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書法四大家都有誰
導語：宋四大書法家指: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人們稱爲“蘇黃米蔡”。蘇軾天然，黃庭堅勁健，米芾縱逸，蔡襄蘊藉，各具儀態，堪稱精品。宋四家廣汲晉唐遺蘊，銳意革新，各具所長。
四大家
蘇軾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屬於四川)人。他和他的父親蘇洵，弟弟蘇轍蘇東坡以詩文稱著於世，世稱“三蘇”。他的書法從“二王”，顏真卿，柳公權，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楊凝式各家吸取營養，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 努力革新。他講自己書法時說：“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他 講他的書法藝術創作過程時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他重在寫“意”，寄情於“信手”所書之點畫。有天下第三行書之稱。
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世稱“黃山谷”。北宋詩人，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遊學蘇軾門下，天下稱爲“蘇門四學士”，開創江西詩派。草書書法，深得張旭，懷素草書飛動灑脫的神韻，黃庭堅而又有自己的風格。用筆緊峭，瘦勁奇崛，氣勢雄健，結體變化多端。
米芾
米芾書法米芾,字元章，世居太原，後定居江蘇鎮江。徽宗詔爲書畫學博士，人稱“米南官”，又因舉止顛狂，人稱“米顛”。《宋史·文苑傳》說：“芾特妙於翰墨，沈著飛，得王獻之筆意。”《宣和書譜》說他：“大抵書效羲之，詩追李白，篆宗史箍，隸法師宜官;自謂'善書者只有一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方芾書時，其寸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爲珍玩。” 他在繼承“二王”書法傳統上下過苦功，能夠登堂入室。真、草、隸、篆、行都能寫，而尤以行草書見長。
蔡襄
蔡襄,字君謨。其先本光州人，居仙遊(今屬福建省)，遷甫田。官至端明殿學士，知杭州，諡忠惠。工正、行、草、隸書，又能飛白書，嘗以散筆作草書，稱爲“散草”或“飛草”。世人評蔡襄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
書法四大家
書法四大家一般認爲所謂蔡是指蔡襄(君漠)，蔡襄的書法取法晉唐，講究古意與法度。正楷端莊沉着，行書淳淡婉美，草書參用飛白法，謂之“散草”，自成一體，非常精妙。宏仁宗尤愛其書，曾“制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又“令書溫成後父碑”(《宋史·蔡襄傳》)。蔡襄的書法藝術也爲當時文人所重視，黃庭堅曾說：“蘇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傑。”(《山谷文集》)歐陽修說：“君漠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歐陽文忠公集》)蘇武在《東坡題跋》中指出：“獨蔡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既然是“本朝第一”，既然其書法已可“主盟”，那麼，列於四家應是當之無愧的.。然而，明清以來，又有另一種說法一認爲從四家的排列次序及書風的時代特色來說，“蔡”原本是指蔡京，只是後人厭惡其爲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書畫鑑賞家張醜在《清河書畫舫》中說：“宋人書例稱蘇、黃、米、蔡者，渭京也。後人惡其爲人，乃廳去之而進君漠書耳。君謨在蘇、黃前，不應列元章後，其爲京無疑矣。京筆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明代孫鍍也說;“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則前後輩倒置……”(《書畫跋跋》)安世鳳《墨林快事》進而替蔡京書名被掩抱不平，說;蔡卞勝於蔡京，蔡京又勝於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杭世駿《訂訛類編續編》也將“蘇黃米蔡非蔡襄”，作爲“人訛”的一個事例。可見，明清時“蔡京說”曾有很大影響。蔡襄大研帖平心而論，“蔡京說”的提出確有一定的道理。蔡京的書法藝術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點，與保待着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書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體現宋代“尚意”的書法美學情趣。因而在當時已享有盛譽，朝野上庶學其書者甚多。元陶家儀《書史會要》曾引當時評論者的話說;“其字嚴而不拘，逸而不外規矩，正書如冠劍大人，議於廟堂之上;行書如貴胃公子，意氣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絕佔今，鮮有儔匹。”甚能反映蔡京當時在書法藝術上的地位。其二，蔡襄的書法在北宋前期被推爲“本朝第一”，但自北宋中期宋代書法新風貌形成後，人們對蔡襄書法漸有微詞。蘇東坡在《東坡題跋》中，就多次提到“近歲論君漠書者，頗有異論’”，“僕以君漠爲當世第一，而論者或不然”。雖然蘇軾始終堅持蔡襄爲第一的看法，但至少在北宋中後期，人們對蔡襄的評價已不那麼一致了。其三，從排列次序看，蘇、黃、米三家的排列有明顯的年輩次序，蔡襄是仁宗時人，年輩最高，列於哲宗、徽宗時的米芾之後，確有些疑問。
對此，堅持“蔡襄說”者提出反駁，認爲“宋四家”之說，雖然迄今未見於宋人文獻，但南宋遺民、元朝人王存，已明確提出過“四家”之說。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硯銘》墨跡中稱蔡襄書法“筆力疏縱，自爲一體，當時位置爲四家。竊嘗評之，東坡渾灝流轉神色最壯，涪翁瘦硬通神，襄陽縱橫變化，然皆須從放筆爲佳。若君漠作，以視拘牽繩尺者，雖亦自縱，而以視三家，則中正不倚矣”。可見王存不僅指出當時有四家之說，而且四家明確無誤是蘇、黃、米、蔡。此外，在書法史上，蔡襄的書法成就以全面著稱，楷、行、草書皆獨樹一幟，且又有屏棄帖學，振興書風的貢獻，因此，從總體上看，其成就顯然是超過蔡京的。至於排列次序，近人張伯駒曾在《宋四家書》一文中指出，“按次序應是蔡、蘇、米、黃，普追讀爲蘇、黃、米、蔡，以陰陽平上去順日，遂成習慣”。說明這一排列僅爲讀音上的順口而形成，與四大家的年輩高下並無關係。
看來，“蔡京說”並非無稽之談，而“蔡襄說”也有理有據。由於蔡京身爲“六賊”之一，人們從感情上實難接受他，於是人們多傾向於蔡襄說。不過，這一問題的最後定論，似乎應有待於宋代文獻的確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