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名人的愛國故事彙編15篇
關於名人的愛國故事1
革命家陳天華，在日本留學時，聽見沙俄軍隊吞佔滿洲，敗北沒有潛力的清當局又要同沙俄私訂喪權辱國公約的動靜後，他悲忿欲絕，當即在留學生中召開拒俄大會，組織拒俄義勇軍，籌辦回國入戰。
回到宿舍後，咬破本身手指頭，以血指書寫救國血書，在血書裏陳述亡國的悲慘，當亡國奴的酸楚，鼓動同胞起來戰鬥……他連着寫了幾十張，終因流血過多而暈倒，可嘴裏還在不停地鹹：“救國！救國！”
關於名人的愛國故事2
在愛國者“妙筆”與中國郵政聯合發佈的多媒體郵票的發佈會上，講到北京申奧成功的時候，馮軍哭了，聲音也隨之變得哽咽。這多少讓在場的記者有一點尷尬，因爲大家都拿不準這個時候是不是還該遵循談話禮貌直視他的眼睛。
這是全世界第一枚能夠“發聲”的郵票，小小四聯方寸間，容納了313首唐詩。用“愛國”的妙筆一點，詩配樂就會播放而出。馮軍告訴記者，發佈會後他馬上要去機場，此行參加歐洲四個國家的不同會議，內容大多都與此郵票有關。他的激動，來自於“經過一個甲子的輪迴，如何藉着閱兵建立起來的民族自信心，在科技特別是文化方面實現中華民族的騰飛”。
他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善於用激情自我感染、同時也感染別人的人。這類人一般都擁有異於常人的強大內心，支持其所有的堅持與鬥志，不容半點躊躇遊疑。而有時此種激情，或許恰恰是他們得以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
馮軍的多年搭檔、華旗資訊副總裁張永捷告訴《新世紀週刊》：“我覺得一個企業家，理性固然重要，激情更爲重要。過於理性的人會畏首畏尾，因爲經過理性的分析後做很多事情的條件都是不完備的，如果把方方面面都想清楚了，先機可能已經失去了。對一個企業家尤其是創業型的企業家來說，關鍵是要敏銳地把握機會，勇敢地做出決策，並且快速地反應，這是我來華旗後感覺到的最大不同。”
事實驗證了張的說法。在中關村這個每天都在上演生死存亡遊戲的地方，1993年開始創業的馮軍，持續保持一種又擰又倔的激情，帶領華旗走過16個年頭。連續10年保持近60%的增長率，並以30%以上的佔有率，連續9年佔據國內移動存儲市場龍頭地位。2009年，連續三年虧損的數碼相機業務也進入盈虧平衡階段，利潤已然不遠。
有評論稱，華旗的發展路徑很 “中國”：先是倒賣技術含量低的產品，接着通過代理國外著名品牌取得快速發展，最後在磕磕絆絆中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並把它逐漸發展壯大。
但馮軍對記者說：“我現在是牆頭騎自行車，不能停，就得騎下去。”
寧找死，不等死
2005年，馮軍決定做數碼相機。
其時，國內的數碼相機櫥窗被一水兒的日本品牌佔據：佳能、索尼、尼康、奧林巴斯??入門級價格也得三四千元。IDC(互聯網數據中心)2005年3月發佈的一份《2004-2009年中國數碼相機市場分析報告》顯示：2005年，中國數碼相機市場規模將近449.5萬臺，較前一年增長65.9%;2006年，中國數碼相機市場規模將達635.3萬臺，總體銷售額約146.2億人民幣，其中進口相機總價值高達13億美元。
如此巨大的市場讓馮軍心動，市場完全被日本人佔據讓他很不爽。彼時，愛國者的U盤已在市場上取得了絕對優勢地位，MP3、MP4、MP5也業績斐然，但“數碼領域還有一個巨大的空間，就是數碼相機”。其實，2003年7月華旗的數碼相機部門就已經成立，但產品一直沒有上市。剛剛在對韓國三星數碼播放器的戰役取得完勝的馮軍，想用同樣的方法來對付日本數碼相機。
但相對於國外品牌，國產數碼相機面臨着兩個無法迴避的劣勢：一是品牌，二是技術。日本企業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數碼相機的研製，進入90 年代，索尼、佳能、奧林巴斯、尼康已經開始相繼在中國推出新品了。慢慢的，馮軍發現不僅複製對三星的勝利比較難，而且國產數碼相機正集體面臨滅頂之災。
2004年底，曾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數碼相機生產線的清華紫光和北大方正相繼放棄賠錢的數碼相機業務。2006年1月，柳傳志宣佈聯想取消數碼相機產品部門，相關業務合併到外設部門。
至此，曾一起投身數碼相機領域的數家國產品牌，只剩&ldquo ;愛國者”。
馮軍決定堅持，被很多業內人士稱做“找死”。但“寧可找死，也不等死”的他，有自己的打算。
“儘管數碼相機的核心技術不能很快掌握，但可以邊做邊學。即便一時沒有核心技術，也完全有勝出的可能。就像日本相機儘管在光學技術上有很深的造詣，但他們大都採用德國製造的鏡頭，這也沒有妨礙日本企業超過德國成爲世界頂尖品牌。”他認爲可以利用“愛國者”多年的積累，嘗試將日本品牌的技術優勢與國產品牌的成本控制和渠道優勢結合，進行自主技術研發，實現對以索尼爲首的日本品牌的“革命”。
還有關鍵的一點，那時的他已經看清數碼相機未來將會是越來越普及、越來越平民化的產品，市場潛力不可限量。若不在此時佔領先機，以後恐怕機會都沒了。只有在更新頻繁的數碼市場“等死”的份兒。
堅持的機會
儘管已經預見到困難，2006年還是成了馮軍最難熬的`一年。數碼相機連續出現投入性虧損，2005、2006兩年虧損的研發費用高達6000多萬，不斷吃掉集團其他部分的盈利。2006年底，華旗14年來第一次沒有給員工分紅。整個公司一片愁雲慘霧，數碼相機部門經理因爲壓力過大，堅持辭職。
馮軍坦言，那是他壓力最大的時候。他親自到各個部門給員工鞠躬，“大家一年辛苦了，沒有掙錢是我馮軍的錯，是我堅持要做數碼相機”。道歉之餘，不忘了加上：“但是我相信我們將來一定能把不可一世的日本品牌打敗。另外我們要掙錢，數碼相機未來的市場非常大，只要我們品牌能佔領前三位的市場份額，就一定能拿到非常好的利潤。”
“就是在最困難的時候，他也在堅持。”張永捷告訴記者。
堅持是馮軍的強項。清華大學土建專業出 身的他，最信奉“行勝於言”、“水滴石穿”。他親歷過用MP3戰勝三星的“惡戰”，也眼見國產品牌的彩電硬生生把日本品牌一步步在中國市場上拖垮，“總有一天，數碼相機領域也一定會出現國產品牌逼着日本品牌玩命大跳水的現象!”他目的明確：儘管消費者未必去購買“愛國者”相機，但“愛國者”能夠通過低價高質讓日本品牌將他們的二線數碼相機從均價3000多元降到2000元。
事情就是這樣，勝利果實的甜美，未必屬於最有實力最有能力的那個人，而往往會被堅持到底者嚐到。
2005年，“愛國者”推出兩款700萬像素數碼相機，售價分別爲1499元和1799元，價格遠低於同樣配置的日本品牌。不久，華旗正式向市場推出中國第一臺800萬像素數碼相機，全球同步上市，定價2999元。不久，中關村等各大數碼市場的日本品牌相繼降價，幅度平均在1000元以上。
馮軍告訴記者，僅這一款相機，“愛國者”研發性虧損3000萬，但“雖然華旗虧了，消費者贏了”。他算了一筆賬，中國人每年大約消費600萬臺日本數碼相機，“愛國者”相機上市之後，即使中國消費者的購買量不大，但“愛國者”的價位和質量有目共睹，日本品牌肯定被迫降價。一臺平均降 1000，600萬臺相機就是60個億。“當你知道因爲‘愛國者’讓你省了錢，你起碼會感激我吧?即使你今天沒有買‘愛國者’的產品，但是總能讓你對我增加點好感吧?”馮軍說：進入消費者的心智，比進入市場更重要。
雖然“價格戰”爲很多人所不屑不 齒，但“愛國者”數碼相機恰恰是在與日本品牌的價格戰中慢慢站住了腳跟，找到了位置。
2009年初，“愛國者”把2008年銷售成績不錯的800萬像素主流產品T60價格從1200—1300元直降至999元，配合“2009 年，我們都是愛國者”的應時廣告語，連續幾個月，在國美的銷量都保持首位。“中國數碼相機有史以來第一次銷售超過了日系品牌”，張永捷告訴記者，除了價格因素，“奧運後中國人對民族品牌的信心”、宣傳攻勢都是銷量連續出現新高的原因。並且，張說，這款相機沒有出現虧損，是在研發成本、投資成本已經很好收回的前提下進行的降價。
張永捷說，雖然有愛國者音樂網、國際象棋俱樂部、動漫公司等多種業務子公司的存在，但數碼產品是華旗堅守的領域，這其中，“形象產品和公司戰略性產品就是數碼相機”。張還向記者透露，去年和今年，華旗的數碼相機業務已基本在盈虧平衡間。“利潤一定會來的，所以一定要堅持。”張說。
“愛國”生意
在數碼相機領域，除了堅持和價格戰，馮軍還有一招，叫“差異化競爭”。今年4月，愛國者數字水印相機正式發佈。這是一款完全具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全新產品，在成相時可以在照片中加上類似於鈔票防僞性質的水印：作者姓名、身份證號碼等，都可以嵌入進去，而肉眼看不見，從而可以解決數碼照片的保真、知識產權糾紛問題。
馮軍告訴記者，華旗已爲這項技術申請了全球專利，包括PCT和美國專利。這就意味着，即使是日本品牌的數碼相機想要使用這項技術，也必須向“愛國者”支付專利使用費。“我的理想，是讓日本的攝影師和普通用戶，非得用上打着&l squo;愛國者’商標的中國品牌的數碼相機，讓他們在日本本土使用這樣的相機。”
這番話聽起來有些意氣用事，但“民族情結”是馮軍從不避諱的一塊招牌，也是他當年之所以給公司取名“華旗”，給產品命名“愛國者”的原因。
當然，水印相機不僅僅是意氣的產物。除了自主的知識產權，它的目標顧客並不是普通消費者，而是公檢法等政府機關部門。在中國，政府採購對任何一家企業來說都是一塊大蛋糕，已在移動存儲的政府採購方面獲得不錯業績的愛國者，當然不想放過又一片藍海。
馮軍是個極爲聰明的人，深諳“特點”對於企業的重要性。與衆不同，這往往是要人記住你的前提，也可能是從此認可、鍾情的開始。
2008奧運會期間，國外遊客衆多，光引導遊客的中國志願者就有10萬名。馮軍找來“李陽瘋狂英語”合作，充分利用“愛國者”妙筆的點讀技術，擔任起了奧運會的“語言培訓供應商”。小小一根能夠發聲的“妙筆”，短短3個月完成了10萬名志願者應用英語的培訓任務。愛國者還做了妙筆點讀版中英文北京地圖、點讀版故宮、點讀版京劇等中國文化系列產品，“妙筆”還成了中國奧林匹克博物館的語音導航，來自全世界的非註冊記者胸前都掛上了帶有“愛國者 ”LOGO的牌子。
此後，穿針引線的國際奧委會前主席薩馬蘭奇成了華旗的榮譽顧問。
“薩馬蘭奇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愛國者，他在國際奧委會也是志願者，一分錢不拿。他出任 ‘愛國者’顧問和出任奧委會一樣，免費。”馮軍告訴《新世紀週刊》，薩馬蘭奇曾把他請到巴塞羅那的家中，討論“妙筆 ”在西班牙畢加索博物館中應用的可能性。
與奧運對接是華旗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愛國”、“民族情結”不僅是馮軍個人的一種情愫，還成了華旗集團的個性標籤，更在08、09年迎合了整個社會民族情緒的爆發。
2009年9月，作爲電影《建國大業》的贊助商之一，愛國者借“愛國電影”配合“2009年，我們都是愛國者”的年度口號，爲“愛國者全景相機”大做文章。此前，它還曾獨家冠名《集結號》，借用張涵予的硬漢形象，爲“愛國”代言。
“1+1=11”，是馮軍提出的營銷模式。“看似不相干但方向一致的東西相結合，就可產生預期的營銷效果。”他說。
雖然數碼相機在數碼領域佔據了技術的高端，還能充分滿足揚眉吐氣的民族情感需要，但馮軍並沒有把公司的所有力量全都集中於相機上。華旗集團在數碼領域的產品線拉得很長：相機、移動存儲、音頻視頻播放、妙筆、手機，去年還推出了世界上最小的掌上電腦MID(Mobile Intetnet Devices)。
馮軍對記者坦言，拉長產品線是出於保守的安全考慮。數碼產品更新換代太快，如果只保持一兩種產品，當這種產品被庸俗化平民化以後，不僅利潤會受影響，企業也很容易失去前進的動力。
“數碼領域很累。得拼命跑，去搶新產品，這也是民營企業的活力。因爲沒什麼安全感，所以就得不停地創新，不停地努力。”他說。
關於名人的愛國故事3
近代科學先驅、著名工程師詹天佑，在國內一無資本、二無技術、三無人才的艱難局面面前，滿懷愛國熱情，受命修建京張鐵路。他以忘我的吃苦精神，走遍了北京至張家口之間的山山嶺嶺，只用了500萬元、4年時間就修成了外國人計劃需資900萬元、需時7年才能修完的京張鐵路。前來參觀的外國專家無不震驚和讚歎。當時，美國有所大學爲表彰詹天佑的成就，決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學位，並請他參加儀式。可是，詹天佑正擔負着另一條鐵路的設計任務，因而毅然謝絕了邀請。他這種爲國家不爲個人功名的精神，贏得了國內外的稱讚。
關於名人的愛國故事4
吉鴻昌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鴻昌將軍被蔣**逼迫下野，到國外“考察實業”。船到美國，吉鴻昌就接二連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裏的頭等旅館不接待中國人，卻對日本人卻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鴻昌要往國內郵寄衣物，郵局職員竟說世界上已經不存在中國了，吉鴻昌異常憤怒，剛要發作，陪同的使館參贊勸道：“你爲什麼不說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說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禮遇。”吉鴻昌當即怒斥：“你覺得當中國人丟臉嗎，可我覺得當中國人光榮!”爲抗議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人的歧視，維護民族尊嚴，他找來一塊木牌，用英文仔細地在上面寫上：“我是中國人!”
關於名人的愛國故事5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當時任加利福尼亞工學院超音速實驗室主任和“古根罕噴氣推進研究中心”負責人的錢學森深爲祖國的新生而高興。他打算回國，用自己的專長爲新中國服務。但那時候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歸國不易，而錢學森的專長又直接與國防有關，美國千方百計要將他留下不讓他回國，他歷盡艱辛才終於回到祖國懷抱。
關於名人的愛國故事6
弦高是鄭國的一位行商，經常來往於各國之間做生意。魯售公三十三年（前627年）他去周王室轄地經商，途中遇到秦國軍隊，當他得知秦軍要去襲擊他的祖國鄭國時，便一面派人急速回國報告敵情，一面僞裝成鄭國國君的特使，以12頭牛作爲禮物，稿勞秦軍。秦軍以爲鄭國已經知道偷襲之事，只好班師返回。鄭國避免了一次滅亡的命運。
關於名人的愛國故事7
明代著名戲曲家湯顯祖先生十二歲就有了功名，少年時便名冠一時，很受當地人們的尊重。
有一天，鎮上一位老紳士病故，喪主特派家人去請少年湯顯祖先生寫祭文。可偏偏另一個村子裏有位老農做壽，其子女也來請他去寫壽聯。顯祖一想，按理說，死者爲大；可按情論，死者停靈多日，一篇祭文只要在出殯前寫畢就可，而做壽卻只能在當天宴賓客時使用，何況眼下壽星家生活艱難，拿不出什麼潤筆費，我小小年紀，不可勢利。就回答那家喪主，他遲一天到，肯定誤不了事的。說完，湯顯祖先生先去了壽星家把壽聯寫完，這才連夜往鎮上趕。
再說鎮上那家，因爲家產富有，來弔唁的親朋衆多。其中一位遠親狂生，自恃有些文才，聽說要等個什麼湯顯祖先生來寫祭文，不由冷笑道：“一篇祭文，區區小事，拿什麼架子。”他吩咐僕人筆墨伺候，鋪開宣紙，洋洋灑灑，直寫到次日天明。
正自鳴得意呢，湯顯祖先生來了。狂生沒料到這麼小的子女也敢舞文弄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裏。當地好事的就慫恿湯顯祖先生也寫一篇。湯一看狂生的文章，都是些陳詞濫調，矯揉造作，全無真意，心中很不以爲然。也是年輕氣盛，便不客氣，只見他略一思索，拿起筆來，幾乎是一氣呵成，驚得衆人一片叫好！那狂生見了，自知技不如人，只好甘拜下風。
狂生拿起自己熬了一夜心血寫成的東西，請湯顯祖先生評點。滿以爲湯多少會誇讚幾句，也多少挽回些面子。哪知道湯顯祖先生只是在結尾空白處寫了一句曲詞：“他去也，怎把心兒放。”狂生起先以爲湯顯祖先生是補充去世人心態的，好在他不算太笨，細一琢磨，才悟出原來人家寫的是一字謎，這一字就是對他文章的評價，那臉刷地就紅了，心想，幸虧沒求人家說出來……
關於名人的愛國故事8
波蘭著名作曲家鋼琴家蕭邦，19歲從音樂學院畢業時已經很有名氣了。後來他決定出國深造。在朋友舉行的送別晚會上，朋友們贈送給他一隻裝滿祖國泥土的銀瓶。這隻銀瓶一直伴隨着他19年。1849年秋天，蕭邦病重垂危。臨終前，他囑咐從華沙趕來的姐姐：“波蘭反動政府不會允許將我的遺體運回華沙，就把我的心臟帶回祖國去。”
關於名人的愛國故事9
革命家陳天華，在日本留學時，聽到沙俄軍隊侵佔滿洲，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又要同沙俄私訂喪權辱國條約的消息後，他悲憤欲絕，立即在留學生中召開拒俄大會，組織拒俄義勇軍，準備回國參戰。
回到宿舍後，咬破自己手指，以血指書寫救國血書，在血書裏陳述亡國的悲慘，當亡國奴的辛酸，鼓舞同胞起來戰鬥……他一連寫了幾十張，終因流血過多而暈倒，可嘴裏還在不停地鹹：“救國！救國！”
關於名人的愛國故事10
丹麥著名童話作家安徒生跟德國的奧古斯登堡原來是要好的老朋友。
1848年普魯士侵入丹麥的國境，這種侵略行爲引起安徒生的極大憤怒。四年後，他到德國去旅行。許多德國朋友涌到車站去迎接他。一位朋友說：“奧古斯登堡公爵夫婦在家裏等您，希望您去和他們會見。”“我不願去見他們，奧古斯登堡參加了四年前普魯士侵丹麥的戰爭，我怎麼能去看這家人呢？”安徒生憤怒地說着。從此，兩位老朋友斷交了。
關於名人的愛國故事11
1988年3月13日一位14歲的優秀少年在熊熊燃燒的烈火中犧牲了，他的名字就叫賴寧。那天下午3點左右，因八級大風，把縣城附近一家工廠的電線杆吹倒，造成電線短路，引起了大火。風助火威，火越來越大、燒得越來越遠。此時，森林、電視衛星接收站和附近的油庫都面臨着巨大的危險。賴寧看見後立刻趕到火災現場。他找到了一棵松枝奮不顧身地衝向前奮力撲火。雖然，消防隊員曾勸阻大家別往火中硬闖，但賴寧不忍心看到國家財產遭到嚴重損失就去撲火。最後大火終於撲滅了，但賴寧卻犧牲了。
關於名人的愛國故事12
鄭成功是我國偉大的民族英雄，名森，字明儼，號大木，福建省南安石井人，出身於官商家庭。 16xx年農曆七月十四日，誕生於日本長崎縣平戶市千里浜。在日本渡過七個春秋，16xx年間隨從其叔芝燕等回國，住安平（晉江市安海鎮）鄭府。鄭成功自幼聰明敏捷，八歲能通讀四書五經，十歲能寫入股文，文章過人，詞藻華麗典雅，十一，二歲，兼習春秋左傳，孫吳兵法，並能舞劍學射。十五歲的稟生，二十一歲攻入南京國子監太學，氣字軒昂，才華橫溢，獲得師長稱讚：“此人英雄，非人所得比。“
340年前的今天，侵佔臺灣38年的荷蘭殖民者向鄭成功投降，寶島臺灣重回祖國的懷抱。人物：“復臺開臺“第一人。民族英雄鄭成功（16xx—16xx），福建南安人。初名森，字大木，父爲鄭芝龍。後明隆武帝賜姓朱，改名成功，字明儼，國內外都尊稱他爲“國姓爺“。由於時代與形勢的要求，鄭成功先是擔負起反清復明的使命，後來又順應歷史潮流，率軍驅逐
作案荷蘭侵略者，收復祖國領土臺灣，這體現了當時中華各族人民的利益。鄭成功是第一個收復臺灣的民族英雄，是第一個打敗西方殖民者的東方人。
關於名人的愛國故事13
楊靖宇21歲參加革命，1940初，他被日軍圍困，身負重傷，啃不動樹皮，只能將棉衣裏的棉花和着冰雪吞下去充飢。日軍勸降不成，便放亂槍，年僅35歲的楊靖宇壯烈犧牲。殘忍的日軍剖開他的遺體，當看到他的胃裏只有野草和棉絮時，這些被楊靖宇帶領的抗日聯軍弄得焦頭爛額的侵略者全呆住了。在冰天雪地的長白山密林中，支撐着楊靖宇與敵人戰鬥的力量是對祖國的一腔熱愛之情。
關於名人的愛國故事14
1950年，數學家華羅庚放棄在美國的終身教授職務，奔向祖國。歸途中，他寫了一封致留美學生的公開信，其中說：“爲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爲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爲了爲人民服務，我們應當回去；就是爲了個人出路，也應當早日回去，建立我們工作的基礎，爲我們偉大祖國的建設和發展而奮鬥。”回國後，華羅庚進行應用數學的研究，足跡遍佈全國23個省、市、自治區，用數學解決了大量生產中的實際問題，被稱爲“人民的數學家”。
關於名人的愛國故事15
朱自清
朱自清是清華大學教授，著名的文學家。抗日戰爭結束後，美國政府一方面支持蔣**發動內戰，一方面又利用簽定條約的辦法在中國獲取了許多特權，還加緊武裝戰敗國日本，對中國重新造成威脅。當時社會上物價飛漲，物品奇缺，很多人在飢餓和死亡線上掙扎。人民對美國十分不滿，反抗的呼聲越來越高。美國爲了支持蔣**，就運來一些麪粉，說要“救濟”中國人，好讓中國人“感謝”美國，不反對它。
朱自清看透了美國的用心，認爲美國的救濟是對中國人的侮辱。他和一些學者一起，在一份宣言上莊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份宣言表示，堅決拒絕美國的“援助”，不領美國的麪粉。當時，朱自清正患嚴重的胃病，身體非常瘦弱，體重還不到40公斤，經常嘔吐，甚至整夜不能入睡。拒領救濟粉意味着每月生活費要減少600萬法幣，生活更加困難。可是爲了維護中國的尊嚴，他堅決拒絕那些別有用心的“賞賜”。他在日記中寫道：“堅信我的簽名之舉是正確的。因爲反對美國武裝日本的政策，要採取直接的行動，就不應逃避自己的責任。”
兩個月後，朱自清因貧病交加，不幸去世。他寧肯捱餓而死，也不肯領帶侮辱性的“救濟”，表現了一箇中國人應有的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