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溯源

我的觀點是中國文學的源頭是六經，而不是神話。理由如下：第一，中國古代沒有神話概念，這就意味着神話未能作爲一個獨立的文化形態存在。所謂的上古神話，其實是對上古史的一種記述方式。徐旭生先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說：“很古時代的傳說總有它歷史方面的質素、核心，並不是向壁虛造的。”當下文學史著作中所講述的上古神話，如后羿射日、女媧補天、盤古開天、共工觸山等，並不是產生在上古，而是戰國以後，真正屬於上古的神話很有限。像精衛填海、夸父追日、黃帝戰蚩尤等，這屬於上古神話，而這些神話都有歷史作內核，其實是上古史的神話化。第二，即使神話存在，也構不成文學之源的功能。所謂“源”，一定要形成對“流”的規定性作用才行。即所謂“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它要決定其“流”之鉅細清濁。只有有了“流”，“源”的意義才能成立。儘管中國上古產生過神話，但這些神話對中國文學並沒有規定性，形不成“源”的功能。

無論怎樣擡高它，它也無法取得像希臘神話在歐洲文學史上那樣的地位，它對中國文學發展的影響並不像研究者所說的那般巨大。我們可以做這樣的設問和思考：假如沒有上古神話，中國文學是否會遜色?中國文學史是否會改變它的形態與發展方向?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個巨星如“李杜”“蘇黃”“唐宋八大家”是否會出現?我想結論是很清楚的。假如沒有西方學者神話研究的理論與觀念的輸入，恐怕至今人們也不會意識到有神話的存在。也就是說，沒有神話，中國文學史不會重寫;而沒有六經，中國文學史則必須重寫。因而把神話定位爲中國文學之根，是不能成立的。第三，將神話作爲中國文學之源，是用西方概念規範中國學術的結果。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講義》雖然是借鑑日本學者的文學史著作寫成的，但仍然把“以治化爲文”認作正宗。到1923年，汪劍餘將林氏著作改編爲《本國文學史》時，開始引入了“神話”概念，並說：“自漢以後，神話大興。

”魯迅、茅盾都是較早研究中國神話的學者，但魯迅撰寫的《漢文學史綱要》和茅盾撰寫的`《中國文學變遷史》中，都沒有給神話位置。神話爲文學史作者普遍關注，應該是在上世紀中葉的事情。這其中當然有中國神話資料鉤沉工作取得的進展，更重要的是隨着蘇聯文學理論的傳入，神話被認爲是人類社會共同的發展里程。希臘神話是希臘藝術的土壤和前提，由此有人推論中國上古也應該像希臘一樣有一個神話爲主體藝術的時代，神話也應該是中國文學藝術的土壤和前提。如陸侃如、馮沅君《中國古典文學簡史》、李長之《中國文學史略稿》、詹安泰《中國文學史》、楊公驥《中國文學》等，都是將神話作爲中國文學史的開端來論述的。

徐志嘯：方銘教授認爲六經是中國文學之源頭，而神話不能構成中國文學的源頭，劉毓慶教授完全贊同方銘教授的觀點。劉毓慶教授、方銘教授都有關於中國古代神話的著作，陳連山教授更是專門研究神話學的專家，我只是在研究楚辭的時候涉及了一些神話研究。但是，我是完全不同意六經是中國文學之源的說法的。

人類在童年時期，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人們不可能用科學的、理性的眼光來解釋太陽爲什麼會升起落下，天上爲什麼只有一個太陽，爲什麼還會有月亮，人是怎麼來的，爲什麼只有男的和女的，爲什麼會有洪水等等。他們很困惑，卻又無法合理解釋，於是就藉助了想象、幻想，創造出一些能夠自圓其說或讓他們自己能夠理解和解釋的東西，包括上帝和神。西方出現了亞當、夏娃造人，中國出現了女媧造人——這都是憑空的想象、幻想和聯想。這種現象，地球上的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地區都概莫能外。即便今天生活在太平洋羣島上的人，他們也還會像我們中國古代和西方古代一樣，編造關於太陽、月亮和人類起源的神話。

當然，中國早期神話不發達，甚至沒有神話這個概念。我們不能因此就否定神話在中國早期的存在。黃土高原的自然環境限制了人們的想象力，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對神話又有壓制。不過，長江中下游地區卻有不同，這個地區神話相對較多，這跟自然環境有關，也和當時這個地區受儒家文化影響小有關。沒有神話概念，不等於沒有神話，實際上我們今天還能收集到流傳、保存到今的零星、斷篇的神話傳說。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而確立了六經在中國社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按照現代的學科概念，“六經”本身並不是純文學著作，文學在先秦時代還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它和哲學、思想、歷史混雜在一起。在那個時代出現“六經”，是儒家宣揚其學說的需要，也是封建統治者利用儒家思想及其經典確立和鞏固它的統治的需要。王鍾陵教授問方銘教授：“假如說六經是中國文學的源，那麼請問六經的源是什麼?”這個問題問得好。六經本身是從哪兒來的?六經之前沒有文學了嗎?六經以前已經有了文字，只是不像六經這麼系統、完整。早期的文學，有的有文字記載，有的只是口頭流傳，而且時代越早，越是不太可能有文字。我們講文學之源，當然是指它的早期，所謂源就是頭，就是起源、產生。如此，請問，六經怎麼可能是中國文學的源呢?

我很奇怪，怎麼會有六經是中國文學之源這個說法。我想，這種提法，有可能是六經對中國後代文學影響非常大，但這也不能由此得出六經是中國文學之源的結論。

剛纔劉教授說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假如沒有古希臘神話傳說，歐洲文學就不是現在的樣子，而假如沒有中國神話，中國文學好像還是現在這個樣子。我覺得不對，中國文學也不完全是現在這個樣子，會有變化，只是不像歐洲變化得那樣厲害、嚴重。但是，須知，劉教授的這個逆向推論其實是不成立的。理論上，不能用這樣一種推導方式來推斷中國神話不是中國文學的源之一。應該知道，影響的大小與是否成源，是兩個問題，且兩者完全不成正比例。源是客觀的存在，影響大小要受很多因素影響，他們之間沒有必然關係。

我們確實有相當一段時間以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來闡釋中國的文學，我們現在當然要糾偏，但認爲中國文學只有用中國立場、中國方法、中國視角、中國價值來研究，而不能用西方的，這就犯了另一種錯。我舉個例子，我們研究屈原和楚辭，如果只用中國立場、中國方法、中國視角、中國價值，恐怕難以認識到屈原詩歌在世界上的偉大。我注重把屈原詩歌放在世界範圍內作宏觀角度的考察。文學的早期階段大多以詩歌出現，但除中國以外，其他國家的詩歌大多是敘事性的史詩，其次是祭祀性的頌歌，很少抒情詩，即使有，也不結合詩人本人的情感，只是一種祈禱頌歌性的。如古希臘女詩人薩福的抒情詩，與她本人身世經歷和個人情感毫無關係。而唯一把詩人個人的身世、抱負、情感、理想融化在作品當中，以詩人個體歌唱的形式，吐露自身情感的抒情詩，只有《離騷》。這樣一比較，就更清楚地認識了中國詩歌的早期發達，認識了中國真是詩歌的國度，在早期階段就獨創性地產生了一種融合詩人本人情感、理想和追求的偉大詩歌作品，而這在全世界屬於絕無僅有。同時也很清楚地讓我們認識到了中國詩歌在世界詩歌史上的地位、特點和影響。由此，我覺得，我們需要用開放的眼光、比較的眼光來研究中國文學，而不能僅侷限於中國本身。

劉毓慶：徐先生剛纔談到，上古一定有一個神話的階段。徐先生這種觀點可以說是學術界目前比較通行的一種觀點，基本上大家都是這麼認識的。但是，我們面對中國神話的時候，問題出來了。西方早期神話和少數民族神話，沒有文字記載，甚至有些民族到現在還是口傳，因此很難知道它產生在什麼時候。而中國特殊的是，很早就有了文字記述，這種文字記述給我們提供了對早期社會進行思考的一個根據。我們看到的早期神話記述多是歷史性的，而您所說的對早期自然、社會、宇宙不理解而進行探討、解釋的神話，恰恰是很晚的，到戰國秦漢時期纔出現的。我們現行的一種觀念，認爲神話只能產生在上古時代，不可能是其他時代。這種觀念侷限了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如果我們考察一下中國神話就會發現，所謂上古時代的神話，恰恰是對歷史所作的記述，它是一種歷史記述法。我非常贊成陳連山教授談到的中國古代神話是歷史的一部分的觀點。《山海經》《搜神記》《神異經》《十洲記》之類，都採用了一種歷史的記述方式。它不是給你在講神話，而是講述一件真實的怪異故事。我們再看漢代以後記述的神話，如盤古開天闢地、女媧補天、女媧造人、共工觸不周山等，這些所謂的創世神話，其實都是哲學思考，是對先秦哲學思潮中提出的理論的一種圖解。也就是說，徐先生說的那類神話，並不是上古產生的，或者說主要不產生在上古。神話作爲一種敘事形態和思維形態，它是任何時期都可能存在的，但它不是一種文化形態。我們不能用理論來推導歷史，更不能推導出中國上古有一個神話時代。

我們堅持中國文學本位立場，並不是不要有世界文化視野，而是要通過立足於中國文學發展的特殊性，展現世界範圍內文學發展的豐富性。徐教授在世界文學範圍內發現屈原的特殊貢獻，本來就是堅持中國文學本位立場的成功實踐。如果站在西方文學的立場上，那麼可能得出的結論是屈原的詩歌不是詩歌，因爲屈原的詩歌和西方當時的詩歌形態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