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文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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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這個詞，在漢代的觀念裏，比今天寬，也厚實。

文學一指文章經籍，《詩》《尚書》《禮記》《易》《春秋》五經之學。《史記·儒林列傳》寫到劉邦殺項羽之後，“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災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司馬遷借公孫弘之口給文學的定義是，“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當年的文學家有三個硬條件：飽學與真知灼見;文章筆法講究;還得“恩施甚美”，這個美字相當於今天美學裏的美，不是表面的，是深層次的，給社會，給人生帶來深層次的審美享受。杜甫有一句詩，與此遙相呼應，“文章千古事，聲名豈浪垂。”

在漢代，文學還是一種選官制度，當時科舉考試未興，是察舉制，推薦制，地方大員向中央舉薦的人才裏，即有賢良文學一科。賢良文學是當年的高端人才，屬特舉。大致的流程是，依皇帝詔令，地方官吏把舉子送至朝廷，皇上廷試，舉子策對，之後按見識高矮授官。皇上高興了，會追加提問，一策之後，還有二或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是這麼出籠的'。賈誼和晁錯都是經歷這種嚴格遴選脫穎而出的。

漢代和今天有一點相類似，是依靠農民取得的政權，天下打下來了，但管理國家的經驗比較少。漢代是“漢襲秦制”，國家管理的多方制度沿襲秦朝。軍事上沿用“二十等軍功爵”，貨幣用“秦半兩”，(12銖錢，舊制24銖爲一兩)。曆法用秦始皇頒行的“顓頊歷”，以顓頊曆紀年，一年伊始的首月，是今天農曆的十月，而且不叫正月，稱端月。漢朝經歷了劉邦、呂后、文帝、景帝之後，武帝是大帝，不僅開疆守土，還建規立制。實行貨幣改革，停“秦半兩”，用“五銖錢”。維新曆法，廢《顓頊歷》，頒行《太初曆》，我們今天的農曆紀年方法，是由太初曆完善而成的。

漢武帝在文化上的貢獻也是偉大的。秦朝是先軍政治，走軍國主義路線。武帝尚武更崇文，“今上(武帝)即位。……於是詔方正賢良志士”，“延文學儒者數百人”，“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爲官”，“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史記·儒林列傳》)“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漢書·董仲舒傳》)文學在武帝時期是顯學，全國矚目。

漢代的文學觀是大方大器的，強調“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但“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是寫在前邊的。比如賈誼的文章，《吊屈原賦》《鵩鳥賦》文辭講究，但《過秦論》被《史記》收錄、《論積貯疏》《論鑄幣疏》被《漢書》收錄，因其洞察社會趨勢與走向，看破世道焦點所在，文學作品被史家採信，是大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