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與“詩史”的關係

杜甫是我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一生是和他的時代，特別是安史之亂前後數十年間那“萬方多難”的時代息息相關的。千餘年來，杜甫向稱“詩史”。晚唐孟綮《本事詩》即指出，“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但對於“詩史”含義的理解，歷來論者都持一個“定論”：杜詩的大部分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動盪不安的社會現實和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過程，成為開元、天寶之際的唐朝社會的一面鏡子。並且，有關的論述多是語焉不詳，顯得簡單而概括。

筆者以為，“定論”不能定，應當對杜詩進行全面而具體的分析分析、闡述。以下便是筆者讀了杜詩之後，對“詩史”含義的一些淺陋的理解，願撮錄於此與論者商榷。

一、杜詩是安史之亂爆發前夕唐代社會的一面鏡子

安史之亂前夕的杜詩深刻地反映了唐代最高統治集團的驕奢淫逸和窮兵黷武，以及由此造成的現實生活中貧富兩個階級的尖鋭對立和人民深重苦難的現實，揭示出造成嚴重危機的社會政治原因。

當時，作為唐王朝最高統治者的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日久，便驕奢淫逸，縱情聲色。所謂“異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同諸公登慈思寺塔》)，就是針對唐玄宗、楊貴妃的荒淫糜爛生活而言的。“宮中行樂祕，少有外人知”(《宿昔》)，他們在宮中幹些什麼呢?“鬥雞初賜錦，舞馬解登牀”(《鬥雞》)，這是多麼駭人聽聞!宮中行樂還不夠，唐玄宗每年還要帶着楊貴妃姐妹兄弟到驪山避寒;春天來了，玄宗就帶着“麗人”們穿過夾城遊宴於曲江、芙蓉苑。《麗人行》詩與《樂遊原歌》中所寫的“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閶闔晴開泆蕩蕩，曲江翠幕排銀傍，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即揭露此事的。玄宗縱情聲色的結果是不理朝政。他把內事交給權閹高力士，把外事交付奸相李林甫。高權勢極大，李陰險奸詐，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尤其是李林甫，雖不學無術，卻是一個“口有蜜，腹有劍”的陰謀家。他排擠比較開明的宰相張九齡，誣陷迫害很多正直的文臣武將。北海太守李邕，也在746年被他派黨羽杖殺了。“朱門務傾奪，赤族迭罹殃”(《壯遊》)，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十分激烈。這種矛盾的激烈化，使許多有才能的正直之士不僅不能得到重用而發揮一技之長，還受到嚴重的壓抑，元結《喻友》中記載：天寶六年(747)年，玄宗下詔徵求有一技之長的人赴京應試，權臣李林甫妒才，將應試的人全部落選，還説“野無遺賢”。親見了這一史實的杜甫將之記錄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詩人雖然而很有才華，“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並且政治抱負也十分遠大：“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然而，“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橫”，在現實面前，仍擺脱不了仕途失意的命運。詩人的忘年交鄭虔，多才多藝，琴棋書畫，無所不能，真正是“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宗”(《醉時歌》)，還懂醫藥、星曆、地理、兵法，寫過多種著述，也只被玄宗任為“冷署”廣文館博士。與之相反，無能之輩卻“袞袞登台省”，“甲第紛紛厭樑肉”時，“廣文先生飯不足”(同上)，應該説，杜甫、鄭虔這樣的藝術家的遭遇，在當時是非常富於代表性的。天寶十一載(752)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為右相兼吏部尚書，大權在握，愚而自用;楊氏家族“賓從雜沓實要津”、“炙手可熱勢絕倫”，幹盡禍國殃民的勾當(《麗人行》)，這證明唐代最高統治層已完全腐敗了。

在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裏，詩人採取史詩的藝術構思，運用典型化的藝術概括，大膽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荒淫糜爛和窮奢極欲。詩中“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是針對唐玄宗、楊貴妃每年到驪山避寒，在華清宮極聲色之樂的史實所描繪的一幅絕妙諷刺畫;而“況聞內金盤，盡在衞霍室。中堂有神內戰，煙霧蒙玉質。諼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則是對唐玄宗和楊氏兄妹的奢侈揮霍的糜爛生活的盡情揭露。詩中還通過自己“非無江海志，江河送日月”與“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的極度矛盾心情，揭露了有才能有抱負的下層知識分子不抒其志，只得“沉飲聊自遣，放歌破愁絕”的黑暗現實。更難能可貴的是，詩中還真切地反映了現實生活中貧富兩個階級時立的實況：“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是何其觸目驚心!而“朱門酒肉自，路有凍死骨”的駭人聽聞的慘象，形象地使貧富之間“榮枯咫尺異”的現實得以印證。另外，在此之前所寫的《秋雨歎》三首之第二首“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鬥米挨衾綢，相許寧論兩相左”的事實，也披露出天災加人禍給廣大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

造成廣大人民深重苦難的原因，除了統治階級本身為滿足其奢糜腐朽生活的需要而對勞動人民壓迫剝削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統治集團對外窮兵黷武。天寶十載(751)創作的《兵車行》便是深刻反映這個事實的一篇“詩史”：

第一，罪惡的黷武戰爭破壞了人民的家庭生活。詩歌開頭所寫“耶孃妻子走相送”、“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的悲慘場面，同《資治通鑑•唐紀•玄宗天寶十載》記劍南節度史鮮于仲通侵南詔兵敗後，“……楊國貴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的史實是相吻合的。

第二，頻繁的黷武戰爭破壞了農業生產並加重了人民的賦役負擔。戰爭使勞動力大量表失，土地荒蕪，莊稼減產，農業生產遭受嚴重破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便是生動寫照。而從“縣官急索租，租税從何出”句，又可想見人民賦役負擔加重、生民塗炭的慘景。

第三，血腥的黷武戰爭葬送了無數士兵的生命。“點行頻”，役期久(“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傷亡大(“邊庭流血成海水”)的黷武戰爭葬送了無數生命，使百姓竟至生出了“生男惡”的想法，其遭受的巨大苦難及心靈創傷可想而知。詩歌“先言人哭，後言鬼哭，中言內郡凋弊，民不聊生，此安史之亂所由起也。”(《杜詩詳註》卷二引單福語)這個評價是十分深刻而有見地的。

唐統治階級的奢糜腐朽和對外窮兵黷武，既使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鋭化，又給百姓帶來了深重苦難，加劇了階級矛盾，終於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而安史之亂前夕的杜詩，恰是通過反映這種現象來揭示安史之亂爆發的社會政治原因的“詩史”。

二、杜詩是安史之亂及其所帶來惡果的實錄

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了。安史之亂是破壞統一的分裂行動，其反動性質還可從叛軍對待人民的態度看出。《資治通鑑•唐紀•肅宗至德元載》説：“賊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財賄、婦人皆為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杜甫是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他的詩最大程度地忠實記錄了戰亂給國家和人民所帶來的巨大災難，控訴了叛亂的滔天罪惡。

安史之亂帶來的巨大災難之一，便是使國家山河破碎，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空前的浩劫，杜甫是用詩歌記錄這場浩劫的“良史”。杜詩通過真實的形象描寫，再現了安史之亂中的社會生活面貌，留下了一幅幅兵荒馬亂和人民苦難的歷史圖畫。

(1)觸目驚心的戰爭圖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送靈州李判官》)

在那“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遣興》)的時代，杜詩真實地記錄了安史叛軍在戰爭中的兇殘暴虐，控訴了他們的滔天罪惡。至德元載(756)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唐軍與叛軍交戰，一敗再敗，死傷慘重;而打勝仗的叛軍返回長安，狂歌濫飲，氣焰萬丈。杜甫悲憤填膺，寫詩兩首。一首是(《悲陳陶》)，寫陳陶斜戰役：“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詩人極力突出了官軍的慘敗和叛軍的兇橫。另一首是(《悲青阪》)，寫青阪戰役：“我軍青阪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鐵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水野蕭瑟，青是烽煙白是骨”。詩歌揭露了叛軍的耀武揚威、驕橫不可一世，更描繪出一副令人慘不忍睹的畫面。這兩首詩是詩人蘸着“義軍”鮮血而寫成的“詩史”。在此之前的天寶十五載(756)六月九日的潼關戰役的慘敗，也在後來的詩中有明確記錄：“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北征》)，“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潼關吏》)，“桃林戰”即潼關戰役。這是多麼令人可痛的慘景!無怪乎人們經過戰場時所見的是“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幹”(《北征》)。而乾元二年(759)三月三日九節度使60萬人在鄴城(相州)戰役中潰敗，傷亡更是不計其數，《新安史》對此作了沉痛的記載：“我軍取相州，……歸軍星散營”。戰爭中死難的，都是無辜的百姓和士兵。《悲陳陶》中“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垂老別》中的老人“子孫陣亡盡”、《石壕史》中的老婦“二男新戰死”，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安史之亂所導致戰爭，不知使多少人死於非命。杜詩作為“詩史”，即通過描寫戰爭面畫，深刻揭露了叛軍對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2)滿目瘡痍的山河破碎圖：“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

安史之亂是中華民族的空前浩劫，不僅使得生靈塗炭，而且造成了“人煙斷絕，千里蕭條”《舊唐書•郭子儀傳》的慘象，山河大地一派破碎。“乾坤含瘡痍”(《北征》)對此是很精煉的藝術概括。杜詩有許多篇章都描繪了這樣的圖景。昔日繁華熱鬧的京都長安城，戰亂後縱然春回大地，卻人煙稀少，呈現的是一片蕭條荒蕪的景象(《春望》);過去皇帝與妃子們尋歡作樂的曲江頭，美麗繁華早已蕩然無存，看見的只是“江頭宮殿鎖千門”，諾多建築物荒廢無主，那“細柳新蒲為誰綠”呢?此情此景令人不能不生故宮黍離之悲。而曾是統治者奢侈淫糜場所的玉華宮，這時是怎樣的情景呢?《玉華宮》詩為之作了描繪：“溪回松風長，巷鼠竄古瓦”，“陰房鬼火青，懷道哀湍瀉”，“當時侍金鑾，故物獨石馬”，頹敗淒涼的景象歷歷在目，使人黯然。都市是這樣，農村又如何呢?詩人看到的是：“靡靡逾阡陌，人煙眇蕭瑟”，“鴟梟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北征》)，“廢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送郭中丞三十韻》)。《垂老別》裏則畫出了一幅血與火的歷史畫：“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尺草木腥，流血川原丹”。而《無家別》通過一位戰敗的老兵回鄉所見，對遭受戰亂慘重破壞的荒蕪田園進行了具體的描繪：“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裏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敗陣，歸來尋舊蹊。欠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蹄。四鄰何所有，一二寡老妻。”這些畫面，與史書説的“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舊唐書•劉晏傳》)相互印證，真正是“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北風》)。杜詩通過對這一幅幅荒敗悽慘畫面的具體描繪，深刻的反映出了安史之亂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

(3)廣大人民困苦生活圖：“農事都已休，兵戈況騷屑”。(《喜雨》)

安史之亂持續八年之久，使得廣大人民流離失所，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杜詩中所記錄的詩人自己的一些遭遇和感受，如“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憶弟二首》)、“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月夜憶舍弟》)、“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與“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羌村三首》其一)等等，在當時是帶有普遍性而具有典型的現實意義的。而戰亂中朝庭為補充兵員濫徵丁夫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則在“三吏三別”組詩中得到了忠實而辛酸的記錄。更重要的是，杜詩還生動凝練地反映出由於戰亂，“兒童盡東征”、“蜀地無人耕”(《羌村三首》其三)，所以亂後農業生產荒廢，廣大農民生活極端困苦。對之，唐王朝不僅不加救濟、撫卹，反而由於“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送陵州路使君之任》)，在上元二年(761)十月，下令徵收自天寶十三載(754)至上元二年農民所欠的租庸，只要百姓家中有糧食、布帛的，官府就派人奪走，叫做“白著”，不服者加以嚴刑。於是，戰亂的破壞、賦役的繁榮，加之富商、奸商的盤剝(《述古三首》)：“市人日中集，於利竟錐刀”)以及米價的不穩定(《歲晏行》：“去年米貴缺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農民們更其貧窮、痛苦：“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歲晏行》)。那些長期戰亂剩下來的孤苦的寡婦，處境更是悲慘：“征戍誅求寡婦哭”(《虎牙行》)、“已訴徵求貧到骨”(《又呈吳郎》)。這種直接揭露安史之亂導致廣大人民困苦生活現實的圖畫，在杜詩中比比皆是。而杜甫本人貧窮流離、寄人籬下、無家安身的景況，更是富於代表性地再現了當時的現實生活面貌。

安史之亂帶來的巨大災難之二，是造成了吐蕃統治者入侵和地方割據勢力膨脹的嚴重惡果。作為“詩史”，杜詩充分揭示了這一點。

內亂導致邊患，這是歷史規律。早在安史之亂爆發後不久(756、757、758)，吐蕃就乘機蠶食唐王朝西方邊境。當時杜甫在秦州，預感到吐蕃還要興兵侵犯，曾在詩中對之提出了嚴厲譴責：“西戎外甥國，何得迕天威”(《秦州雜詩二十首》)其十八)。廣德元年(763)七月，吐蕃大舉進犯，“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十月又“入長安”，搶劫府庫，掠奪百姓，洗劫一空，代宗倉皇逃往陝州(河南陝縣);十二月“陷鬆、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資治通鑑》)，杜詩《天邊行》：“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遣憂》：“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憶昔二首》：“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跌足隨天王”;“洛陽宮殿焚燒盡，宗廟新除狐免穴”;《諸將五首》其一：“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碗出人間”;《歲暮》：“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庭誰請櫻”，等等，比較詳盡地記錄和反映了這些史實。

長期的戰亂封建朝庭大權削弱，地方割據勢力膨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帶有某種歷史必然性的。故安史之亂時杜甫便預感到“併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劍面》)的局面已不可避免。果然在上元二年(761)四月，即有梓州(四川三台)刺史段子璋反，自稱樑王;大曆五年(770)四月八日夜，湖南兵馬使臧介又在潭州城內叛亂，他以缺糧為肇事之藉口，煽動士兵殺死刺史兼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崔罐。這兩個史實分別在杜詩《戲作花卿歌》和《入衡州》中有記錄和反映。一些地方割據勢力，或自恃有功擁兵自重，或飛揚拔扈不願勤王。如上元二年四月曾平定段子璋之亂的成都尹、四川節度使崔定遠的牙將花敬居功自傲，竟然敢“譖用天子禮樂”，所以杜甫寫了《贈花卿》詩諷刺警告他：“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又如廣德元年(763)十月吐蕃攻進長安，代宗逃奔陝郡。在這“天子不在咸陽宮”的時刻，梓州“攝行大將權”的章彝卻在冬季校兵大規模地狩獵：“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回蒼穹”，而不願“為我回轡擒西戎”。對此，《冬狩行》所作的記錄是詳盡而具體的。割據的地方軍閥專橫殘暴，胡作非為，對廣大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杜詩深刻地反映和揭露了其醜惡行徑。花敬定滅段子璋後，縱兵大肆搶劫，婦女帶有金釧銀釧的，往往被“官軍”砍下手臂，《戲作花卿歌》記錄了這血淋淋的罪惡。而《三絕句》的`揭露更是淋漓盡致。其一雲：“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其三雲：“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應該説，安史之亂及其導致的吐蕃的入侵和地方割據勢力的膨脹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都使李唐王朝的實力大大削弱，從此一蹶不振，轉盛為衰。而杜詩正是忠實而沉痛地反映和揭示了這一重大歷史轉折過程的一代“詩史”，也是為一去不返的盛唐氣象唱的一曲無盡的輓歌。

三、杜詩的不少篇章是唐代各種獨具風貌而又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傳記

杜詩作為“詩史”，還表現在側重寫“人”，即如史學家一樣，以詩的形式描寫自己時代的各種獨具風貌而有其典型意義的人物，為之素描、寫生、作傳，通過人物的經歷、遭遇來展現時代、社會風貌，反映現實。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

(1)以組詩的形式為兵立傳，塑造出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

前後《出塞》即其代表作品。《前出塞九首》是為一個來自老百姓的淳厚、勇敢和謙遜的士兵作的傳。這是一個被迫當兵的府兵，由於“殺人亦有恨，立國自有疆”的思想支配，他不滿“君已富土境”後還無休止地“開邊”的作法，加之一路上徒長欺壓、驅通(“吏怒嗔”)，因而“心緒亂已久”，但最後還是決心把生命獻給國家：“丈夫誓許國”。在軍中，他深切地感受了“軍中異苦樂”和邊將把戍卒當“奴僕”使喚的黑暗，也嚐遍了築城戍守的痛苦，雖然他很渴望立功：“功名圖麒麟”、“幾時樹功勛”，但初戰立功時，卻“潛身備行列”，認為“一勝何足論”;而“從軍十餘年”後，因為“眾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之敵，雖屢建戰功，卻仍然窮乏如故，竟似未嘗有分寸功者。詩人通過這一普通而又獨具典型意義的士兵形象，不僅揭露了統治者窮兵黷武和軍中的黑暗，更重要的是讚美和歌頌了下層勞動人民淳厚、勇敢、謙遜的高尚美德。《後出塞五首》中的主人公，抱着“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的動機應摹當兵，從其“買馬”、“裝刀”、“含笑看吳鈎”可知他參軍時情緒是高昂的，但一到軍隊就被管束起來了：“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而主將又是那麼令人失望：“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勛”、“主將位益崇，氣驕臨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所以“躍馬二十年”來，不但未能報答“明主恩”，反而“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幻想的破滅，使“良家子”不得不“中夜間道歸”，“脱免”了隨“主將”(安祿山)從逆而導致遺臭萬年的惡名。這個士兵是一個意氣豪爽、大節不奪的忠義之士，在他身上充分體現了廣大人民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杜詩對比是完全肯定的，前後《出塞》詩是對某種具有典型意義的下層人物的頌歌，作為“詩史”，它反映出當時廣大士兵的思想精神面貌。

(2)為自己時代頗有影響的人物作“小傳”。

這一方面的代表作是《八哀詩》。《杜詩言志》稱其“分明是八首小傳”;赦敬也説“《八哀詩》雄富，是傳記文字之用韻者”(《杜詩詳註》卷十六引)。《八哀詩》是杜甫為紀念八個他敬重或友好的人物而作的“詩史”。第一個寫司空王思禮。安史之亂中，他立有平判的戰功，在杜甫筆下，他是一個所向無敵、任事多效的精細、勇烈、驃悍的戰將：“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眾，出由猶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晚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胸襟日沉靜，肅肅自有適”;第二個寫司徒李光弼，他是唐王朝中興的第一位功臣。詩歌極盡筆力寫出了其大將之才，他的一舉一動，都足以“褫強胡之魄，制敵人之命，安四海人心，控天下大勢”;(《杜詩言志》卷九)其功力，足以“旋轉乾坤，調元奪化，開國家之締造，濟宇內之艱危。”(同上)但作者認為由於受到小人排擠，其將才未能盡用：“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惻愴愧裏接。”第三個寫左僕射鄭國公嚴武。他三次鎮蜀，抗擊吐蕃，收復三城，詩人把他與文翁、諸葛亮相提並論：“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第四個太子少師、汝陽王李進;第五個祕書監李邕，兩個過去給詩人很多幫助，詩人是懷着感激之情來寫其高貴品質、超凡才藝及不朽聲望的;第六、第七分別寫的是詩人的好朋友祕書少監蘇源明和著作郎貶台州司户鄭虔，二人俱高才博學，而最終或老死於貧困，或因縱達不羈不合於時而歿，詩人對之表示了無限的哀悼之情。第八個右僕射相國張九齡，在詩人筆下，他是一位以天下為已任的賢臣，興比庚公，政同黃霸，卻遭貶斥，大材小用，去相位而領一郡。他被貶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為相，唐王朝從此衰敗。詩人寫他，即是對開元之治的懷念。《八哀詩》中的八公，皆封建社會的高層人物，多因各種緣由而才能不得盡用於時。杜甫以史筆記之，充分揭示出那個時代這類人物的悲劇。

(3)為心地純潔、光明的底層人物寫生。

以崇敬態度傳底層人物，寫出其純僕、崇高的品質，此老杜詩中最可珍視的一部分。《彭衙行》中的孫宰，是一位“高義薄層雲”的好人。在那“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的時候，他給落難的杜甫以誠摯的幫助：“延客已曛黑，張燈啟重門。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眾雛爛漫睡，喚起沾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充分表露出對杜甫的深厚情誼。《信行遠修水筒》一詩，寫的是一個不遺餘力而肯為世間最勞苦之事的僕伕，這是一個“信行者”。“雲端水筒拆”了，人家請他去修，雖然“林表山石碎”、“荒險崖谷大”，他卻能引此為已任，“陟雲林、凌荒險，通流於四十里之外，來與廚會”，真正是“其置身託志在雲霄之上矣。”(《杜詩言志》卷十)如果説以上兩個人都從平凡顯示了其高貴的心靈，那麼“三吏三別”中《垂老別》裏的老人、《新婚別》裏的新娘子，則在國破家亡的緊要關頭，表現出了其崇高的品質，他們是安史之亂中勞動人民的愛國形象。《垂老別》中的老人，為了國家的統一、人民的生存，獻出了全部的子孫，現在都徵兵徵到自己頭上來了：“四鄰未寧靜，垂老不得安。”他雖對官府濫抓丁夫不滿，但大敵當前，“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他憂慮國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運，索性豁出老命去同叛軍拼了：“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他化悲痛為力量，愛國的激情加上覆仇的怒火，使他以衰老之身，憤而投杖應徵，雖然“同行為辛酸”，雖然“老妻卧路啼”，雖然“明知是死別”，他還是抱定必死的決心，要上前線去同叛軍廝拼。熱愛祖國，仇恨敵人，忍辱負重，勇於犧牲——就是這位愛國者的英雄本色。《新婚別》中的新娘子是一個純樸的農家女，盼望能嫁一個好丈夫，同他白頭偕老。然而，新婚的第二天早晨，丈夫就被官府徵召。她詛咒朝庭兵役政策的殘酷，提出了“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的抗議;但是，想到大敵當前，她便壓抑住最大的悲痛，喊出了“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的愛國呼聲，並以自己忠貞的愛情，來堅定丈夫的意志：“對君説紅粧”、“與君永相望”。忍悲含淚，顧全大局，熱愛國家，忠於愛情——就是這個愛國婦女的優秀品質。可以説，老人和新婦是杜詩中最光彩照人的形象，詩人把他們載入“詩史”，為勞動人民唱出了一曲悲壯幽婉的頌歌。

(4)為並世的某些藝術家傳神。

如王宰、曹霸之畫，公孫大娘之舞等，皆一代藝術之精英，老杜皆一一用詩表而出之。使之神韻不朽，傳於千古。《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既寫出王宰作畫不率爾從事的嚴肅態度：“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又傳達了五宰筆下山水畫的神奇：“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云氣隨飛龍。漁人舟子入浦漵，山水盡亞洪濤風”，把東西相望的遠山遠水與現實生活同神話傳話鈎連，其中還點綴着漁人弄舟水邊，大風呼嘯山林，極富有生活氣息。而曹霸畫人則“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醋戰”;畫馬則“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的神技，通過《丹青引》詩也得以酣暢淋漓地呈現在人們眼前。“一舞劍器動四方”的公孫大娘的“劍器舞”是十分美妙的：“嚯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我們從《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中描摹的效果，便可體會到為何會使“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了，另外，諸如韋偃的畫、李龜年的歌等，其神韻也可以從杜詩中領略。杜詩使諸多藝術家的神韻千古流芳不朽，真不愧為“詩史”。

(5)為封建統治集團“取影”。

杜詩雖然沒有集中地為某幾個統治者作過傳，但卻為各上階層的統治者取了影。上層的有不顧“邊庭流血成海水”而仍然“開邊意未已”的唐玄宗;有“炙手可熱勢絕倫”、見人近前即欲嗔的楊國忠等等。下層的有“喧呼”“點兵”的新安吏，有半夜捉人，呼叫“一何怒”的石壕吏，還有“急索租”的縣官，等等，這些人自上而下聯成一體，便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封建統治集團。作為“詩史”的杜詩，通過素描取影，突出了其兇殘暴虐的本質特點。

(6)為頗堪同情的各種現實人物素描。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裏的孔巢父之所以認為“富貴何如草頭露”，因而“掉頭不肯住”，寧願“東將入海隨煙霧”、“釣竿欲拂珊瑚樹”，恐怕求仙訪道是假，看透現實而全身遠害是真。這或許是正直的封建士大夫不屑與惡人同朝，潔清自處的唯一歸宿。那個“清夜置酒臨前除”的蔡侯，在旁人“苦死留”時，他卻為巢父餞行，也是一個看破紅塵的清醒者。此乃集二人為一幅素描者。另外還有一人一幅的，如《哀王孫》中的王孫，在安史之亂時竟困苦而至“泣路隅”，腰束“寶塊青珊瑚”向人“乞為奴”;又如《佳人》所描述的佳人，由於遭遇喪亂，“兄弟遭殺戮”、“夫婿輕薄兒”喜新厭舊，將她拋棄，所以只得“幽居在空谷”，以保潔清自好。“無寒衣袖薄，日暮依修竹”，佳人那端莊靜一、悽寂無聊的光景，宛然在目。這些頗堪同情的現實人物得以取形素描，使杜詩“詩史”特色更其鮮明。

(7)時代的見證人——詩人的自我形象。

貫穿於全部杜詩之中的最完整最動人的形象，是詩人的自我形象。從杜詩的閲讀理解中，我們可以感知到杜甫這個偉大的憂國憂民的詩人的形象特點：“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北征》)、“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歲暮》)等等即此鮮明寫照，甚至在生命接近尾聲的時刻，他仍憂慮着國家和人民的命運：“公孫仍持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可以説，杜甫的一生，是憂國憂民的一生，而這與他是那個“萬方多難”的時代的最大最好的見證人是分不開的。《壯遊》便是詩人晚年寫的一篇完整的自傳。詩歌從童年寫起，一直寫到晚年，較詳盡地敍寫了自己一生的生活和經歷：七歲開始學詩，青年時南遊吳越，北遊齊趙，以後旅食京華上三大禮賦，待制集賢院，逢安史亂，營救房倌，一直到客居巴蜀。詩歌全面而完整地展示了自己的生活史。正是由於杜甫經歷了那樣的艱難歲月，親眼目睹了國家的衰敗，親身感受了人民的痛苦，他才能夠急國家之所急，痛人民之所痛，恨人民之所恨，成為歷來封建士大夫學習的光輝典範，成為一代傑出的詩之良史。杜詩顯示出來的詩人自我形象，進一步表明：奉杜詩為“詩史”，毫不過譽，就猶如奉他為“詩聖”一樣。

上述幾個方面的比較具體而詳盡的分析，筆者認為尚比較全面的揭示了杜詩“詩史”的真實含義，這就是：杜詩是安史之亂前後數十年唐代社會的一面鏡子，它忠實而具體地反映了李唐王朝由盛變衰的歷史進程;同時，杜詩又是一部那個時代各具獨特風貌而又具有典型意義的各種現實人物的傳記。

由此,筆者又想到，我們在評述古代作家作品的時候，是否應該注意既重視對作家作品作全面而具體的考察、闡述，又不貿然得出“定”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