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落的雪，我們不能全部看見散文

15歲初中

15歲那年，我們搬進了一個陌生的小區。住得離學校更遠了，出入都要帶門禁卡，這更讓吊兒郎當的我頭疼。

每次走到門口，我就會忽然彎腰直接從欄杆下面鑽過去。這時候，門口保安總會以一副我欠了他八百萬沒還的樣子，讓我出示業主卡，本來無傷大雅的事到了這裏卻讓我莫名生厭。我常常漫不經心地說出門牌號，然後以鄙夷的眼神大大咧咧地離開。我和所有生活優越的少年一樣，不知什麼是尊重。

有一天，我又忘記帶門禁卡，他照常攔住我。我忍不住破口大罵，把平時累積的不爽一併奉還。保安大叔憋紅了臉，禮貌地向我解釋這是規定，我只覺得他就是那種有點小權力就要用盡的小人，嘴裏蹦出兩個字——傻帽，然後徑直走了進去，內心有一種打敗他人之後的暗爽。

某天下午，樓下尖銳的謾罵聲吵醒了午睡的我。一箇中年男人正指着那個保安大罵着，面目猙獰。保安大叔則無助地嘆着氣向四周張望，灼灼的烈日下，穿着制服的他汗流浹背。

原來，他一天要承受許多次這樣的謾罵，而我也是其中一個。

那天我特意帶了門禁卡，還在門口的超市買了兩罐可樂給他。他一開始不肯接受，最後接過可樂放在一邊。自那之後，那個保安每次見到我都對我笑。

春節期間，下着雨，他一個人站在小小的亭子邊，時而擡頭看天，時而往遠處呆望。保安亭沒有電腦、沒有電視，他就這麼一天天無聊地站立着。

這一場景，定格在了我年少的記憶裏。

我想，他一定也有自己的父母、孩子、愛人。原來一個人爲了家人，可以這般堅忍地站過一個又一個炎夏與寒冬。

儘管後來多次搬家，但我總能在不同的人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17歲高中

初中畢業以後，我便離開了父母，在陌生的城市讀高中。

在那裏，我常常三餐不定，有時隨便就在路邊解決溫飽問題。

有個賣山東煎餅的小攤我經常光顧。我記得賣煎餅的`大叔有個小男孩，小男孩每天下午六點會準時到他爸爸的小攤。有時在一張塑料凳上面寫作業，有時在玩樹下的小花小草，有時困了就枕着小書包在手推車旁的硬紙板上睡覺，不吵不鬧。

有天晚上我路過那條街，發現那個賣煎餅的小攤被人裏三層外三層地包圍着——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年男子大發雷霆，指着不小心將麪糊濺到他身上的小男孩的爸爸大聲謾罵。小男孩的爸爸很窘迫，一個勁地道歉。我透過人羣看到了小男孩，他被人羣包圍着，眼裏滿是驚恐和無助，緊緊地抓住爸爸的衣角。

後來中年男子罵舒服了，終於走了。

人羣散後，他爸爸一個人默默地坐在凳子上——也許是在兒子面前丟臉了，也許是心酸和委屈。小男孩的爸爸摸着小男孩的頭，嘴裏大概說着一些“沒事”之類的話。

我本來想順便多買一個煎餅，走上前卻看見那個小男孩爬到了爸爸的腿上，用小手拍着爸爸的背。小男孩咬着嘴，努力忍着，不讓爸爸看到，雙手不斷交替着擦自己的眼睛。

那一瞬間，我被心酸淹沒。

我想起了我忙碌的父親，我們總是很少交流。哪怕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時候，我也不曾像這般拍拍他的背，說說鼓勵的話——那樣顯得很彆扭。在體恤父母方面，我甚至連一個小男孩都不如。

從那之後，我開始有事沒事打電話回家，我知道，等我長大了，父母就老了。

22歲大學

二十幾歲，我回到家裏的廠實習。我總算開始聽爸的話了，這讓他多少有些欣慰。

在廠裏，我注意到了業務員小胡。他來廠裏兩年了，總是很勤快。我曾經陪他一起出去跑業務，他兩手拎着樣品，在一家家商店屢受白眼，而他只是汗流浹背，保持禮貌地笑着。

那是一次再尋常不過的飯局，他被東北來的客戶一個勁地灌酒，而他還在爲大家倒酒、倒茶、遞紙巾、叫服務員、開酒，還有強顏歡笑。那晚，不勝酒力的他醉得一塌糊塗。

我送他回家，順手開了音響，張國榮的《取暖》，他聽着，說上學的時候覺得不好聽，不過出來工作以後就覺得挺好聽的。他轉過臉，看着窗外。路燈投射過來的光一道一道地刷過他的臉龐，天上掛着冰涼的月亮，黑暗裏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他紅脖子紅臉大聲地唱了起來：你不要隱藏孤單的心/儘管世界比我們想象中殘忍/我不會遮蓋寂寞的眼/只因爲想看看你的天真/我們擁抱着就能取暖，我們依偎着就能生存/即使在冰天雪地的人間……

他的聲音顫抖、沙啞而壓抑，進而把臉埋在手中，抑制不住地大哭起來……

我什麼也沒說，只是把他送到家。他紅着眼睛，打開小區花壇邊的水龍頭，雙手捧水用力地搓着臉，然後挺直腰桿，用紙巾把一臉的水擦乾，咳了兩下，深吸一口氣，對我笑了笑，問：“還看得出來嗎？”我說還好，我知道他老婆還在等着他。

這一刻，我既爲他心酸，又爲他感動。我想他馬上就要回到那個簡陋卻溫暖的地方了，他的脆弱不會讓自己的老婆看到，他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作家劉亮程曾說過：“落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雪，我們不能全部看見。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獨地過冬。”那些生命中的陌生人，如果我可以和他們一樣，爲了親人而忍耐那些劈頭蓋臉的風霜雨雪，忍耐所有世事艱險，然後依舊堅持，依舊感恩，依舊奮鬥，也許那樣的男人，纔算是真正的成長與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