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史分野看裴松之《三國志注》
裴松之《三國志注》是我國古代重要的史學著作，位列古代四大名“注”之首，也是陳壽《三國志》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自裴注產生以來就有學者對之從不同角度進行解讀或闡釋，主要涉及裴注的具體史事內容考證，裴注所引史料、體例、種類考辨，注史體例評價，裴松之及其思想綜合研究等，可謂碩果累累，但多屬於靜態性描述或評價。實際上，裴注是一部承載多方面信息的重要文獻，對之的釋讀可以放到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進行動態的考察，如從文史分野的發展及時代特點對之所具有的影響角度探討，就別有一番“天地”。在裴松之看來，陳壽對三國曆史的記載並沒有真正地反映其內涵，而這種對內涵的反映往往是通過生活細節來表現的。客觀地講，通過文學化手法再現歷史，正是陳壽《三國志》所缺乏的東西，也是裴松之補註繁富的根本所在，同時還是裴松之作注的根本原因。陳壽《三國志》與裴注的記史風格的差異，是與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史分野的曲折進程息息相關的。
陳壽《三國志》敘事簡要，取材嚴謹，問世後即得到時人稱讚，如“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陳壽本人也被稱讚爲“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至南朝時，宋文帝卻以《三國志》“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乃命裴松之爲之補註。裴松之並未遵循傳統的名物訓詁角度註釋《三國志》，而是發明了一種新的註釋方式。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曾說：“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鈔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寓意有所論辯。”簡言之，就是從補闕、備異、懲妄、論辯四個角度來補註。這種史注方法出現後，雖先後有人響應，但從總體上不佔主流，後世亦少以爲繼，故裴注的出現引來了諸多評議。
這些評議可以分爲如下四類：第一是對裴注所引資料和撰著體例的評價與研究，劉知幾、陳振孫、葉適、章學誠、王廷洽、張孟倫等均批評裴注“繁蕪”，何喬新、李慈銘、錢大昭、吳偉鵬、伍野春、林田慎之助等則推崇裴注的體例，以爲裴注“最善”。第二是對裴注的考證性研究，此又分爲兩個層面：一是對具體史事內容的考證，如字句的校勘考訂，詞義的訓釋，典故的註釋，意義的闡發，地理的詮釋，史事的補充等，以清代學者的研究爲代表，如趙一清《三國志注補》、盧弼《三國志集解》、錢大昭《三國志辯疑》、樑章鉅《三國志旁證》、周壽昌《三國志注證遺》等;二是對裴注所引書籍的數目、種類及字數統計的研究，自清代以來，此一領域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熱點，錢大昕、趙翼、錢大昭、趙紹祖、沈家本、王祖彝、楊翼驤、陳垣、高敏、周國林、高振鐸、逯耀東、伍野春、張子俠等都相繼參與此研究。第三是關於注史體例的源起問題研究，由於漢魏以來的註釋往往重在名物訓詁，而裴注顯然與之不同，劉知幾、章學誠認爲是裴松之才力不足所致，這一說法並不恰當;陳寅恪先生提出裴注體例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響所致，逯耀東等不少學者接受了這一觀點，但週一良先生、張子俠先生分別提出不同看法;胡寶國先生則獨闢蹊徑，從南朝經學對史學的影響着手研究，觀點新穎。第四是對裴注及裴松之史學思想的研究，逯耀東《〈三國志注〉與裴松之自注》、盧建榮《裴松之歷史評論的思想根源》等研究都很出色，伍野春亦提出了“實錄”是裴松之史學思想的核心內容，其他如李曉明、李穎科等都對裴松之的史學思想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對裴松之本人及裴注進行全面考察與綜合研究的當首推楊翼驤先生的《裴松之與〈三國志注〉》，張孟倫先生的《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則在楊翼驤先生研究基礎上提出不同觀點，使裴注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
上述四方面的研究基本上還是從歷史學、文獻學、語言學等層面進行的，至於從文學與史學分野的角度對裴注展開研究者，雖然逯耀東、胡寶國各自對文史分野做了一些探討，但前者認爲是史注脫離經注導致裴注的產生，後者則認爲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受各自追求簡、繁的不同學術風氣影響所致，對裴注的文學性仍未有所涉及。李伯勳《〈三國志〉裴注所引書的史傳文學價值》、塗秀虹《〈三國志〉裴注的復調意義》等雖開始論及裴注在文學方面的一些表現，但這些論述還多限於個案研究，缺乏深入系統的探討。張新科《〈三國志注〉所引雜傳述略》、王炳慶《王沈〈魏書〉評析——〈三國志〉裴注引書雜記》、宋志英《徐衆〈三國評〉考辨》等雖對有文學色彩的裴注所引之雜傳進行了一些探討，但仍未涉及其文學性的內容。
筆者認爲，與《三國志》相比，裴注注重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進行活化描寫，爲此裴松之對歷史場景和歷史人物進行了生動細緻的刻畫，並採用了多種文學藝術手法以突出人物的個體特徵，展示歷史人物在生活中的真實表現和社會舞臺上的獨特風采，將原本扁平的人物變得更加豐滿、生動、形象、真實、栩栩如生。從這方面來說，裴松之是以注的形式在書寫他對歷史的看法。裴松之作爲南朝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之一，深受時代思想的影響，如士人個體意識的覺醒、形式美學的凸顯等，都使得裴松之看待歷史人物與其前的陳壽完全不同，在他眼中，歷史也是有血有肉、有眼淚、有痛苦、有生命、有歡樂的，因此如何活化這段歷史，還原它的生動、靈性是極爲重要的。而陳壽生活的時代文史分野剛剛起步，陳壽是以史學家的身份，按照史學學科的話語權來書寫歷史的。由於所處時代不同，陳、裴二人在文史觀上有着明顯的不同。
文學與史學在魏晉時期開始脫離經學的束縛而各自走向獨立，顯示了各自學科的`不同特點，陳壽是按照史學學科的要求來敘述這段歷史的，力求以平實、質樸的語言，客觀地、儘量不帶主觀色彩地將三國這段動盪而複雜的歷史刻畫出來。但文學與史學的獨立之路是極爲曲折的，文學與史學始終發生着關聯，文學對史學的影響和輻射遠遠大於史學對文學的影響。隨着南北朝時期文學理論及文學觀念的成熟與快速發展，裴松之看待歷史的角度也發生了改變，因而在其敘述歷史的過程中，在注重客觀、真實的前提下，有義務、有責任從文學的角度去揭示這些歷史人物的本色，揭示他們的個性、內涵，反映他們的風度、氣質。裴松之之所以將註文寫得如此博贍，人物特徵表現得如此突出，是與其所處時代的特色文史觀念分不開的。
從動態的文史分野角度來審視裴注，不僅是對裴注研究視野的新拓展，亦是對裴注更爲深層次的詮釋與解讀。
(作者單位：曲阜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