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鄧世昌血戰黃海的愛國故事

甲午戰績：在1894年9月17日的黃海海戰中擔任致遠艦管帶，戰中，連連擊中日艦。致遠艦以一敵四，後撞向日艦吉野號。致遠艦被擊中後，鄧世昌墜海，拒絕相救，以身殉國。

提到甲午海戰，很多人首先想起的可能不是挪用海軍軍費的慈禧太后，也不是最終簽訂《馬關條約》的李鴻章，而是那位用軍艦撞向日艦、慘烈報國的鄧世昌。除去後世對鄧世昌當時的行爲的爭議，今天我們重新回顧那段歷史，只是希冀或許從悲劇中獲得些許教訓，得到些許警示。

潛龍入海

1868年，閩浙總督左宗棠創辦船政局，在福州馬尾效仿西方建立造船廠，後清廷派林則徐的女婿沈葆禎總理船政大臣，創辦福州船政學堂，培養中國自己的艦船和海軍人才。當時，招收了廣東籍通曉英文的學生共十人到福州船政學堂肄業，鄧世昌便是其中之一。由於他學習目的明確，且又聰穎過人，入學後的各門課程考覈皆列優等，深受沈葆楨的青睞和器重。

然而，儘管表現優異，鄧世昌的事業卻並非一帆風順。在以福建學生爲主的福州船政學堂，廣東籍的鄧世昌可能受到一定排擠，如達到條件卻因“人才短缺”這樣的藉口，錯失出國學習的機會，從側面也印證了這一點。

1880年，直隸總督李鴻章聽聞鄧世昌“熟悉管駕事宜，爲水師中不易得之才”，便調鄧世昌到北洋差遣。隨後，鄧世昌隨丁汝昌赴英國接購新船，期間，他趁機考察西方海軍的發展情況，以彌補未能出國學習的遺憾。

1882年，朝鮮政局發生動亂，日本擬趁機發動戰爭。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奏調浙江提督吳長慶率師東渡援助，命鄧世昌以兵艦護送。鄧世昌駕“揚威”，“鼓輪疾駛，迅速異常，徑赴仁川口，較日本兵艦先到一日”，“日兵後至，爭門不得入而罷”。事平後，薦保遊擊，並被賞勃勇巴圖魯勇號。

北洋大閱海軍時，英法美日等國水師提督借來觀操，會辦海軍大臣李鴻章以鄧世昌訓練得力，奏諭旨賞換噶爾薩巴圖魯勇號，覃恩賞給三代一品封典。鄧世昌深知國家處危亡之時，報國的心情殷切，常與身邊的人說：“人誰不死，但願死得其所耳!G席波濤，不避艱險。”

碧海丹心

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清政府派淮軍增援鎮壓，日軍也藉口保護使館與僑民派兵進駐漢城。日方對戰爭蓄謀已久，因此不斷增兵，最終發動豐島海戰，引發甲午戰爭。

日本不斷增兵的同時，也向清政府拋出要求共同改革朝鮮方案，侵略意圖十分明顯，清政府令李鴻章備戰。而此時，李鴻章仍不主張添兵赴朝，並希冀中日能共同撤兵。直到中日談判破裂，日本正式發動戰爭後，李鴻章纔不得不應戰。

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師護送4000餘名援軍入朝，返航時在大東溝遭遇日軍襲擊，北洋水師倉促應戰，黃海海戰爆發。

接敵途中，丁汝昌命令將艦隊由雙縱陣改爲橫陣，由於向兩翼展開需要時間，不待隊形完備，旗艦“定遠”的管帶劉步蟾便擅自下令發動攻擊，此時，距離敵陣還有5300米，北洋艦隊僅形成了較爲散亂的人字形陣型，完全未處於有效的對陣狀態。劉步蟾此炮將其緊張的心情暴露無遺，相比較日軍在北洋水師發炮後，繼續挺進達三分鐘之久，直至距離3500米時，纔在有利陣型上開炮還擊的舉動，或許第一炮就已經暗示了戰爭的勝負。

日軍甫一開炮，便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將定遠望臺打壞，在望臺上督戰的丁汝昌受到重傷。丁汝昌的墜艦，給士氣帶來極大的損傷，進一步也加劇了北洋水師的混亂狀態。由於日方艦艇具有快速的.優勢，很快形成太極陣，裹住北洋水師的人字陣，並漸漸攻入人字陣腳，將致遠、經遠、濟遠三艦隔絕於陣外。

鄧世昌駕駛致遠一艦，由於他抱着必死的決心，故而攻敵最力，兩陣甫合，其他船還在後面，致遠便獨自向前猛駛衝鋒直進，開放船首船尾英國製造的十二噸大炮，並施放機器格林炮，先後共百餘出擊。

此時其他艦艇已在一片混亂之中，無一艦能勇往協助致遠，致遠顯示出孤軍深入，無復後繼的態勢。日艦見有機可乘，便以四艦環攻致遠艦，致遠多處中彈，船身傾斜，情況十分危急。

在此危急時刻，鄧世昌認爲：“倭艦專恃‘吉野’、苟沉是船，則我軍可以集事。”他激勵將士說：“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於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這時吉野艦迎面駛來，鄧世昌於是下令以最快的速度向“吉野”衝去。日軍發現了致遠的企圖，便集中火力，轟擊致遠，最終，致遠在炮火下沉沒，鄧世昌墜入海中，此時，鄧世昌的隨從劉忠遞給他一根浮木，但他堅決不接，憤然地說：“事已如此，誓不獨生!”有義犬見主落水，也跳水相救，鄧世昌按犬頭入水，最終殉國，年僅45歲。英法各國水師觀戰者皆感嘆世昌之忠勇爲不可及。

鄉黨與民族

事實上，甲午海戰中出現了不少像鄧世昌這樣英勇獻身的英雄，然而即使這樣，也改變不了甲午海戰慘敗的事實。這場改變了中國近代命運的重要戰役，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教訓呢，首先要從鄉黨說起。

中國人有着強烈的鄉邦觀念，這本無可厚非，但如果私交和公事無法分開，就很容易形成鄉黨，從而忽略國家利益，產生惡劣的影響。

上文曾提及，福州船政學堂的學生多爲福建人，廣東出身的鄧世昌在其中受到排擠。在以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生爲主力的北洋海軍中，這種情況並未有多少改變。特別是國外留學歸來的畢業生被委以重任，在北洋海軍中居於高級地位，也進一步加劇了鄉黨的劃分。

即使是北洋海軍的最高指揮官，提督丁汝昌，也因爲非福建人及非海軍出身而備受排斥，即《清史稿》所說“軍故多閩人，汝昌以淮軍寄其上，恆爲所制”。再引黃海戰役中擅自開炮的劉步蟾爲例，《清史稿》描述其“步蟾通西學，海軍規制多出其手，顧喜引用同鄉，視統帥丁汝昌蔑如也。時論責其不能和衷，致僨事。”在這種氛圍下，鄧世昌自不能免，“獨世昌以粵人任管駕，非時不登案，閩人鹹嫉之”。

鄉黨意識對於戰爭的影響不言而喻，最高指揮官起不到本應的統帥作用，造成的羣龍無首狀態，助長了北洋水師的散漫之風，這從劉步蟾未接到丁汝昌命令的時候擅自開炮就可看出。而在鄉黨觀念指導下的親疏遠近判分，也導致了致遠號被四艘日艦圍攻時未有後援，受到嚴重損傷。致使鄧世昌最終以身殉國，亦未嘗不是被鄉黨觀念所害。

私兵與國軍

鄉黨觀念或許敗了一戰，而敗了一國的，卻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先從北洋水師說起，北洋水師名義上是清政府的海軍國防力量，實際上卻是李鴻章淮軍的私人武裝，以至於清廷想要調動水師，必須經過李鴻章的同意。因此，雖然說甲午戰爭爆發在日本與清朝之間，但是真正對抗日本舉國之力裝備的精銳武裝的，其實是李鴻章的淮軍——由於淮軍的失利，清政府才調湘軍繼續抵抗日軍。一國與一軍的對戰，實力不對等實屬正常。另外，李鴻章在戰爭前和戰爭中的“避戰”也另有深意。

太平天國迅速在南方諸省橫行，而清朝的八旗與綠營皆潰不成軍。曾國藩、李鴻章趁勢而起，用十數年時間平定叛亂，成爲“同治中興”的功臣。正是因爲這場戰爭，曾國藩、李鴻章所率領的湘、淮二軍，能夠脫穎而出，力壓八旗、綠營。湘淮二軍在平定叛亂之後，並沒有功成身退，而是漸漸有獨立的勢頭。中央權威雖然已經旁落，但是名分依然還在，國家行政力量依然操控在中央手中。地方勢力因不能團結，反而被中央藉機操縱、抑揚其間。其中最着者，莫過於推恩左宗棠，任命張之洞，以此平衡湘淮勢力。

在甲午戰爭期間，翁同爲首的清流鼓譟一戰，逼李鴻章出兵，其目的也就在於借日本之手削藩。李鴻章豈不知其用心，然私兵皆軍費所養，兵臨城下之時，也無法一直躲避。但北洋水師一旦完了，李鴻章也失去了所恃，因此囑咐丁汝昌等人避戰自保。以一私心所養之水師，而敵一國之水軍，勝負早已註定。

結語

鄧世昌能以“致遠”一艦敵四艦，終難改甲午戰局，可知北洋將領非不英勇，非不盡力，實有天亡而非戰罪之慨。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考察了北洋水師自身存在的鄉黨問題，以及北洋水師作爲李鴻章私兵，與清政府存在種種微妙的關係，導致無法一心應戰，在抗戰與求和中首鼠兩端，從而最終一敗塗地，而國事亦不可挽救。缺乏全局意識，即使英雄輩出，亦乏迴天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