞,總體上來看是推尊北宋者居多。大約是北宋詞的“自然感發”更能打動後代閱讀者,引起直接的情感共鳴。南宋詞的刻意安排,需要沉吟其中,精心品味,反覆咀嚼,纔能有所心得、有所感悟。尤其是樂譜失傳之後的大量歌詞作者,更能從南宋詞中體會出句法、章法之妙。吳文英的詞,甚至連一部分文化修養極高的專業詞人也難以回味其妙處之所在,更不用說廣大的普通讀者。前面引述《人間詞話》“隔”與“不隔”的討論,接觸到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這種閱讀中的限制,使人們更加喜愛發展階段的北宋詞,而冷落鼎盛階段的南宋詞。
北宋詞的率情,使之容易走向豔情,更多“性”之描寫,失之膚淺;南宋詞的推敲,使之容易走向雕琢,人工痕跡過濃,因而顯示其俗態。但是,北宋詞的膚淺是創作環境所必然導致的,帶有文體本身的必然性。讀者閱讀“豔詞”,就有這種“獵豔”的心理期待。所以,北宋詞寫豔情之膚淺,並不招引讀者的反感。《人間詞話刪稿》從這個角度評價說：“唐五代北宋之詞家,倡優也。南宋後之詞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詞人之詞,寧失之倡優,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厭,較倡優爲甚故也。”這應該也是人們對兩宋詞有所取捨的一個原因。
北宋、南宋之詞,各有所長,不可偏廢。清人對此亦頗多公允之見。《賭棋山莊詞話》卷十一轉述王時翔詞論說：“細麗密切,無如南宋;而格高韻遠,以少勝多,北宋諸君,往往高拔南宋之上。”《藝概》卷四《詞曲概》說：“北宋詞用密亦疏,用隱亦亮,用沉亦快,用細亦闊,用精亦渾。南宋只是掉轉過來。”兩宋詞在抒情手段、風格表現、意境構造等諸多方面,自具特色。讀者可以有喜好之選擇,論者卻不可不一視同仁。
清代陳廷焯對兩宋詞各有推崇與批評,從理性的立場出發,他是主張兩宋詞並重的。《白雨齋詞話》卷三針對當時尊奉南宋的詞壇風氣說：“國初多宗北宋,竹垞獨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風氣一變。然北宋、南宋,不可偏廢。南宋白石、梅溪、夢窗、碧山、玉田輩,固是高絕,北宋如東坡、少遊、方回、美成諸公,亦豈易及耶。況周、秦兩家,實爲南宋導其先路。數典忘祖,其謂之何。”卷八又說：“詞家好分南宋、北宋,國初諸老幾至各立門戶。竊謂論詞只宜辨別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若以小令之風華點染,指爲北宋;而以長調之平正迂緩,雅而不豔,豔而不幽者,目爲南宋,匪獨重誣北宋,抑且誣南宋也。”《詞壇叢話》直接用比喻說明問題：“北宋詞,詩中之《風》也;南宋詞,詩中之《雅》也,不可偏廢。世人亦何必妄爲軒輊。”
具體而言,北宋詞處於歌詞的興起、發展、逐漸走向全盛的時代,在歌詞之題材、體式、風格等多重角度做了諸多的嘗試與開拓,爲後代歌詞之創作開啓了無數法門。後起作者,可以根據各自喜好,沿着北宋詞開拓的某一途徑,繼續深入下去,如辛棄疾之於蘇軾、姜夔之於周邦彥等等。南宋詞則承繼其後,最終將歌詞引導向全面鼎盛的階段。南宋詞人,於題材方面,豔情與社會政治並重;於體式方面,令、慢並舉,引、近穿插其間;於風格方面,優美與崇高並存,且漸漸發展出清醇和雅的新風貌。尤其在藝術表現手法方面,南宋詞千變萬化,窮極工巧。“詞至南宋,奧窔盡闢,亦其氣運使然。”(《賭棋山莊詞話》卷十二)所謂“氣運”,就是詞史發展的必然。《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引凌廷堪論詞觀點說：詞“具於北宋,盛於南宋”,最是符合詞史發展的實際情況。
四、北宋詞的貢獻與詞史地位
北宋詞在中國文學史的發展歷程中處於一個關鍵性的歷史階段,它前承唐、五代詞的傳統,後開宋詞風,甚至對宋以後詞的發展也有不可低估的影響。陳匪石《聲執》卷下《宋詞舉》總結北宋詞概貌與淵源說：“周邦彥集詞學之大成,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凡兩宋之千門萬戶,清真一集,幾擅其全,世間早有定論矣。然北宋之詞,周造其極,而先路之導,不止一家。蘇軾寓意高遠,運筆空靈,非粗非豪,別有天地。秦觀爲蘇門四子之一,而其爲詞,則不與晁、黃同賡蘇調,妍雅婉約,卓然正宗。賀鑄洗煉之工,運化之妙,實周、吳所自出。小令一道,又爲百餘年結響。柳永高渾處、清勁處、沉雄處、體會入微處,皆非他人屐齒所到。且慢詞於宋,蔚爲大國。自有三變,格調始成。之四人者,皆爲周所取則,學者所應致力也。至於北宋小令,近承五季。慢詞蕃衍,其風始微。晏殊、歐陽修、張先,固雅負盛名,而砥柱中流,斷非幾道莫屬。由是以上稽李煜、馮延巳,而至於韋莊、溫庭筠,薪盡火傳,淵源易溯。”陳氏的歸納,以標舉重要作家爲支撐點,將整個北宋詞聯繫起來評論。然所論表現出顯著的與衆不同的審美眼光,不免有過度揄揚周邦彥之處。本書通過北宋詞的全面討論,可以看出北宋詞在詞史上的如下貢獻,其詞史地位也因此奠定：
第一,在詞體形式上爲南宋詞的發展做好了充分準備。北宋早期詞人多數致力於小令的創作,小令的形式日益豐富多彩,創作技巧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高水平。同時,慢詞形式也正逐漸引起柳永、張先等文人的注意,聲勢浩大地登上詞壇,並迅速爲詞人們所熟練掌握。北宋中期,慢詞已經取得了與小令並駕齊驅的重要地位,成爲詞人抒情達意的主要方式。到了大晟詞人手中,令、引、近、慢諸體具備,聲韻格律變化繁多而又規範整飾。這一切都爲南宋詞的發展作了必要的準備。沒有這樣的準備,南宋詞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第二,婉約詞的縱深發展與豪放詞風的創立是北宋詞壇的重要建樹之一。北宋詞繼承“花間”、南唐的傳統,使婉約詞的創作呈現出繽紛多彩的繁榮景象,從秦觀到周邦彥,婉約詞的創作出現了一個高峯,它始終左右着北宋詞壇的創作,成爲詞壇創作的主流傾向。與此同時,蘇軾又以他博大的襟懷、雄放的詞筆,把詞引向抒寫個人豪情與面向社會現實的廣闊道路,爲長短句歌詞注入了新鮮血液。北宋中後期的詞人不同程度地、悄悄地接受着蘇軾新詞風的影響,詞壇風氣正在緩慢地改變。宋室南渡以後,愛國豪放詞的創作風起雲涌並由此而形成詞史上永世不衰的優良傳統。這一傳統的建立是從北宋開始的。
第三,歌詞“雅化”過程的基本完成,樹立了典雅精美的審美風範。宋初詞人晏殊、歐陽修等承繼南唐詞風,其小令別具一種雍容富貴的氣度、平緩舒徐的節奏、雅緻文麗的語言,使歌詞向典雅淨潔的方向邁進一步。蘇軾則成爲文人抒情詞傳統的最終奠定者。從整體上觀照,詞的“雅化”進程,某種意義上也是詞逐漸向詩靠攏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至蘇軾卻是一種突飛猛進的演變。在北宋詞“雅化”進程中貢獻最大、成就最高的是大晟詞人,尤其是集大成的詞家周邦彥。大晟詞人在前輩作家努力的基礎上,將精力集中於歌詞字面、句法、佈局、修辭、音韻等諸多技巧方面的精雕細琢、“深加鍛鍊”之上;他們廣泛地吸取了前輩婉約詞人的種種長處,促使宋詞朝着精緻工整的醇雅方向發展;他們將北宋詞人創作以自然感發爲主,轉變爲“以思索安排爲寫作之推動力”,爲南宋雅詞作家確立“家法”。從唐代到北宋末衆多詞人的“雅化”努力,已經爲南宋風雅詞創作之風起雲涌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第四,柳永以市井生活與俚俗語言入詞,有意識地將詞拉回到民間通俗淺易的創作道路上來,從而開創了俗詞流派。柳永以後的詞人,雖然都自覺地抵制、批判柳永的“詞語塵下”,但是在創作中卻不自覺地接受其影響,出現出雅俗並舉的風貌。至徽宗年間,由於宮廷的倡導與社會風氣的改變,更使俗詞的創作風起雲涌,形成龐大的創作流派。南宋詞人時而以戲謔俗詞批判現實政治,就是承繼了北宋末年俗詞的優良傳統。
第五,百花齊放的詞壇與批評空氣的形成。儘管北宋時期出現過“烏臺詩案”這樣的文字獄,也出現因填詞而仕途上備受打擊之事。但就整體看來,北宋重文輕武,文人士大夫的社會地位甚高,待遇也優於歷代,文學創作空氣比較自由。所以,北宋詞也是在比較自由的空氣中發展起來的,因此才能出現多種流派與多種風格之間的相互比較和競爭,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與此同時,文藝批評也比較活躍。這種批評不僅表現爲不同流派之間,同時也表現在師生之間。如蘇軾批評過秦觀,而蘇軾的門生晁補之、張耒卻褒秦而對蘇則有所貶抑,陳師道甚至說蘇詞“要非本色”,而蘇軾卻不以爲是忤己。這種文學創作討論的民主空氣與自由批評是很有利於詞創作發展的。正是在這種自由批評的空氣中才出現了李清照的《詞論》,敢於對成名的男性詞人一一加以批評。南宋詞創作的進一步繁榮,風格流派的衆多以及詞論的大量涌現,都與北宋這種健康的、活躍的風氣有着密切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