偕誰隱居誓白頭的散文
抵達富陽時，已經是夜裏十點了。富陽剛下完雨，空氣溼漉漉的，街燈亮在溼漉漉的空氣中，帶着種霧濛濛的光暈。我就想起“春風沉醉的晚上”這個詞了，雖然我們來的這一天早已過了立夏。我的眼前就閃現出那個穿着長衫的瘦消青年，他長得算不上英俊，不過卻瀟灑，卻纔高八斗，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矗立成一座豐碑的模樣。
在富陽的街上，在霧濛濛街燈的光圈裏，我彷彿看見他挎着一個女人的臂彎，在街頭談笑着走來。這個女人是孫荃，還是王映霞？我瞪大眼睛看，遺憾的是，他們已經消失在街頭的轉角處，消失在富陽的夜色裏。
郁達夫與王映霞那段以激情始以悲劇終的情愛糾葛，至今追思，猶讓人扼腕嘆息。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在上海馬當路尚賢坊四十號，郁達夫穿着妻子孫荃從北京寄來的新皮袍登門拜訪老朋友孫百剛，在這裏，他第一次見到了“明眸如水，一泓秋波”的二十歲姑娘王映霞。中國現代文學史中那段著名的情事開始上演了。
二十歲的姑娘王映霞雖然仰慕郁達夫的才華，但他是一個有婦之夫，而她也有婚約在身，豈能輕易以身相許。王映霞不知道，郁達夫的情感閘門已經爲她打開，並且不可遏止如奔騰的江水。爲贏得美人的歡心，這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大才子寫了無數的情書和情詩。
我認真地拜讀過一九二七年郁達夫致王映霞女士的情書。情書中，郁達夫的情感隨着王女士對他的態度悲喜起伏。悲是在王女士不看好兩個人未來的時候，情書裏寫滿了“死呀”“活呀”的話。三月十一日晚間的情書是這樣寫的，映霞：今天晚上大約又要累我一夜的不睡了，你何以會這樣的多心，這樣的疑我？你拿一把刀來把我殺了倒安逸些，我實在受不起這種苦了……讓人感覺文學史上這麼偉大的人物，在感情的天地裏，也只不過是一個輕狂浮躁的毛頭少年。喜是在王女士對兩個人的前途有所期期艾艾表示的時候，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午後寫的情詩被時人廣爲傳誦：
朝來風色暗高樓，
偕隱名山誓白頭。
好事只愁天妒我，
爲君先買五湖舟。
爲了博取美人的歡心，情書裏，郁達夫還不惜把自己現在的妻子稱作“富陽潑婦”。 這真是，“由來只有新人笑，有誰聽過舊人哭”。到底是才高八斗，寫的情書和情詩具有蠱惑人心的魅力。只用一年的時間，郁達夫的熱情就打動了王映霞，一九二八年二月，兩個人正式同居，成了“富春江上神仙侶”，成了那個時代自由戀愛與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
然而幸福的真諦是平平淡淡，轟轟烈烈的愛情並不久遠。郁達夫和王映霞兩個人轟轟烈烈的愛情止步於“紅杏出牆”。
夫妻兩個人的感情，就像擺放在桌上的一隻精緻的瓷瓶，兩個人相互小心翼翼地珍惜着這隻瓷瓶，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但有一天，誰不小心把這隻瓷瓶推倒在地，打碎了，然後補救似的把瓷瓶的碎片粘合起來。粘合起來的瓷瓶已經不是當初的瓷瓶了，它已經沒有了當初的精緻，它已經被小心翼翼忽視了，於是它一次次地被推倒在地，一次次地粘合，終至潰不成器。郁達夫和王映霞的感情裂痕也是這樣的愈裂愈深，最後在新加坡惡顏相向。
郁達夫一九四○年三月與王映霞離異之後，曾在新加坡珍珠巴剎小食攤上口占一絕：月缺花殘太不情，富春江上晚涼生。如非燕壘來蛇鼠，忍作投荒萬里行？這首詩讀來哀怨悽切。
這燕壘中來的“蛇鼠”究竟指的是誰呢？一說是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一說是戴笠，此說源自汪靜之的遺作《王映霞的一個祕密》。
抵達富陽的這個夜裏，同車的瀋陽師範大學教授孟繁華先生講故事，說郁達夫遠走南洋的一個原因：戴笠在西湖邊的新星旅館約見王映霞，郁達夫陪王映霞前往，但他留在樓外，王映霞只身上去見戴笠。郁達夫的心思，若戴笠單獨約見不超過半個小時也屬正常。結果他在樓外等啊等，等了四五個小時，王映霞纔出來。郁達夫何等聰明之人，當即憤而出走南洋。當時，我竟忘了問孟繁華先生這個故事的出處。
據說，王映霞當年是有名的“杭州三美”之一，氣質風度皆佳，頗爲引人注目。而戴笠其人，據其朋友稱“最大的毛病就是愛色，他不但到處有女人，而且連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皁白，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如此說來，這個故事的可信度也有幾分。
現在，讓我們轉回頭來看，當年爲了博取王映霞歡心時，郁達夫筆下的“富陽潑婦”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作爲舊禮教束縛下的一個女子，妻子孫荃對“小三”王映霞的介入，當然極力反對，而且還以“殉死”相抗爭，她的這種反對和抗爭，竟成了夫君筆下的“富陽潑婦”。郁達夫在一九二七年給王映霞的情書裏還說，“我對我的女人，終是沒有熱烈愛情的，所以長年的漂流在外，很久很久不見面，我也覺得一點兒也沒有什麼。”
然而，一九二二年二月郁達夫給妻子一信的開頭卻是：“蘭坡，我所最愛的`蘭坡。”信中還寫道，“我和你分開的一霎時候，我心裏正同刀割的一樣。”
蘭坡是郁達夫爲孫荃改的字，“爲某改字曰蘭坡名曰荃。題君封號報君知，兩字蘭荃出楚辭。別有傷心深意在，離人芳草最相思。”（一九一八年的詩）原來這個潑婦也是他曾經最愛的人。然而，長恨人心似流水，無由風動起波瀾。
郁達夫曾自制閒章一枚，叫“生怕情多累美人”。我覺得一個男人要的是責任感，如果有高度的責任感，當不會“情多累美人”了。
沙牧先生對我說，郁達夫和王映霞同居後，並沒有和孫荃離婚，孫荃分居不離家，一直居住在鬱家在富陽的舊居里，在能接濟家裏的情況下，仍然不時匯錢給家中。聽完，我就想，郁達夫到底還算一個有情有義的男子。
然而，比他更有情義的是她。郁達夫和孫荃分居時，三個孩子尚幼，都不諳人事，特別是在郁達夫流亡南洋後，經濟上已沒有一點兒外援，在國破家亡的境遇裏，孫荃硬是把三個孩子拉扯大，而且都受過高等教育。這之間受過多少艱難辛酸，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破鏡難圓後的男女，有的人只觀照對方在自己心靈深處留下的傷疤，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怨恨靡涯；有的人則記取對方在自己生命中曾留下的那一縷柔情，而且隨着時間的流逝，傷痕逐漸淡去，那一縷柔情卻越來越清晰。
郁達夫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在散文《記風雨茅廬》中說到有人勸他再造一間門樓時寫道：“他的這一句話，又恰巧打中了我下意識裏的一個痛處，在這空角上，我實在也在打算蓋起一座塔樣的樓來，樓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做‘夕陽樓’。”孫荃知道，這個“夕陽樓”不但是郁達夫取的樓名，也是郁達夫曾經爲她詩稿題寫的題名。這座“夕陽樓”在郁達夫的心裏，何嘗不是婚前作爲書房、結婚時作爲新房的那間面朝富春江，西窗照夕陽的西樓。
剛開始分居時，孫荃對郁達夫是有怨恨之氣的。然而，隨着歲月的流逝，怨恨之情越來越淡，最後了無蹤跡，只剩下無盡的思念和回憶。據有關資料記載，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孫荃看到胡愈之寫給全國文藝界的報告《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這才知道，已分居多年，杳如黃鶴的夫君早已爲國捐軀，血染異國土地。頓時淚如泉涌……在她家的堂屋裏，始終掛着郁達夫的照片，每逢舊曆的七月十五（富陽鄉俗中的“鬼節”），她總要向南天遙望，希望夫君“魂兮歸來”。新中國成立後，孫荃最關心的就是郁達夫作品的整理和出版，並堅信，“等到政治清明時，自然有人會去從事郁達夫研究，去研究他的作品，使他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個公允的地位。”（鬱黎民《我的母親——孫荃》）
王映霞與郁達夫分手後，後來嫁給鍾賢道，暮年回憶自己與鍾賢道的生活，感到很滿足。
當一個人樂意頻頻回憶過去的時候，他是在暮年的時候。所以，老年人愛憶舊、愛絮叨。當我們年輕的時候，大千世界，色彩繽紛，紛紜的世事阻擋不了我們匆匆的步伐，我們來不及回頭、咀嚼、回憶往事，因爲我們一直在路上。
但到晚年的時候，繽紛的世界已經打動不了我們的眼睛，紛紜的世事已經誘惑不了我們的心志，我們就開始回頭、咀嚼、回憶往事了。
一個人懷念往事，一定會懷念他的情路歷程吧。這麼一個“春風沉醉的晚上”，我一個人跑到郁達夫故居門前，門前的富春江水在夜色裏緩緩流淌，故居靜默不語。我想，如果郁達夫走在人生的邊上，回頭看，他會怎樣看待自己與孫荃、與王映霞的情感糾葛呢！“偕隱名山誓白頭”，他最終要偕誰隱名山誓白頭呢？
可惜，他一直在路上，他得不到在人生的邊上咀嚼人生的機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