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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話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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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話難說
一位尚不足60歲的作家住進了醫院,經過一系列現代醫療技術的檢查,確診爲晚期肺癌。已無法做手術,也沒必要了。家屬卻堅決要求醫生給開一刀,不能白白地等死。現代醫療技術無論多麼先進,終歸是隔皮看瓤,打開後萬一還有希望呢!把毒瘤多少切去一點,總比一點不切要好吧?更重要的是爲了安慰病人。家屬告訴他是肺里長了個良性小瘤子,如果不手術,關於良性的謊言豈不就得戳穿?家屬還請求作家協會出面,以組織的名義要求醫院給實施手術。於是我們也加入撒謊行列。
  醫生雖然明知手術對病人有害無益,也只能答應病人家屬和所在單位的請求。因爲他們也是撒謊者,從一開始就和家屬一起向病人隱瞞了真實病情。哪一個癌症患者的家屬不是這樣做的呢?從謊言變成了行動,病人的身體被切開了,跟醫生預料的一樣,決無手術的可能了,原樣又縫合起來。絕症在身的病人又白捱了一刀,損傷了元氣。得到的只是一句新謊言:手術很成功,很快就會好的。
  所有到醫院看望他的人不僅重複着家屬提示的謊言,還即興創造出一些新的謊言。包括他家的小孩子,一副天真爛漫的神態說着大模大樣的謊話。沒有一個人爲此感到有什麼不安。相反倒有一種神聖感,一種悲壯感,都在扮演保護他的角色。
  大家心安理得地形成了一種默契:只要是爲了他好,怎麼騙他都沒有關係。
  自以爲比對方強大,可以撒謊,出於同情對方,爲了讓他高興,也可以撒謊。
  他的生活被謊言包圍着,也許他的餘生就得靠這些謊言支撐着。
  他的精神居然真的好起來,要求看文件;給醫生寫了感謝信;提出了病好後掛職深入生活的計劃;要求再分給他一套房子,他的孩子多,已經給過他兩次房子都不夠用的;要求專業職務評定委員會把他由二級作家升爲一級作家……他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滿意的答覆,人們無法拒絕一個不久於人世的人。這些應允又是不可能馬上都能兌現的。正因爲用不着兌現,別人才答應得那麼痛快。
  爲什麼欺騙一個快死的人就不覺得是缺德呢?因爲說謊的動機是善良的。是誠實的虛僞,是誠誠懇懇地在說謊。深惡孩子說謊的家長,同時又教孩子撒謊。其實也難得有自己從不撒謊的家長。
  有人喜歡這樣標榜自己:“你什麼時候聽我撒過謊?”——這本身就是一句漂亮的謊言。在文藝作品裏形容正面人物的正派總是用“他從不撒謊”這類的套話——這又是一種貌似豪邁的謊言。人不能沒有真誠。即便是最無恥的騙子,也有知心朋友,也有說真話的時候。同樣,什麼時候生活中又真正禁絕過謊言呢?我想找到一種關於謊言的權威解釋,卻意外地發現許多不朽的人物都說過關於謊言的好話:英國人文主義者阿謝姆說:“在適當的地方說適當的謊言,比傷害人的真話要好得多。”法國作家法朗士說:“若是消失了謊言,人類該是多麼無聊無趣呀!”拒絕任何宗教,宣佈上帝已經死了的德國哲學家尼采說:“從來沒有說過謊的人,不知道真實是什麼。”法國道德家沃夫納格說:“人人生來都是純真的,每個人死去時都是說謊者。”
  夠了,再舉下去就有點“謊言廣告”的味道了。
  惡意的謊言應屬造謠、誹謗,不在此列。
  美國作家馮納古特說:“人需要好的謊言,可惜好的謊言難逢,爛的謊言太多。”
  一個歐洲大作家到政府禁止垂釣的地方去釣魚,而且向旁邊的人瞎吹:“昨天我從這兒釣了7公斤!”正巧警察走過來,要按他自己坦白的數字罰款。這位作家說:“先生,你不能罰我的款,我是作家,虛構是我的工作。”這算不算馮納特所喜歡的“好的謊言”?那麼,人們也可以把成功的創作、美妙的想象視爲“好的謊言”。
  儘管人們推崇真話,還是搞了一個“愚人節”,其實就是說謊者的節日。大大方方地享受說謊的快樂和被謊言欺騙的快樂。
  有人稱作家爲“人精”,這位患晚期肺癌的同行,怎麼會聽不出或看不出大家是在騙他呢?病長在他身上,即便別人能騙得了他,他的身體、他的感覺還能騙得了他嗎?人,也許更多的是對自己撒謊。所以“人才離自己最遠”。不願或不敢正視的事實,就寧願相信它不是真的。
  一個平時最瞧不起人或許是他最瞧不起的人,聽說他得了絕症,到了醫院跟他和解,不慎說漏嘴,桶穿了窗戶紙。他奇蹟般地開始昏迷,就再也沒有醒過來。
  是真話害了他,還是謊言害了他?是被欺矇地活着好呢,還是明白真相後死去好呢?在爲他治喪的日子裏人們還議論幾句,不久便沒有人再去想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