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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流动时代下的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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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蚁族调查知名的青年学者廉思,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青年问题研究。2013年,廉思推出了《青年蓝皮书》系列第一本,近日,该系列的第二本面世,关注于青年的住屋问题,这也是目前大多数中国人最为关心的话题。调查对象为:生于1980年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受教育程度在大学专科以上的在京工作青年群体,具体包括青年公务员、事业单位青年职工、国企和集体企业青年职工、外企青年职员以及私民营企业青年职工五类子群体,采用分层不等概率抽样法进行抽样。调研累计召开座谈会8场,发放问卷5000份,回收有效问卷4321份,有效回收率86.42%。

北京青年流动时代下的安居

  1、高达76.4%的北京青年人才居住在非自有性住屋中

调查显示,北京青年人才中居住于借贷性自有住屋的比例为11.9%,居住于无借贷性自有住屋的比例为11.6%,与父母同住者的比例为24.3%,租房居住的比例为52.1%。在理论上,租房居住者和与父母同住者都存有获得自有住屋的潜在需求,二者比例相加达76.4%。

此外,蓝皮书还指出,对于所调查的租房居住者而言,他们的居住状况相对较差,租房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数据显示,有42.1%的受访者居住于集体宿舍及青年公寓之中,20.9%的受访者合租整套居民单元房(非群租,未打隔断),17.4%的受访者租住在整套居民单元房之中,有15.0%的受访者居住于群租房、农村低矮平房以及地下室之中,有4.6%的受访者居住于廉租房、公租房之中。这表明在租房居住的青年人才中,保障性、政策性住屋覆盖面仍然较低,群租房、低矮平房及地下室等非正规房源仍占较大比例。

同时,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平均月租金为1993.4元,占家庭人均月收入的37.1%,略高于其自认为最多能够承受的比重(35.2%)。这表明,对于租房居住的受访者而言,每月的房租负担已到达其所能承受的“极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给其日常生活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

  2、父辈家庭背景、家乡地等先赋性因素对青年人才住屋状况影响显著

父辈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青年的住屋状况具有显著影响。在自有住屋者中,父母支持下的贷款购房占比49.2%,父母为子女全额购置的住屋占比达26.1%,这表明在受访者中,父母支持是青年获得自有住屋的重要途径。

此外,不同家乡地的青年住屋状况也有着较大差异。数据表明,外来青年的租房比例较高,本地青年与父母亲戚同住比例较高。其中“外来青年”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青年流动人口(即流动青年),也包括生源地并非北京,但随后发生户口迁移,获得北京户籍的青年(即外来京籍青年);而“本地青年”则主要指生源地为北京的青年。数据分析表明,本地与外来青年的住屋现状差异显著。 对于本地青年而言,其住屋问题主要依靠与父母亲戚同住的方式解决,占比达54.2%,居住自有住屋的比例为28.7%,租房居住的比例仅为17.1%。对于外来京籍青年而言,其住屋状况则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即有40.6%的受访者居住于自有住屋之中,有51.4%的受访者采用租房居住的方式解决住屋问题,仅有8.0%的受访者与父母亲戚同住。最后,对于流动青年而言,其住屋状况的解决方式较为集中,有80.7%的受访者依靠租房居住的方式解决住屋问题,能够居住在自有住屋之中的比例仅为13.2%,而与父母亲戚同住的情况则更少,仅为6.1%。这些数据均表明流动青年是目前北京青年人才中住屋状况较差,租房问题较为突出的一个群体,需要予以重点关注。

  3、研究生学历者的租房比例高于本科和大专学历者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城市青年个体的住屋状况有着部分改善的趋势。在具有大专学历的个体中,仅有7.5%的人居住在无借贷性自有住屋之中,6.9%的人居住于借贷性自有住屋之中,低于本科学历者和研究生学历者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受教育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个体获得自有住屋。

但在租房居住层面,三种学历者的相应比例差异不大,均在50%左右的水平,其中研究生学历者中租房居住者的比例甚至略高于本科和大专学历者,占比为57.7%,这些均突显了受教育程度对住屋状况改善作用的有限性。

结合北京市对高学历人才的引进政策,我们应适当关注租房比例相对较高的研究生学历群体,着力保障其租房居住的质量,提升其居留意愿与发展信心,保障首都高层次人才队伍的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