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機《文賦》的重要價值

《文賦》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史上第一篇系統闡述創作論的文章。陸機在序文中說明，他寫作《文賦》的根據，一方面是對於他人創作用心的體會一——“餘每見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一方面是親身從事創作的經驗——“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沒有自己的實踐經驗，就很難深切地體會別人的用心;但拘守自己的實踐經驗，又未免陷於狹隘。陸機結合直接和間接的創作經驗來探索“作文之利害所由”，這種研究方法是合乎科學的;在他之前還從來沒有人這樣做過。

陸機從總結經驗中認識到，“作文之利害”的關鍵是要解決“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的問題。我們知道，《莊子》中早已提出了言和意的矛盾。魏晉時，言意之辨又成爲玄學的一個主要論題。當時持“言不盡意論”者甚多，主要是闡發莊子的觀點，強調精微奧妙之意是不可以言傳的，把道形容成玄妙莫測的東西，宣揚唯心主義的不可知論，然而他們揭示了言和意的矛盾，這一點還是有意義的。當時歐陽建則獨樹一幟反對“言不盡意論”，可是他又完全抹殺言和意的矛盾，而陷入了形而上學。這場哲學上的辯論對陸機無疑是有影響的。因此他把言意關係問題引入了創作理論中。他既承認言意之間存在着矛盾，又主張寫作時應該力求解決這個矛盾。他在言意關係之外，還提出了意物關係。從“言”來講，是要求完美地表達“意”;從“意”來講，則要求準確地反映“物”。一篇作品要達到主觀和客觀、語言和思想的統一。這種見解是具有唯物主義精神的，陸機把“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作爲探討的中心問題，確是抓住了創作中的主要矛盾。

怎樣解決這個中心問題?陸機是從分析創作過程落筆展開論述的。他指出，創作前要做好兩方面的準備：一是生活的準備，即所謂“佇中區以玄覽”，對外界事物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觀察。情因物感，辭以情發，從而開啓文思的泉源。二是學養的準備，即所謂“頤情志於典墳”，要認真學習典範的作品，從中吸取思想上的營養，以培養高潔的情思，還要從中吸取文辭上的營養，以豐富表達的技巧。這兩方面的準備，是解決文、意、物之間的矛盾所缺一不可的，完成了這些準備才能進入創作過程。

創作過程中的核心部分是構思。陸機認爲構思與觀察不同，需要“收視反聽”，即排除干擾，虛靜專一。至關重要的是“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也就是發揮想象力。通過構思，要達到“情瞳矓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使情和物在頭腦中逐漸清晰、活躍起來。通過構思，還要“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調動各種有用的表現手段。可見構思是解決文、意、物之間的矛盾的重要環節。

“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也就是謀篇佈局、修辭煉句。陸機認爲在意(義)和文(辭)兩方面都應作精心的安排。

整個創作過程是從無到有的創造性的精神勞動，所謂“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最後臻於“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即達到文和意二者都比較完美的`境界，這樣作者是會感到無限的欣喜的。

由此可知，在陸機看來文、意、物之間的矛盾是可以解決的。那末，其中有無規律可循呢?這是陸機心中經常思考琢磨的問題，他認爲創作是有規律的，但不是僵死的公式。在序文中他就指出：“放言遣辭，良多變矣”，“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創作規律之難以摸索，也不易說明，正是由於文章的“多變”。因此，他要求“達變識次”，即掌握變化的規律。

爲什麼文章多變?這是由客觀事物的複雜多樣所決定的。《文賦》中說：“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要反映千姿萬態的客觀事物，固守刻板的教條當然是無濟於事的，必須靈活機動。“雖離方而遁圓，期窮形而盡相”，爲了達到“窮形盡相”的目的，不妨突破常規。

正由於重視變化，陸機也就重視創新，因爲陳詞濫調是不可能適應變化的需要的，他強調要“謝朝華於已披，啓文秀於未振”。甚至說：“必所擬之不殊，乃暗合於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即使並非有意的剽襲，而系無意的雷同，也同樣是要不得的。但是陸機並不排斥繼承和吸收前人的成果。他主張“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而且“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有時利用舊辭，脫胎換骨，還可以收點化之效。

陸機雖然突出了創作規律的靈活性，但是並沒有把變化說成是不可捉摸的。因爲變化之中仍有不變的原則在。“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果掌握了變化的規律，也可以舉重若輕，化難爲易，左右逢源。

在探索創作規律中，陸機感到難以解釋的是靈感問題。在《文賦》中，陸機對靈感來去的情狀作了形象的描繪，但是陸機不能說明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只得感慨地說：“雖茲物之在我，非餘力之所勠。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當然靈感或創作衝動並不是象陸機所講的那樣，作者完全無能爲力，唯有聽其自然。然而，創作畢竟是一種複雜的精神勞動，靈感興會的生滅，文思源泉的開塞，決定於許多因素，確實是很難把握。

“意不稱物，文不逮意”是寫作任何文章都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文賦》很明顯地是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闡明的。在陸機心目中，文學和非文學的界限已經劃分得比較鮮明瞭，因此他論述各個問題的時候，總是牢牢地抓住了文學的特徵。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突出情感的因素。例如他講觀察生活是說：“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他講修辭是說：“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嘆。”他講文體是說：“詩緣情而綺靡”，“誄纏綿而悽愴”。先秦兩漢的儒家在詩樂的研究中已經發現了情感的因素在文藝中的重要地位.陸機在這個基礎上踵事增華，更進一步闡發了情感是文學創作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第二，強調形象的概括力。例如他講構思，要求“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講謀篇，要求“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他認爲行文的樂趣正在於能夠“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這就是說，在創作中要善於集中提煉，小中見大，以有限的篇章展示闊大的境界，具有尺幅千里之妙。

第三，注意內容和形式的美。在文學的內容和形式的關係問題上，陸機明確地指出，內容是主要的，形式應該爲內容服務。他說：“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但他也反對“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跡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這樣空洞無物的作品。從他列舉的五種文病，即“唱而靡應”、“應而不和”、“和而不悲”、“悲而不雅”、“雅而不豔”，也可以看出他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的審美標準。

綜觀《文賦》的成就，可以說陸機在認識文學的本質和規律的道路上比他的先輩前進了很大的一步。《文賦》對後世的影響是顯著的。《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就從《文賦》中得到許多啓發，書名中“文心”一詞即來源於陸機所說的爲文之“用心”。章學誠說：“劉勰氏出，本陸機說而昌論文心。”(《文史通義·文德》)把《文賦》看作《文心雕龍》的胚胎或雛型，這樣的估價是並不過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