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的士族政治
導語：什麼是士族政治，就是指主要由士族階層掌控的政治中心。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整理的關於魏晉南北朝的士族政治介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一)“九品中正”制與士族政治的形成
漢代選官以“鄉舉裏選”爲依據，體現的是尊重鄉里輿論對某位士人德才評判的權威性。但是，輿論評價一旦與仕途沉浮相聯繫，就容易被某些有權勢、有影響的人物或社會集團所控制、所利用。漢末政論家王符等人，對“名實不相符，求貢不相稱”(《潛夫論·論榮》) 的選舉積弊進行了抨擊，自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曹操審時度勢，提出了“惟纔是舉”的用人原則，既是出於亂世求賢的需要，也是對漢代“選舉失實”的刻意糾正。在漢末軍閥混戰的衝擊之下，鄉里組織遭到破壞，士庶大量流動，由鄉里對士人的德才加以評估的傳統做法已經難以延續，然而在人們的心目中，用人“核之鄉間”的傳統，仍是具備合理性的。
以上所述的歷史背景，正是“九品中正”制應時而生的原因。公元220年，繼位魏王不久的曹丕，採納吏部尚書陳羣的建議，制定和推行“九品中正法”。中正，官名。由各郡從現任朝官的本籍人中推舉有知人之明且威望素著者出任。其職責是，對本郡的士人，依據品行才幹，逐一劃定等級，包括上上、上中……下中、下下共計九品，並將評定結果上報吏部。吏部在任命官員時，原則上應該與中正官覈定的“鄉品”等級相一致。中正官具備了影響仕途升降的實權，因此又稱“九品官人法”。到司馬懿執掌魏國大權時，在各州增設大中正。探求“九品中正”的立制初衷，“蓋以論人材優劣，非爲世族高卑”(《宋書·恩幸傳》);而且從中正官必須是現任朝官、只負責對本籍貫士人評定等級的規定來看，實在是大有深意的，這是致力於解決朝廷選官和鄉里清議的統一問題，是對漢代選官傳統的延續，也是對曹操用人政策的繼承。但到魏晉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個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壟斷，他們在評定品級時，往往徇情枉法，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劃分，已經背離了“不計門第”原則，演變爲以“家世”、“閥閱”定高下。此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護士族世襲政治特權的官僚選拔制度。
士族壟斷仕途，嚴重地阻礙了社會中下層的優秀人才的選拔和任用，從而不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九品中正制的這一積弊，在西晉建國之後，就有一批政治家、政論家給以揭露和批判。其中，尤以直諫之臣劉毅所論最爲透徹，他所說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幾乎是批判九品中正制的經典名言。他上書晉武帝司馬炎，力主廢除中正之制：“蓋中正之設，於損政之道有八。……職名中正，實爲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晉書·劉毅傳》)此外，衛瑾、司馬亮、段灼也曾主張廢止九品中正制。但司馬炎深知它對於士族利益關涉極重，爲了爭取官僚士大夫集團的擁戴，他不能貿然行事。
九品中正制的完全廢止，遲至隋文帝時期。不久，一種全新的制度——科舉制就出現了。
(二)東晉門閥——士族政治的巔峯
在經歷了內部自相殘殺和胡族的軍事進攻之後，西晉政權滅亡了。作爲它的繼承者，倉促立國於江南的東晉朝廷，無論是政治影響，還是軍事實力，都極爲有限，不得不借助於自中原南遷的士族(即所謂“僑姓”，他們構成了東晉政權的核心)以及南方士族的聯合支持。晉元帝名義上是最高統治者，竟然對人說“寄人國土，心常懷慚”(《世說新語·言語》)，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可能出現強有力的皇權統治。爲了維持這種“共治”體制的存在，東晉朝廷必須對士族、特別是他們的代表人物，給以儘可能多的倚重和照顧。以至於使高門士族的首領得以和東晉皇室在實際上分享統治權力，他們控制了最重要的軍政實權，把皇帝的權力壓縮到有限的範圍之內。這是皇權衰微、士族得志的時代。在東晉所出現的門閥統治秩序，標誌着士族政治發展到了它的巔峯狀態。
對該問題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呂思勉、陳寅恪、週一良、唐長孺、王仲犖、嚴耕望、田餘慶、毛漢光、朱大渭等著名學者，都有所論列，特別是田餘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一書，更被學界尊爲經典之作。
琅邪王氏對晉元帝的擁戴之功無人可及，其盛極一時也無人可以比擬：據說元帝在即位之時，請王導共坐御牀，王導固辭乃止;王導長期任相，秉執朝政;王敦以“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的身份，總領兵權，坐鎮上游。王導、王敦內外相維，|軍國要津盡在掌握之中。故當時就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謠諺流傳。後來，當晉元帝要從王敦手中收回兵權時，跋扈專行的王敦竟然起兵攻破建康，致使元帝憂憤而死。此後王敦公然以武力遙制京城，完全不顧及君臣名分。王敦看到晉明帝不甘心作傀儡皇帝，在重病垂危之時，再一次起兵進逼京城。王敦雖因叛逆而被戮屍，但王導仍然安居相位，琅邪王氏的地位並未受到明顯衝擊。
這種皇帝和高門士族共掌國政的局面，在東晉延續了相當長的時問。王導死後，穎川庾氏(庾亮)、譙國桓氏(桓溫)、陳郡謝氏(謝安)，又先後控制朝廷中樞。庾亮兄弟以及謝安叔侄，忠心謀國而無個人野心，尚能夠與皇帝、皇室和諧相處;而在桓溫當政之時，獨斷專行，以至於廢立皇帝，也不再掩飾代晉自立的意圖。簡文帝因不堪忍受權臣逼迫，手詔桓溫，直言“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晉書·簡文帝紀》)。若非謝安、王坦之等設謀掣肘，桓溫完全可能提早結束東晉的統治。
東晉士族之盛，除了政治上以高門壟斷朝廷要職、軍事上以士人專兵之外，還表現爲在婚姻上實行門閥等級內婚制、在社會上強調籍貫(即所謂“郡望”)的`重要性。後兩者的目的，在於保持和顯示士族門第的高貴。以婚姻關係的締結而言，士族最講究門第對等，嚴格按照同類相婚的習俗行事。如果士族人物與庶族通婚，就會遭到社會輿論的譏笑。
(三)南北朝時期士族政治的演變
士族政治在南朝和北朝是按照不同的模式發展的。其歸宿也不相同。
南朝的士族政治，是沿着魏晉舊軌，走上盛極而衰的道路。這是由士族和皇權的微妙關係所決定的。南朝的開國皇帝皆非高門出身，而有軍將的經歷;他們對自恃門第清高而驕人的士族高門，既有隔膜又存防範;立國又出於所謂的“禪讓”，在易代之際需要士族上層人物爲之點綴。這就導致了天下易姓、士族依舊現象的反覆出現。士族高門也適應了這種頻繁的改朝換代，只要不影響自己家族“平流進取，坐致公卿”的官場利益，他們不屑於有忠君殉國之念，於是就有“市朝亟改，寵貴方來，陵闋雖殊，顧眄如一”(《南齊書·王儉傳論》)之說。再加之，他們高標放達，以躬親吏事爲恥，不願意講究治國經世之道，更不屑於統兵打仗，使得他們喪失了亂世之中承擔社稷重任的能力。這就決定了皇帝對士族的根本態度：只能在形式上借重，不可能在實際上倚重。
作爲南朝重要歷史現象的“寒門掌機要”，自然應運而生。出身寒門之士，在門閥政治之下受到壓抑，他們也願意借皇帝之力而謀求仕途發展。於是，他們成了皇帝最信任的政治力量。皇帝任命寒門之士擔任官品不高、機要性卻很強的職務(如：中書舍人、典籤)，讓他們參與各種核心機密，以削弱士族對皇權的控制。寒人的崛起，對士族政治形成很大沖擊。
更致命的“掃蕩”來自南朝後期的三次兵火劫難：樑朝末年的“侯景之亂”，以建康爲中心的僑、吳高門慘遭滅頂之災;西魏攻佔江陵之後，大批居住於此的荊揚士族被強制北遷;隋軍滅陳又有遷徙南方士族入關中之舉。至此，作爲一個整體的南方士族勢力，基本退出了歷史舞臺。蘭陵蕭氏在隋唐還保持着活力，應該算是江南士族的“一枝獨秀”了。
北朝的士族政治則另有自己的發展道路與特色。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學人》第九輯，l996年)一文，在這一研究領域有後來居上的價值。
北朝政權是以鮮卑族爲主體而建立起來的。留居中原未曾南遷的漢族士人，不得不向統治者俯首稱臣，而後參與到這一統治體制之內。北魏的皇權一直高居於士族之上，士族順序是依據現任官爵高低而定。北朝士族又是由鮮卑貴族和漢人士族聯合構成，這與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密切相關。據《魏書·官氏志》記載，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孝文帝“定姓族”時規定：鮮卑貴族中的八姓，“著勳當世，位盡王公”，應當與漢人士族高門“四姓”擁有對等地位、享受同等優待。由此可見，北魏士族高門的地位，完全由朝廷所規定，這與南朝士族地位出於先族文化傳統，因而有獨立於皇權之外的依憑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北朝的士族，只是朝廷的附庸，不表現爲對皇權的制約與抗衡。
北朝士族有強烈的從政願望和能力。他們的首領人物，不崇尚清談而是廣泛地參與實際政務，從而表現出傑出的軍政才幹，保證了他們在政治中樞的地位無法被取代。崔浩、李衝、李安世等高門士族，是他們所處時代最優秀的政治家，爲國家的穩定和發展，貢獻了聰明才智，特別是北朝士族決不鄙夷武事，他們樂於在統兵作戰的過程中建功立業。范陽盧氏、渤海高氏、河問邢氏這些北朝高門，都是累代名將紛出。北朝士族不乏將才，在戰火紛擾之時，有效地保證了他們的利益和地位。北朝士族的“雄武”之氣未曾衰減，與南朝士族的文弱脂粉氣質決不相類。
北朝士族有明顯的開放性與“務實”精神。當政者和士族主流大多不熱中於“區別士庶”(北魏前期崔浩當政、孝文帝改制時曾經強調過“士庶分途”，結果都招致了不滿和批評)，新興的權貴和地方豪強，可以通過僞託、假冒而搖身一變成爲士族。冒認門第在北朝是常見現象，並且得到了社會輿論的默許和寬容，特別是北魏分裂之後更是如此。這種風尚，打破了士族血緣的“純潔”(其實，由於北魏強制推行“胡漢通婚”，中原士族高門的血統已經無法保持純潔了)，但從政治利益來考察，它卻有效地擴大了士族的勢力。當政者不主張士族門閥化，而主張向社會吸納人才、開放仕途，選官用人更多注重“吏幹”，而不以門第高低爲取捨。這對於改善官僚隊伍素質、保持國家機構的政治活力，無疑是大有益處的。
因此，北朝的士族，與當政者達成了良性互動，在亂世之中保持和發展了自己的勢力。隋唐之世的士族，基本上是對北朝士族的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