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何只有中國有科舉

李弘祺：中國文明對全世界的貢獻之中，科舉是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科舉”，英文一般翻譯成the civil-service examinations，意思是公務員考試。如果把它擴大一點，也可以說成是甄選人才的辦法。孔子講“有教無類”，他認爲君子是一般人的表率，所以要選他來做政府的官員。這樣的觀念，也就是選人唯才能或者說唯道德，在西方是很晚纔有的。早在16世紀，一個叫門多薩的西班牙人到中國來旅行，回去寫了可以算是西方第一本書——以書的形式講中國的事情。裏頭就講到科舉制度。他說：中國沒有大學——他不瞭解我們的書院制度，但是中國有一套很好的選舉制度。而中國考試製度對西方的影響，實際上還早於16世紀。比方說，李約瑟研究中國唐代醫學的考試，他就認爲：中國醫學考試製度影響了阿拉伯人，經由穆斯林帶到中東阿拉伯國家，然後從阿拉伯國家傳到意大利的兩西西里王國，又從那裏傳到歐洲。在那以前，歐洲之前只有口試。

劉海峯：我們對世界文明的貢獻，物質文明領域主要是四大發明;在精神文明領域，中國對西方最大的貢獻是科舉制。這個觀點首先是由西方人在19世紀提出來的。1835年，有一個叫英格爾斯的英國人說：我們現在在東印度公司已經採用中國人的考試辦法來選拔人才了。如果哪一天，我們全英國也能夠採用這種辦法來選拔、考選我們的官員，那麼對英國甚至對整個歐洲社會產生的正面作用和影響，將要大於火藥和指南針。

近代以來，西學東漸是文化交流的基本走向，只有科舉是個特別的例外。所以西方人認爲，科舉是中國人賜給西方最重要的禮物。從15、16世紀以後，一些西方的人就開始介紹中國的科舉制度。到17、18世紀，就有人談到要學中國。孫中山在20世紀二十年代曾多次指出：“現在歐美各國的考試製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製度原來還是從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製度，就是世界上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鄧嗣禹在孫中山這段話的影響下，做了更深入的研究。1943年，他在哈佛大學《哈佛亞洲學報》發表了一篇《中國對西方考試製度的影響考》，現在已成爲西方漢學界的經典論文。我在1993年去英國倫敦大學的東方學院做了半年的訪問研究，也是專研究這個問題。在鄧嗣禹的七十幾條資料之外，我又找到五十幾條。後來寫了一篇論文《科舉制對西方考試製度影響新探》，2001年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關鍵的材料有兩三條，是西方人——主要是丁韙良說的。他當了很久的京師同文館的總教習，後來還當了一陣子的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等於說他當過北京大學校長。他在自己的書中直接說：科舉是“中國文明的最好方面”，“當今在英國、法國和美國正在取得進展的文官考試製度，是從中國的經驗中借鑑而來的。”我還找到另外兩條直接的材料，白紙黑字寫在裏邊。我認爲，在找到上述當時明確指出英美等國文官考試製度曾借鑑中國科舉制的寶貴資料後，科舉西傳說就可以確立了。

在一定意義上，科舉制對西方文官考試製度產生影響進而影響世界人才選拔制度，可以稱爲中國的“第五大發明”。西方人早有這樣的意思，我只是把它概括出來而已。當然以往也有中國人說珠算、中醫經絡理論，或者漢字等等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但這基本上都是中國人自說自話。而科舉對世界文明的影響，是西方人首先將其與四大發明類比的。

科舉制度是中國帝制時代後期整個社會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脈，是一個核心的制度。科舉制度存續的一千三百年間，對中國的社會歷史進程、官僚政治、文化教育，包括對文學乃至於社會心理都產生了非常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就是這個制度選拔了一千三百年間中國的大部分官員、大部分文學家和大部分學者。宋代《冊府元龜》等大部頭的類書，明代《永樂大典》，清代《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等都是進士們完成的。這些重大的文化工程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承、文明的延續都是非常重要的。他們這些人，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主幹，或者說是精英階層。

1905年廢科舉以後相當長時期，對科舉基本上是負面的評價占主導地位。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中國學者開始對此進行反思，到現在就比較全面和客觀了。

水上雅晴：近代以前，日本實施過兩次類似科舉的考選制度，第一次是從8世紀到11世紀，模仿中國的科舉實施過所謂“貢舉”考試，選拔候補官員。而考中“貢舉”考試的人，其地位比不上通過恩蔭進入官界的人。第二次是江戶時代的所謂“學問吟味”考試，這種考試僅僅有獎勵學問的意思，考中的考生只能獲得褒賞，不能獲得官位。總的看來，與韓國和越南相比，近代以前科舉對日本的影響比較輕微。

到了近代，神田孝平在明治二年(1869年)提出了“進士及第之法”，試圖樹立近代日本的官僚考試製度。但是他的提案沒有得到實施。不過，如天野鬱夫所講，日本初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推動樹立近代官制，在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七月公佈“文官任用令”，對行政、司法、技術三種官吏進行分科選拔。根據“文官任用令”的考選制度在1946年結束了，之後，國家公務員考試製度設定了，現在根據這種制度選拔官僚候選人。這種官僚考試製度對日本近代化作出了巨大貢獻。現代的國家公務員也通過考試選拔，十分類似科舉考試;日本高考也類似科舉考試，每年產生五十萬人左右的生員。所以，從某種角度可以說，日本自近代進入科舉時代，現在還處於科舉時代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日本人通過西方人重新認識到科舉的價值。根據“公議所日誌”，即日本最初議會的記錄，神田孝平在議會提到中國取士法，以此爲最好方式，並說：“西洋人常常稱揚之。”除此之外，美國羅格斯大學的David Murray(大衛·墨裏，1830-1905)教授在明治六年(1873年)，應文部大臣森有禮的邀請，作爲日本文教政策的最高顧問來到日本。他在建設近代學校制度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金惠經：韓國從高麗時代接受科舉制度以來，到了19世紀末期廢除，有一千多年的歷史。

丁克順：越南的科舉，受中國的影響很深。1919年是越南“最後的科舉”，1920年法國人來了，進行教育改革，越南的科舉時代就結束了。

主持人(楊華)：比中國還晚。

劉海峯：是世界上最晚廢止科舉的。

主持人(楊華)：越南最早的科舉是什麼時候呢?

丁克順：最早是1076年。但是北宋之前已有越南人到中國來學習，參加科舉考試。越南在10世紀後，開始實行科舉。

科舉制爲什麼有強大的生命力?

陳文新：科舉制度在中國延續的'時間長達一千多年。這期間朝代經常更迭，但都照樣實行科舉制度。科舉的影響波及到世界。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科舉制度有那麼多問題或者說弊病，爲什麼還有那麼強的生命力?我想，主要的原因在於，科舉制度的功能，一方面是選拔人才，讓寒門子弟有了改換門庭的可能，讓有能力的讀書人有機會與帝王共享權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同等重要的一個方面，那就是在淘汰人才方面副作用最小。

當一個社會消化不了那麼多人才的時候，就必然有一部分人才找不到用武之地。人才沒有得到合理的任用，對人才個人來說是一件難以承受和難以面對的事情，而對於社會來說，就必須用一個較好的方式，讓他們即使在心理上依然有忿忿不平的情緒，但至少在行動上能夠不和社會形成一種劇烈的對抗。科舉制度在解決這個難題方面效果是比較好的。第一，考生並不認爲他是被朝廷刷掉的。因爲在明清時代的殿試中，皇帝從來不刷人，皇帝的作用是定名次、提高考試的規格。有皇帝做主考官的考試，當然是規格最高的考試，考試也因此顯得莊重、隆重、有神聖感。這種神聖感有助於加強考生服務於國家的意識。第二，考生也不認爲他是被某個考官有意識地刷掉的。在科舉考試中，所有被刷掉的人，除了極少數人認爲他們是被某個考官有意識刷掉的以外，大多少人不會這樣想，因爲在宋以降的考試中，一個考官，我們且不說他有意識刷掉一個人很難，他有意識錄取一個人也很難。考官很難知道他改的是誰的卷子。科舉制度在淘汰人才方面副作用較小，主要表現在這兩個方面。而世卿世祿和兩漢的察舉制，在這兩個方面都有較明顯的副作用。

說到中國科舉制度對人類文明進程的影響，不能不提它在傳統讀書人人格塑造方面的功能。清人趙翼寫《廿二史札記》，討論到元朝末年的情況，其中有一個標題叫“元末殉難者多進士”。元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少數民族統治了漢族。但在元王朝行將滅亡的時候，殉難的人仍以進士居多。爲什麼進士羣體更能與王朝同患難共命運?當然與他們得到了王朝的好處有關，但這只是一個方面。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進士階層重視價值擔當。儒家強調殺身成仁，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用傳統儒家經典來做考試教材，的確有助於讓這個社會的一部分人以人格上的精英來自居——不是一般意義的精英——是人格的精英。

劉海峯：補充一點，有一個元代的漢族人在著作中說，他發現：金代《登科記》裏的這些進士，在金朝快被蒙古滅掉的時候，很多都成爲死難烈士，爲金效勞都是漢族的。同樣南宋也是這樣，文天祥是狀元;還有真德秀、陸秀夫這些人，都是進士，是同榜進士。包括明朝末年，也是這樣。這是一個道德薰陶和氣節培養的結果。這其中當然有科舉制度的因素。

金惠經：朝鮮被日本滅亡的時候，最頑強抵抗的也都是科舉出身的人。其實這些現象，我想世界各地都一樣。遇到國家危難的時候，這些衝在最前面的差不多都是(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