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讀書閱讀的黑板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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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學習方法：思考的方法】

據說熊彼德(mpeter)曾在課堂上批評牛頓，指責這個如假包換的物理學天才只顧閉門思想，沒有將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開而留諸後世!這批評有點道理。但牛頓在物理學上的豐功偉績，是他在逃避瘟疫的兩年中想出來的;其後就再沒有甚麼重大發現——雖是曇花一現，但這“一現”卻是非同小可。愛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屢見經傳：可惜他天賦之高，遠超世俗，要學也學不到。

有些朋友以爲愛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資料而將相對論想了出來，他們也可照樣推理。但愛因斯坦所能辦到的，跟他們有甚麼相干?不自量力，以此爲最!愛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種思想障礙。

我不僅不敢與牛頓或愛因斯坦相比，就是半個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爲這個緣故，我倒可以寫一點有實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學回來的。一個平凡的人能學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學。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專利權，與我們無關。

在大學唸書時，我從不缺課的習慣就是爲了要學老師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試都考過了，我就轉作旁聽生。有一次，赫舒拉發(hleifer)在課後來問我：“你旁聽了我六個學期，難道我所知的經濟學你還未學全嗎?”我回答說：“你的經濟學我早從你的著作中學會了，我聽你的課與經濟學無關——我要學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這個偷“思”的習慣實行了很多年，屢遇明師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運的事。這些師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準天才的着實不少。我細心觀察他們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個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來學習，久而久之就變得甚爲實用。但因爲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綜合了各人的方法，作爲己用。雖然這些人大都是經濟學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歸，強分門戶就是自取平凡。茲將我綜合了普通人也可作爲實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誰是誰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個人同作分析或辯論時，他常強調某一個觀點或發現是他的，或將“自己”放在問題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決不應被成見左右的。要“出風頭”或要“領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過程上，“自己”的觀點不可有特別的位置。“領功”是有了答案之後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對不同的觀點作客觀的衡量。

有些人認爲佛利民好勝、強詞奪理地去維護自己的觀點，這是錯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閃電，但他認錯更快!因爲他認錯太快，往往給人的印象就是沒有認錯。在我所認識的高手中，沒有一個推理時將“自己”加上絲毫重量的。事後“領功”是另一回事。

同樣地，在學術上沒有權威或宗師這回事——這些只是仰慕者對他們的稱呼;我們不要被名氣嚇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錯，所以他們的觀點或理論也只能被我們考慮及衡量，不可以盡信。當然，高手的.推論較爲深入，值得我們特別留意。我們應該對高手之見作較詳盡理解，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們不可以爲既是高手之見，就是對的。高手與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廣泛，後者膚淺而狹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爾及馬歇爾等人。但當我研究佃農理論時，我就將他們的佃農理論一視同仁，沒有將他們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將他們的理論推翻的。

二、問題要達、要淺，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問題問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過半。在“讀書的方法”一文內，我述說了求學時的發問主旨。以發問作爲思考的指引，有幾點是要補充的。

第一、問題要一針見血。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戲。你問他一個問題，他喜歡這樣回答：“且讓我改一下你的問題。”(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達你要問的重心，十分清楚。我們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試將一個問題用幾種形式去發問，務求達重點的所在。舉一個例子。當佛利民解釋某法國學者的貨幣理論時，我問：“他的主旨是否若時間長而事情不變，人們就覺得沉悶?”佛利民答：“你是要問，是否時間越多，時間在邊際上的價值就越少?”這一改，就直達經濟學上的“替換代價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無需答我，答案已浮現出來了!

第二、問題要問得淺。這是艾智仁(ian)的專長。談起貨幣理論，他問：“甚麼是貨幣?爲甚麼市場不用馬鈴薯作貨幣?”當經濟學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難爲熱門的爭論時，艾智仁問：“甚麼是功用?甚麼是量度?我們用甚麼準則來決定一樣東西是被量度了的?”這是小孩子的發問方式。後來艾智仁找到了舉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斷的方式加上數字作爲衡量的準則，而功用就只不過是這些數字的隨意定名。假設每個人都要將這數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這武斷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釋人類的行爲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與社會福利無關!

我自己的佃農理論，就是由幾個淺問題問出來的。傳統上的理論，都以爲既然土地種植的收成是要將一部份分給地主，那麼地主以分賬的方法徵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徵稅一樣，會使農民減少勞力從而使生產下降。我問：“既然生產下降，租值就應減少了，爲甚麼地主不選用其他非分賬式的收租辦法?”我再問：“假如我是地主，我會怎麼辦?假如我是農民，我又會怎麼辦?”

第三、要斷定問題的重要性。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問題的重要與否是慣例，赫舒拉發更喜歡把這衡量放在一切考慮之前。學生問他一個問題，他可能回答：“這問題不重要。”於是就想也不再想。認爲是重要的問題呢，他就從座上站起來!

判斷問題的重要性並不太難。你要問：“假若這問題有了答案，我們會知道了些甚麼?”若所知的與其他的知識沒有甚麼關連，或所知的改變不了衆所周知的學問，那問題就無足輕重。

有很多問題不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問題。甚麼是蠢問題呢?若問題只能有一個答案，沒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問題了。舉一個例。經濟學是基於一個“個人爭取利益”的假設;這就暗示着個人生產是會盡可能減低生產費用。有一個學者大做文章，問個人的生產費用是否會過高了?但基於這作者自己的假設下，“過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評語：“愚蠢的問題，得到愚蠢的答案，是應有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