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樂府與古詩十九首的異同
漢樂府是繼《詩經》之後，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彙集，不同《詩經》的浪漫主義手法，它開詩歌現實主義新風。那麼它與《古詩十九首》有什麼聯繫呢?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整理的相關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一)
內容上，
漢樂府民歌和《古詩十九首》有共同的一面，即都反映征夫(遊子)、思婦的離別相思，都表現追求人生享樂、及時行樂的生活觀;但漢樂府民歌多反映社會面貌，《古詩十九首》多關注人生，題材範圍寬窄不同。
藝術上，
漢樂府民歌與《古詩十九首》的表現方法、詩體、風格、語言等各具特色。
從內容上看，(作者的層次有別)
漢樂府民歌出於社會下層羣衆之口，題材範圍很廣泛。它“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班固《漢書·藝文志》)，表達了人民自己的心聲，道出了人民自己的愛和憎，廣泛地反映了兩漢人民的痛苦生活，像鏡子一樣照出了兩漢的政治面貌和社會面貌。
《古詩十九首》大約產生在東漢末年桓靈時期。這一時期社會矛盾極爲尖銳，下層人民深受水深火熱的痛苦。在統治階級內部，政治腐敗黑暗，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強壟斷政治，彼此又爭鬥不息。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中下層知識分子既無社會地位，又無政治前途，他們往往落魄江湖，背井離鄉，辛苦輾轉，走投無路，失意彷徨。《古詩十九首》就是這個危機四伏的時代生活的病態反映，它的題材範圍比起漢樂府民歌來，就狹窄得多了。“它所反映的是處於動亂時代失意之士的羈旅愁懷而已” ，“在《十九首》裏，表現這種羈旅愁懷的不是遊子便是思婦之詞，綜括起來，有這兩種不同題材的分別，但實質上是一個問題的兩面。”[1](P18)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也說：“《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遊子思婦的感傷，正是東漢末年封建統治階級走向沒落時期的反映。”[2](P214)當然這都是上世紀80年代以前文學研究界比較流行的觀點。倪其心指出：“《十九首》的思想特點是封建下層文士從自身地位、利益、處境、遭遇出發充滿感傷哀怨，抒寫惆悵不滿，迸發氣憤不平。爲了改善提高地位和待遇，他們不得不放棄家庭生活，奔走仕途，追求功名，謀取富貴，因而造成這一階層遊子思婦的普遍離愁別緒的叢生。”[3](P264)葉嘉瑩認爲：“《古詩十九首》之所以能引起千百年讀者的共鳴，就在於它所寫的三類感情：離別、失意、憂慮人生無常，是人類最基本的感情。”[4](P79)由此可見，漢樂府民歌多反映當時社會，選題範圍廣泛，而《古詩十九首》多關注人生，題材範圍比較狹小。當然其中也不乏共同關注的話題：
1.都反映征夫(遊子)、思婦的離別相思
漢樂府詩中有大量的遊子詩、思婦詩，如《悲歌》：“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郁累累。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這首詩以樸素的語言表達沉痛的感情，真切地展示了人們生離死別顛沛流離的畫面，這個家破人亡的遊子，使我們聯想到《十五從軍徵》中那個八十歲的復員老兵，可以想象，他的結局必然也是要加入流浪者的行列。遊子思鄉其實主要是思念着家中的妻子、親人，而家中的親人又何嘗不在日夜思念着外出的遊子，如《飲馬長城窟行》寫婦人對外出的丈夫日思夜想，竟成夢寐：“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夢中固然甜蜜，但夢後更添一層相思。《古絕句》也寫了一位閨中思婦對行役在外的丈夫的思念盼歸之情，揭示了當時兵役給千家萬戶帶來的家人離散之苦。
遊子思婦的離別和相思是我國古典詩歌中常見的主題，到了《古詩十九首》，表現這種主題的作品更多，佔了一半有餘。其中既有遊子之辭，也有思婦之辭，思婦之辭又佔其中的多數。如《涉江採芙蓉》寫了一位漂流異鄉的失意者懷念妻子的愁苦之情。遊子涉江採芙蓉，又入澤採蘭草，“採芙蓉”以遺“遠道”之人，可見遊子對親人感情之深。由於路途遙遠，無法寄贈，惆悵感傷之情油然而生。“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直接寫出了遊子與新人“同心”卻無法團聚的痛苦心情。又如《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雲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從這些描寫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孤獨難耐、飄零無着，被強烈的鄉愁苦苦折磨的遊子形象。再如《行行重行行》這樣寫道：“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此詩抒情脈絡清晰，層層加深，突出表現了丈夫出行之遠，別離之久及妻子懷念之深。《冉冉孤生竹》寫了一個新婚女子與丈夫久別的怨情，不僅抒情濃烈而且文意起伏跌宕，把女子的怨情表達得真摯而強烈。同爲寫思婦之怨的其他如《青青河畔草》以生機盎然的春景，豔如春花的容顏，來反襯相思女子的孤獨淒涼;《迢迢牽牛星》借牛郎織女“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的神話故事，來寫人間男女相愛而不能相會的痛苦離情，寫得委婉含蓄，生動感人。
2.都表現了追求人生的享樂和及時爲樂的生活觀
由於生活動盪不安、禍福難測，漢樂府很多詩歌在哀嘆生命短促的同時，希望通過及時行樂的方法來解脫自己。如《西門行》在“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的豪語之後，實際上卻流露出內心無可消解的苦悶。“在人生短暫的壓力下，及時行樂的宣言與其說是世俗生活的享樂，莫如說是急於把握生命的焦灼。”[5](P147)《古詩十九首》也同樣如此，詩人熱戀仕途追求富貴，抱怨同門友的不引薦，當這些文人不得不直面這短暫而虛幻的人生時，就迫切地爲自己尋找慰藉和解脫之道，而其中之一就是及時行樂。“他們希望通過及時行樂來麻痹、充塞自己虛無的人生，希望以短暫的快樂來消釋人生的悲涼”。[5](P226)《驅車上東門》：“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生年不滿百》：“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這是來自下層文士們仕途幻滅後的真切的生存感受——對生命短暫的悲嘆。
除了以上共同表現的內容外，樂府民歌中餘下的多是揭露統治階級，表達自己反抗情緒和歌頌愛情、抗議封建禮教封建婚姻的作品。
1.訴說生活艱難，抨擊社會不公以及人民對統治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反抗。
漢代在大一統帝國強盛外表的背後，隱藏着很多社會矛盾。剝削階級過的是錦衣玉食的生活，而“貧民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班固《漢書·食貨志》)。漢代民歌中的很多詩篇訴說了生活的艱難，對不公的社會現實表達了憤慨的情緒。其中《相逢行》通過童子對主人豪富的誇耀，就揭露了統治階級奢侈淫佚的生活：“ 黃金爲 君門， 白玉爲 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這首詩把統治階級用黃金作屋，狎妓飲酒，婢妾成羣的腐化生活毫無忌諱地反映出來。另一首《平陵東》則通過官吏敲詐良民，使無辜百姓傾家蕩產的描寫，控訴了貪官污吏的惡行：“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劫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統治階級生活的越是奢華，勞動人民的生活就越痛苦;在他們的那種花天酒地的背面，隱藏着千千萬萬無衣無食的勞動人民的血淚。如《婦病行》中病重的婦人在臨終前放不下親兒的命運：“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飢且寒!”但是由於殘酷的剝削，做父親的最後還是違背了妻子的臨終囑託，狠心地拋棄了自己的孩子。著名的《孤兒行》就上演了一部封建制度下的家庭悲劇：一家父母死後，爲了獨佔家財，兄嫂用對待奴隸的辦法來虐待自己的親弟弟。不是令其外出行賈，便是令其在家挑水、燒飯、看馬、養蠶、種瓜，什麼活都幹。孤兒是“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在這樣非人般的折磨下，孤兒喊出了“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這既是孤兒對兄嫂虐待的血淚控訴，也是廣大人民對統治階級殘暴行爲的譴責!
可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飽受壓榨的人民用他們微弱的力量和自發的方式，向統治階級表示他們的不滿。如《東門行》，一個被貧困所迫的男子本已不考慮後果憤而出走，去尋求一家人的活路。但又放心不下折回家中，當他見到“盎中無鬥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便更加堅定地“拔劍東門去”。善良的妻子不忍心丈夫去冒險，便牽衣啼哭：“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哺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今非!”可是主人公憤然表示：“咄!行!吾去爲遲!白髮時下難久居。”因爲他知道：“他已經面臨無衣無食的窘境，如果不走出家門，那麼他的命運就只能坐以待斃了。”[6](P95)“因此，應該說他的行爲是自發的反抗行爲，正義的行爲，不能說是鋌而走險。”[7](P75)更不能說是“要做非法的事”。[8](P67)另外一首《陌上桑》則是通過面對面的鬥爭來反映人民的反抗精神，文中歌頌了一個反抗荒淫無恥的五馬太守的女子秦羅敷，她美麗勤勞、機智勇敢，面對使君的無恥要求斷然拒絕：“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並機智地誇耀自己的丈夫，令使君自慚形穢，哪裏還敢再生邪念，於是悄然退出，真是大快人心!
2.對愛情的歌頌及對封建禮教和封建婚姻的抗議。
在質樸、自然的樂府民歌中，有許多反映愛情婚姻的作品。《上邪》通過誓詞表現了少女對幸福無所顧忌的追求：“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詩中列舉了一系列不可能的事情，用它們來宣誓，表現了對愛情的堅貞專一。追求幸福美滿的愛情是人的天性，可在封建禮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縛和鉗制下，何談美滿的婚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中，婦女們往往要面臨被拋棄的命運。著名的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中主人公劉蘭芝和焦仲卿夫妻感情雖好，卻敵不過代表封建權勢的婆婆，劉蘭芝被掃地出門，夫妻勞燕分飛，最後只能以死抗爭。《上山採蘼蕪》寫的是一個被休棄的婦女與故夫相遇，詢問新人情況的對話：“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流露出婦女對自己悲慘身世的幽怨和無奈之情。《有所思》一詩則抒寫了愛情受挫前後的情感，女主人公先是爲愛人精心準備禮物，出現變故之後，則將禮物“拉雜摧燒之”，還要“當風揚其灰”。前後兩種態度的鮮明對比，形象地表達了愛之深與恨之切的強烈感情。《白頭吟》通過一個被休棄的婦女的命運，表達了天下婦女的殷切期望：“悽悽復悽悽，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而《古詩十九首》餘下的.則是大量反映中下層知識分子傷時失意，嘆息人生短促，知音難遇，要求建功立業的作品。
漢代尤其是東漢末年，外戚和宦官交相干政，爲政者安插親信親屬以鞏固其政治地位，大大影響了一般士人正常的進身之路，在中下層士人中就產生了許多傷時失意的作品：有的嘆人生艱辛，如《回車駕言邁》中：“回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以一個在茫茫前途上顛沛奔波的趕車人的形象來揭示人生道路的艱難，以“東風搖百草”的蕭瑟景象來暗示年華易逝，任重道遠，從而引出下面兩句深沉淒涼的悲嘆;有的表達對知音難遇的感慨，如《西北有高樓》：“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高樓女子所彈奏的悲哀之音，正是當時文人的普遍生存感受，也是孤獨者對知音的渴望，它自然能引起遊子的共鳴。但高高的樓閣阻斷了知音的交流，所以這令人傷感的琴音只能給孤獨的旅人留下更爲深沉的悲哀;有的揭露人情世故，對世態的炎涼感到憤慨，如《明月皎夜光》中：“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蹟。”
通過以上對漢樂府民歌和《古詩十九首》內容上的比較，可以使我們在誦讀欣賞詩歌中，更加了解漢代的社會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狀況，以及當時一些文人的思想。
(二)
從風格和創作特點上看，由於樂府詩採自民間，正如十五《國風》也採自民間一樣，這些“街巷謠謳”便上承《詩經》“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傳統，形成“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特點。這一特點，“使漢樂府的題材、思想、藝術、形式都有一股活躍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由《詩經》開創的現實主義傳統的新源頭。”[9](P37)
《古詩十九首》以文溫以麗、意悲而遠的風格，被譽爲“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這兩種因素結合在一起，加上運用的是當時新興的五言詩形式，使《古詩十九首》自《詩經》、《楚辭》以來，成爲一種新經典。
可以說漢樂府民歌和《古詩十九首》風格迥異，各具風采，在中國詩歌史上都閃耀着奪目的光芒。
1.表現方法：敘事與抒情
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特點，使得詩歌具有敘事性與抒情性的雙重特徵，但“漢樂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藝術特色是它的敘事性……在我國文學史上，漢樂府民歌標誌着一個新的更趨成熟的發展階段。”[2](P193)中國詩歌一開始，抒情詩就佔絕對的優勢。《詩經》中僅有少數幾篇不成熟的敘事作品，楚辭也以抒情爲主。直到漢樂府民歌的出現，雖不足以改變抒情詩佔主流的局面，但已能夠宣告敘事詩的正式成立。現存的漢樂府民歌，約有三分之一爲敘事性的作品，這個比例不算低。與《詩經》、《楚辭》相比，漢樂府的敘事成分大大增加，具有一定的情節和場景。如《孤兒行》敘寫孤兒遭受兄嫂虐待、辛苦勞役的經歷，選取了“行賈”、“汲水”、“收瓜”幾件事進行描述。《平陵東》、《孔雀東南飛》等都有完整的故事情節。有些詩則突出一定的場景或片段，如《婦病行》敘寫病婦臨終囑託、丈夫孤苦無助兩個畫面;《東門行》截取平民男子欲鋌而走險，妻子加以阻攔的片段;《上山採蘼蕪》選取棄婦與前夫相遇的場景等等。在生動的情節中，人物形象也得到了鮮活、生動的表現。《孤兒行》中孤兒的委屈與苦楚，《東門行》中丈夫的惆悵與悲憤，《陌上桑》中羅敷的美麗勤勞、機智勇敢，都從字裏行間表現了出來。
《古詩十九首》則都是抒情詩，它繼承了《詩經》、《楚辭》的優良傳統，從漢樂府民歌中汲取營養，以其精湛的藝術手法抒發了深摯的感情，並且增加了對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識的悲嘆。這一點幾乎貫注在所有的作品中，或隱或顯地得到體現。如《冉冉孤生竹》寫的是新婚久別後的妻子對遠方丈夫的刻骨相思，同時也隱含了對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識的感傷，使得這首詩具有更深的內蘊，它啓發讀者不但要珍惜愛情，更要珍惜青春、珍惜朝氣蓬勃的生命。
2.詩體：多樣化與單一化
漢樂府詩的形式多變，自由靈活，具有一種飛動之勢和流動之美。其句式完整的五言體已經很多，還有少量的四言體，但主要是雜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都有，呈參差錯落、不拘一格之態，顯輾轉流動、奔逸飛動之勢。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 聞 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 相思與 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唏!秋風肅肅晨風思，東方須臾高知之。”其它如《孤兒行》、《烏生》等詩都是雜言體。樂府古辭的這種雜言體，是自由靈活的，愛怎麼寫就怎麼寫，一篇之中從一二字到十來字的都有。這主要是由於樂府民歌來自民間，保留着很多民間的口語。它形式上錯落參差的美感和藝術上的靈活生動，逐漸被文壇上的文人所發現，而成爲後世五言、七言古體詩賴以產生的土壤。漢樂府詩中七言體的詩並不多，但整齊的五言詩卻不少，如《陌上桑》、《孔雀東南飛》、《樑甫吟》、《傷歌行》、《怨歌行》等全都是五言體的。“兩漢時的五言樂府新詩形式，它不僅奠定了中國古典詩歌五言詩的基礎，甚至在二千多年的漫長時間裏一直髮揮着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0](P260)
而《古詩十九首》全都是五言，這是文人們受樂府詩的影響並向樂府詩學習的結果。把漢樂府民歌中的五言詩和漢末文人們的五言詩相對照，可以發現文人五言詩處處有着脫胎於樂府民歌的明顯印跡。體制如前面所述，漢末文人五言詩就是直接導源於樂府歌辭五言體。只是文人們畢竟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詩經》、《楚辭》及其它文化遺產對他們的浸潤不斷，再加上他們是在民歌五言體走過漫長曲折的發展歷程後日趨成熟時，纔開始五言詩創作的，因而他們能從民歌中充分吸取經驗，在民歌五言體的基礎上加以改進，使得這種遠勝此前詩歌史上其它形式的詩體更加煥發光彩，既有民歌的活潑與清新自然，又有文人詩特有的工緻與精美。從而樹立起五言詩的新典範——這就是《古詩十九首》在中國詩學史上的重要意義。
3.風格：明朗與含蓄
樂府詩大多采用第一人稱，直抒胸臆，以引起讀者的共鳴。由於這些民歌唱的是自己心中事，抒的是自己心中情，飽含着自己的血淚或洋溢着自己的歡樂，感情基調是明朗的。如《上邪》，熾烈的感情獨白式的語言，一個敢愛的女子形象躍然紙上。其它如《滿歌行》慨嘆“伶仃荼毒，愁苦難爲”，《西門行》感傷“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表達了生命短暫、世事無常的憂慮。這些都是直抒胸臆的典型。
《古詩十九首》卻情思深沉，抒寫蘊藉委婉。《孟冬寒氣至》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寫孟冬季節的凜冽寒氣，寫寒空星星的清冷孤寂，寫月亮圓缺給人們無情的暗示，目的都在表現女子深閨寂寞的生活、懷人念遠的離思，情景的渲染烘托了詩歌的抒情效果，並使之具有委婉含蓄、餘味無窮的意蘊。《凜凜歲雲暮》則主要是在結構的曲折上表達婉轉之情，寫思婦的念夫，因思之切、愛之深而產生“錦衾遺洛浦”的懷疑，因思而不眠，終於“夢想見容輝”，由現實轉入夢境。夢中的描寫也是極盡曲折，既寫迎娶時的歡欣，又寫相聚之須臾，最後寫尋夢之悲哀，曲折地表達了思婦的婉轉不盡的情意。
4.語言：口語的直白與文人詩語的工緻精煉
漢樂府民歌語言質樸直白，多用口語，清新自然，表現力強，富有生活氣息。如《江南》：“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幾句全無雕琢，但卻生動地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畫面。樂府民歌中的人物語言，更是富有生活氣息和口語色彩，如《婦病行》、《陌上桑》中的人物語言。
《古詩十九首》語言洗煉，詞彩自然生動。可以說這是學習樂府民歌，保持民歌語言樸素自然、平易流暢的特色的結果。但又含意深遠，耐人尋味，又加之這些文人有着較高的文化素養，比起民歌作者，他們在語言運用上有着得天獨厚的地方。樂府歌辭之外，漢賦特有的華麗與揮灑，雅頌體的典雅與精緻，都是他們語言的營養源。他們還可以吸收和運用前代典籍中許多詞、成語、典故，把豐富的思想和情感內涵融入簡約精煉的語言形式裏。
通過以上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雖然漢樂府民歌和《古詩十九首》風格上各放異彩、獨具特色，但從中仍可發現它們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古詩十九首》中體式及風格上的特點，或多或少的是在不斷學習樂府五言歌辭，吸取其精華的基礎上發展提高而來。
漢樂府民歌和《古詩十九首》在中國文學史和中國詩歌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它們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結晶，是他們留給後代子孫的寶貴的文化遺產。因此，我們有責任去發掘它的博大精深，去研究它的文學價值，以便加深對祖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在更廣闊的範圍內提高文化修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