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爲何歸隱田園
導語：陶淵明是著名的隱逸詩人，自他開始出現了許多隱逸的文人。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整理的關於陶淵明隱居的故事，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想起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形象大概立刻就會浮現出來：這是一位遵從自己心願而歸隱田園的詩人。
不過，就一定是這樣的嗎?一般，人們記憶之中，詩人的歸隱，與“不爲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不可分割：陶淵明正在彭澤令任上，督郵來巡視，縣吏告訴詩人“你得整衣束帶去見他”;詩人一聽，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於是掛印而去。可這個生動的場景，出現在後代史書《宋書》裏，陶淵明自己可不是這麼說的。他的那篇名文《歸去來兮辭》的序裏只說自己出來做官是因爲家裏窮，要錢，可有了錢的官場生活與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難受，“深愧平生之志”。這時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着去弔唁，所以就離職而去了。如果我們相信詩人的自述，那他不是掛冠直接回家的，而是首先從今天九江那兒的彭澤，溯江而上跑武昌去了。一件事，不同的說法，道理其實簡單：人們最熟知的，未必就是事實，而事實是什麼，真得多想一想。
一想，就有許多可議。其實詩人之率性而不負責任，不是頭一回了。陶淵明也不是隻做了彭澤令這一任官，他最早出仕，是任所謂“江州祭酒”，這官名很可能是“祭酒從事史”的省稱。據《宋書·百官志》這是“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屬”，職事瑣屑得很。加上這時候的江州刺史是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詩人與這個傲慢的王家子弟大概也不投緣，《宋書》裏記載他“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少日”就是沒多久的意思，雖然我們不知道究竟有沒有短過彭澤令的八十天。詩人之所以能一再地一不高興就甩手而去，當然有他的資本，可想而知，他有一定的依憑，是有些家底的，即使到最後他歸隱田園的時候已很落拓，也還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歸園田居》其一)。而另一方面，詩人熬到差不多三十歲出來做官(陶淵明的年壽有許多的不同說法，從五十多到七十多都有;這裏就照最早也最通常的六十出頭計，生年在公元365年)，擔任的卻是事務瑣雜的職位，在當時他只能算是地位不高的寒素之士，大約也是可以肯定的。
前面提到的還有一節也值得稍加留意：陶淵明丟開彭澤令的位子跑去武昌弔唁妹妹，詩人的家不是在廬山腳下嗎?他的這位程氏妹(過去一般認爲他們是同父異母的兄妹，可也有學者認定他們就是親兄妹)怎麼遠嫁到武昌了?說起來，武昌當時屬於長江中游的荊州地界，那裏可是陶家早先盡顯榮光的地方。
荊州在中古時代具有極重要的地位，東晉一代，更可謂舉足輕重，以其踞長江中游之勢，往往與下游建康的中央形成對峙。那個時候，曾任荊州刺史的，前後二十餘人，東晉最後那些年的亂局時期不計，大抵都是東晉秉執權勢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家人佔有該位置十年，外戚庾氏兄弟連着據有十年，桓氏更斷續有四十餘年。這些人物裏面，除作爲外戚的庾氏兄弟，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皇室的勢力，與時據中樞的名相王導形成抗衡，其餘的王敦、桓溫、桓玄等，皆有抗衡中央，乃至不臣之意。陶氏家族的歷史上，陶淵明最崇敬的曾祖陶侃，也曾是東晉荊州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之間，他任刺史差不多十年。可以說，荊州曾是陶家勢力甚大的所在。雖然我們不清楚陶淵明的這位妹妹嫁在武昌程家的原委，但很可能並不是偶然的。即使是陶淵明本人，荊州也是他一生經歷中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地方。這就得說到詩人的第二次出仕了。
荊州在中古時代具有極重要的地位。
在梟雄桓玄、劉裕手下任職
陶淵明的第二次出仕，即他在當時的梟雄桓玄手下任職的經歷，過去人們留心的不多。桓玄是一位文韜武略都十分了得，在東晉晚期歷史中扮演了翻天覆地的重要角色的人物。他的發跡不妨從公元398年說起，當時青、兗二州刺史王恭與荊州刺史殷仲堪聯合對抗朝中攝政的司馬道子，結果北府軍名將劉牢之倒戈，致使王恭兵敗被殺，桓玄和殷仲堪本來就是玄學辯友，這次事變他們是站在一邊的，此時乘機成了江州刺史;第二年(399)桓玄又攻殺殷仲堪，再一年(400)爲荊州刺史，兼領了江、荊二州。而大約就在桓玄先後據有江州和荊州的這一期間，詩人陶淵明進入桓玄麾下任職。
對此，最確實的證據是陶淵明自己的幾首詩。公元400年的《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詩二首，其中有“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的句子，表明詩人當時人在仕途無疑;詩中的“都”指東晉的都城建康，而“規林”應在尋陽附近，由此可知，這兩首詩寫於詩人“行役”赴都城建康之後返回西行，在離家鄉不遠處遇風停留之時。那麼詩人“從都還”，是要“還”哪裏呢?當然不是回“規林”附近的家，哪有當官出差完事之後便回家的道理?得銷差。去哪兒銷差呢?他在第二年也就是401年有一首《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裏面出現了“懷役”二字：“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這與詩題中“赴假”、“夜行”顯然是相應的，那麼，詩題透露的信息乃是詩人在休假之後返還江陵，經過距武昌不遠的塗口。這回銷假返回的江陵，理應就是前一年“從都還”的目的地，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399年攻殺原荊州刺史殷仲堪而此刻正據有該地的桓玄的府中。鑑於桓玄398年開始領江州刺史，或許有理由推測，陶淵明早在399年桓玄攻滅殷仲堪之前、其據江州時就已投身桓玄麾下。無論如何，由詩人的這三首詩看，可以肯定，大約在401年及之前的兩年甚至三年，陶淵明便在桓玄處任職。
桓玄
毫無疑問，這該是陶淵明一生中最久的仕途經歷了。那麼，在桓玄手下，詩人有何作爲呢?我們已經知道，400年的《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顯示他爲桓玄擔任了赴京使者，然而使命是什麼呢?現代研究陶淵明最深入的學者之一逯欽立先生覺得，詩人很可能是在爲桓玄上疏朝廷請求領兵討伐孫恩而奔走。孫恩家世奉五斗米道，399年乘亂起事，爲被司馬道子所殺的叔叔孫泰復仇，一時聲勢浩大，攻入會稽，殺了當時的會稽內史王凝之，吳地諸郡動盪不已。這次孫恩雖然被劉牢之率軍擊退，回據舟山一帶的海島，但第二年的五月又捲土重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桓玄請求討伐孫恩，固然有正當的理由，然而事情往往也是複雜的，背後未必沒有隱藏着桓玄藉機東下的意圖和野心。如果陶淵明擔任的是這麼一個代桓玄請求東下的使命，那還真是頗關緊要的。
陶淵明結束這段爲時最久的仕途經歷，倒不像第一次江州祭酒那樣是自行一走了之的，而是他母親孟氏401年冬天去世所致，這在詩人的《祭程氏妹文》裏說得很明白：“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可見，陶淵明是在江陵桓玄荊州刺史門下得到母親去世消息的。
或許會有疑問，詩人生平最久的這段仕途經歷，何以千年以來頗爲隱晦，少受留意呢?瞭解隨後的情勢變幻，大概可以懸揣一二。
就在陶淵明離開桓玄返回故鄉爲母親守孝之後的兩年半時間內，整個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402年晉安帝下詔罪桓玄，桓玄因率軍東下，幾乎有反覆倒戈習慣的劉牢之再次重演老把戲，投降桓玄，桓玄順利攻入建康，殺司馬元顯，總攬朝政;次年(403)桓玄篡晉，改元建楚;接着的404年初，這一時代的另一位梟雄、後來代晉而立的.劉裕起兵討伐桓玄，雙方在尋陽附近便有戰事，而與劉裕站在一邊的就有當時的江州刺史、劉牢之的兒子建德將軍劉敬宣。最後的結果，桓玄兵敗伏誅。在這一連串的變故之中，前半場，詩人是看客，後半場，則進場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陶淵明在這時候有一首詩《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寫詩人雖懷着留戀，但還是告別故鄉，一路向東，擔任鎮軍將軍的參軍去了;這位鎮軍將軍，如今的研究者大致確定，就是劉裕，他當時駐京口，陶詩題中提及的曲阿與之相距不遠。
陶淵明在劉裕處不久便離開了，因爲第二年(405)年初，他留下一首《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已表明他擔任了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從劉裕麾下轉往劉敬宣那裏，究竟是出於什麼原因，我們弄不清楚，但從劉裕和劉敬宣當時合作密切的關係來看，也並不很奇怪：這位劉敬宣乃是劉牢之的兒子，我們前面提到，402年桓玄東下進攻建康之時，劉牢之反戈投降了桓玄，但反覆之人隨即又與兒子劉敬宣蓄意襲擊桓玄，事敗自經，而劉敬宣則奔竄到北方去了;過了兩年(404)，作爲劉牢之舊部的劉裕起兵討桓玄，正是劉裕“手書召敬宣”回來的。陶淵明在這首詩中有“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的詩句，已表示他要歸去田園了。確實，就在這年(405)，被桓玄廢黜的晉安帝恢復了帝位，劉敬宣隨即上表解職，陶淵明這次“使都”大約就是爲此而去的。離開劉敬宣之後大約半年，纔有了詩人爲人熟知的八十天彭澤令的最後一段仕途。
大致明白了陶淵明就職桓玄、劉裕麾下的始末，或許便能瞭解這些曲折何以有意無意被隱晦的緣故了。詩人之服務於桓玄，在劉裕這裏，是絕對不該被提及而是應竭力忽略、掩埋的事，甚至他投身劉裕可能也是不得不有的姿態;而詩人與桓玄、劉裕的這些瓜葛，在後世大多數認定陶淵明忠於晉室的人那裏，實在也是難以面對的——這兩位雖是敵手，可在顛覆東晉王朝方面，則並無二致，可謂前仆後繼的梟雄。
回顧陶淵明這些年的經歷，知曉他曾在東晉晚期桓玄和劉裕兩位大梟雄手下謀事，見證了他們翻天覆地的所作所爲，我們應該能夠了解和想象詩人的內心波瀾。他會是對現實政治毫無深切感知的凡夫嗎?他會是樂天知命簡單純粹的田園詩人嗎?
毫無疑問，詩人是有用世之心的，在他的詩中或隱或顯有所表露;然而這種用世之心，不是空泛的意念而已，必得有落實之處。對陶淵明來說，用世的理想，如果曾經有過一個真正實現的機會，當然不是最初的江州祭酒，也不是最後的彭澤令，甚至劉裕和劉敬宣的參軍也談不上——如前邊談到的，這或許是他曾效力桓玄而不得不付出的努力，想在其中獲得抒展的可能，未免太天真了——而是在桓玄麾下，在那詩人一生最久長的一段仕途。
回到陶淵明投身桓玄麾下的那一刻。詩人爲什麼會這麼做呢?
其實，爲詩人設身處地來想，有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們已經知道，桓玄當時據有江、荊二州，勢力之大，人所矚目;而荊州正是詩人最崇敬的曾祖陶侃曾經生活和戰鬥的地方。
其次，從陶淵明的切身感受而言，他於桓氏當有相當的親切感。東晉是所謂門閥時代，陶淵明與桓玄的關係，似乎也很有必要從這樣一個視野中加以觀測。桓氏家族，如歷史學家田餘慶先生所考，東漢大儒桓榮爲其先人，中經曹魏時代曹氏與司馬氏之間的激烈鬥爭，桓範被殺，此後家族孤單勢弱;桓彝渡江，爲東晉功臣，其子桓溫權傾一時，爲桓玄最終代晉爲楚確立基礎。雖然如此，桓氏當初仍很受高門世族的鄙視，《世說新語》裏記載桓溫爲兒子向當時在自己手下爲官的王坦之提親，王坦之不敢自主，答應回家去問問自己的父親、也就是桓溫相中的兒媳的爺爺王述。王述就是那位著名的脾氣急躁的王藍田，曾想吃雞蛋，筷子夾不住，扔下地用鞋跟踩，還踩不着，於是就地抓起來，直接放進口裏咬開再吐出來。這回，王述還是很暴躁，本來他是很喜歡王坦之這個兒子的，兒子雖然是大人了，還抱着靠在自己的膝蓋上，但一聽桓溫求婚的事，便大怒，一把推開兒子，罵道：“你犯渾了嗎?怕桓溫嗎?他不過兵家出身，怎麼可以將女兒嫁過去!”王坦之於是回報桓溫說：“卑下女兒家裏已爲她定了婆家了。”桓溫當然是明白人，說：“我曉得了，這是你爹不答應啊。”王述以桓溫爲“兵”，當時這是強烈蔑視的表現。至於陶氏家族，陳寅恪先生認爲本來出自溪族雜處地區“業漁之賤戶”，因而士族勝流視同異類，只因東晉初年以軍功緻顯，但仍受到歧視。《世說新語》裏記有一則故事：王胡之住在會稽東山的時候很窮，當時陶侃的兒子陶範送一船米給他，結果竟然被拒絕了，王直截了當地說：“我王家的人沒米下鍋，自會去找謝家的謝尚討，不要你陶家的米。”研究《世說新語》極爲精深的餘嘉錫先生對此分析道：“因陶氏本出寒門，士行(陶侃)雖立大功，而王、謝家兒不免猶以老兵視之。”最值得留意的是《世說新語》的這條記載：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陶侃)。胡奴(陶範)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雲無?”因誦曰：“精金百煉，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
但對這條文字，劉孝標爲《世說新語》做注的時候引了另外一本史書《續晉陽秋》的記載：
(袁)宏爲大司馬(桓溫)記室參軍，後爲《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衆雲：“我決不及桓宣城(桓溫之父桓彝)。”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聞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爲危懼。行數裏，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雲：“君欲爲何辭?”宏即答雲：“風鑑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爲允也。”溫泫然而止。
顯然，這兩則記述極爲相似，我們不必追求兩者之間究竟是張冠李戴了，還是都曾發生過，桓、陶兩家故事可以有這樣的糾葛，透露出兩家在彼時高門世族視野中彼此地位相侔。就陶淵明而言，其家族從曾祖陶侃開始，爲國家勳臣，到詩人這代已然衰落，作爲舊家子弟，陶淵明的自我認同或許是很以祖先爲傲的，但實際環境之中則遠非如此，其不受高門世族之尊重，與桓氏頗爲類似。這或許是陶淵明與桓氏之間一種精神合契的基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