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的文化意義

“中國四大小說名著”，指明代的《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清代的《紅樓夢》四部小說。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們都是文化密碼，我們可以從中解讀中國人的歷史觀、政治觀、人生觀、生命觀等等。

　　《三國志演義》的歷史意識

清朝康熙初年刊行的毛宗崗本《三國志演義》，一開篇引錄了一首楊慎的詞：“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這首詞傳達給我們兩個歷史感受：第一，不管有多少英雄，他們曾有多少轟轟烈烈的事蹟，最終都是“空”的。留下的是什麼?是不變的青山和夕陽。中國還是中國，青山還是青山，曾經的英雄不再重現。

可是真的不會重現了嗎?這就引出了第二個歷史感受：歷史英雄仍然生活在我們當中，在我們的心目中，他們的一生藉助語言表述方式得以重現——“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笑談”是一種語言表述方式，是說故事。所以，歷史上的英雄還活在當下。

　　結構框架：分合循環的歷史宿命

《三國志演義》的故事，起自“宴桃園豪傑三結義”，終於“降孫皓三分歸一統”。在歷史敘述中，敘事者總是將充滿偶然性的歷史事件當作在必然規律支配下肯定發生的事實，於是原本不確定的歷史便成爲朝着理性目的行進的必然過程。

民間流傳的《三國志平話》，原來構想了一個歷史寓言：由於西漢初年高祖劉邦殘殺功臣，所以功臣們託生成爲三國諸侯，最終顛覆了漢王朝。這種不切實際的前世因緣，蘊含着冤冤相報、道德報應的歷史宿命，表現的是民間的善惡觀念和因果觀念。而《三國志演義》卻用黃巾起義、三國歸晉這種確鑿的歷史變遷，取代了《三國志平話》的歷史寓言。那麼，它的開端和結局又蘊含着什麼樣的象徵意蘊呢?

就開端而言，“黃巾起義”對中央政權的衝擊，不僅表徵了王朝興衰循環的道理，而且揭示了一個王朝最終滅亡的種種原因：桓、靈二帝用人不當，特權集團——包括宦官和外戚——敗壞朝政，激烈的朋黨之爭，膨脹的個人權欲等等。這裏的因果關係是環環相扣的，表現出《三國志演義》對歷史的深刻思考。

《三國志演義》小說的結尾，呈現出一種對小說開篇情節的迴應。在小說的結尾部分，敘事者常常運用閒筆，提到遠在衆多章回之前、標誌小說開篇的一些情節。比如第一百一十四回，曹髦大喝“吾乃天子也”，這跟第一回劉備幼時同鄉中小兒以樹下游戲，自稱“我爲天子，當乘此車蓋”，遙相呼應。歷史，彷彿在轉了一圈以後，又回到了它的起點。

從歷史循環論的觀點來看，分—合—分—合……構成了一種永無止境的歷史過程。這就是毛宗崗所總結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這種分合循環的歷史宿命觀並不高明，但比起《三國志平話》因果報應的宿命觀，已經是切切實實的歷史觀念了。

　　情節主線：悲憤感傷的道德信念

《三國志演義》描述了諸侯割據給人民造成的苦難，在“青梅煮酒”中，還借曹操之口，評述當時局勢，嘲諷門閥士族。小說家不贊成由曹操來統一天下，但卻肯定曹操在反對門閥士族、諸侯割據中的功勞。同時他又清醒地認識到，曹操畢竟得了“天時”，最終只能由屬於曹魏一方的司馬氏政權來統一天下。

但是，全書的情節展開卻更鮮明地是以蜀漢一方爲中心的，小說家極力謳歌、熱情寄望的是蜀漢一方。從第一回至第八十五回，小說展開了劉備一生經歷的描寫。其中有兩個轉折點：第一個轉折點是第二十一回，在這之前，劉備在諸侯爭戰中只是一個極不起眼的小配角，在這之後，劉備集團作爲一股新生的政治勢力開始與曹操集團正面對抗;第二個轉折點是第四十三回赤壁之戰，在這之前，劉備東奔西走，狼狽不堪，在這之後，劉備取得荊、襄數郡，並將勢力發展到了西川。而劉備一生最重要的事蹟是三顧茅廬。從第三十七回至第一百零三回，小說實際上書寫了“諸葛亮傳”，以赤壁之戰、三氣周瑜、七擒孟獲、六出祁山等重要情節，展開蜀漢驚天動地的戰績。

《三國志演義》以蜀漢爲中心的總體構思，具有深刻的寓意。本來，就像“春秋無義戰”一樣，三國爭戰也無所謂正義與邪惡的區別。但是由於小說家賦予三國中的劉備集團以“占人和”、得民心的客觀條件，“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政治理想，使劉備集團成爲正義力量的象徵，而與之相對立的曹操集團卻成爲邪惡勢力的代表。這種“擁劉反曹”的政治傾向，既表現了中國古代平民百姓的心理和願望，又浸透了源遠流長的封建正統觀念，是二者的融合，構成一種強烈的道德信念。

可是，嚴酷的歷史事實是，真正實現統一的是由邪惡力量曹魏一方派生出來的司馬氏政權，以正義力量劉蜀一方來統一天下終究成爲幻滅的理想。諸葛亮臨終時不能不哀嘆：“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將亡矣!”《三國志演義》小說的後半部流溢着濃重的感傷情調，就像鋪天蓋地的迷霧一樣瀰漫寰宇，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水滸傳》的政治思考

如果說《三國志演義》是在問鼎逐鹿的政權鬥爭中思考歷史興亡的話，那麼，《水滸傳》小說則是在綠林好漢的草莽世界中展示社會動亂。《水滸傳》小說的故事始於“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北宋嘉祐三年，京師瘟疫盛行，民不聊生，殿前太尉洪信奉仁宗聖旨，到江西信州龍虎山，宣請天師張真人到朝廷祈禳瘟疫。洪太尉到信州貴溪縣，遊覽伏魔殿，擅自打開殿門，掀開石碑、石龜壓着的青石板：“石板底下，卻是一個萬丈深淺地穴。只見穴內刮刺刺一聲響亮，那一聲響亮過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裏滾將起來，掀塌了半個殿角。那道黑氣直衝上半天裏，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這就是“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單八個魔君”——即梁山泊首領的來歷。

因天災引起人禍，這是有深刻的寓意的。“洪太尉誤走妖魔”的事情，距離梁山好漢揭竿而起的徽宗宣和元年，有61年。60年一甲子，這有某種特殊寓意，指出宋徽宗的社會動亂來源於61年前的宋仁宗。仁宗朝是北宋盛世，小說顯然隱含着“從盛世尋求亂世根源”的敘事動機。

小說的故事終於“宋公明神聚蓼兒窪，徽宗帝夢遊梁山泊”，宋江兄弟零落星散以後，大半慘死，受玉帝敕封，陰魂聚於蓼兒窪。一天，宋徽宗夢遊梁山泊，得知宋江等人冤情，驚醒後，命宿太尉查明真相，下旨封宋江爲“忠烈義濟靈應侯”，在梁山泊“起蓋廟宇，大建祠堂，妝塑宋江等歿於王事諸多將佐神像。”，四時享祭。

禍由皇帝而起，由皇帝而終，小說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敘事結構，對宋江起義的發生和結局做歷史和政治的闡釋。我把這種闡釋概括爲“魔君三部曲”。108位好漢本是“魔君”，最後卻變爲神。神和魔之間的衝突在《西遊記》小說裏大量展開，《水滸傳》講的是魔變成神的過程，包括三個故事：第一，羣魔亂世;第二，改邪歸正;第三，榮升天神。這個“魔君三部曲”隱含着深層政治思考，它蘊含三重寓意，即“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和“忠義之烈”。

　　官逼民反

首先，一百單八個“魔君”降生社會的原因，是奉了聖旨的洪太尉“誤”放出來的，這一描寫隱喻着“亂自上作”、“官逼民反”的思想。

金聖嘆整理出版了《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在《水滸傳序》中他說：《水滸傳》“無美不歸綠林，無惡不歸朝廷”。在第一回批語中他又說：“一部大書，將寫一百八人也，乃開書未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深有見地。

《水滸傳》小說第一回，寫破落戶子弟高俅受到宋徽宗的寵用，從一個市井無賴升遷爲殿帥府太尉，倚勢逞強，無惡不作。高俅不務正業，“自小不成家業”，“只在東京城裏城外幫閒”，而且品行不好，“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卻是不會”。但他有特長，“只好刺槍使棒，最是踢得好腳氣毬”。高俅在東京難以存身，“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奔一個開賭坊的閒漢柳大郎”。後來遇赦，高俅要回東京，柳大郎乘機將他託付給“東京城裏金樑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仕”。董將仕怕他影響自己的子女，將他推薦給小蘇學士。小蘇學士又把他推薦給王駙馬，由此得以接近端王，即後來的徽宗，飛黃騰達，“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到殿前府太尉職事”。

小說家借高俅發跡的故事告訴我們，北宋徽宗時期官員的素質並不高，甚至普遍低下，這就造成了官員的貪慾，成爲政治黑暗的根源。同時這是人才選拔體制的問題，皇帝僅憑自己的喜好就可以讓你生、讓你死，讓你升官、讓你貶職。所以高俅的故事隱喻的是對整個政治體制的批判和失望，對整體官員素質低下的失望，這才導致百姓揭竿而起，“亂自上作”。

替天行道

其次，一百單八個“魔君”降世，糾集在梁山泊，一方面擾亂了“大宋天下”，“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一方面又成爲“宋朝忠良”，力圖以違背現實政治秩序的叛逆行爲來達到整頓倫理綱紀的最終目的。這隱喻着“替天行道”思想的複雜內涵。

梁山泊杏黃旗上大書的口號是“替天行道”，這是一個含意模糊的口號。

“替天行道”可以是造反的口號。孔子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代天行道”原本只能是皇帝的專利，現在居然有人擅自出來“替天”了，這便說明原來的皇帝已經不能代表“天”了，必須取而代之。但是，“替天行道”也可以是一個妥協的口號。在古代社會裏，反叛政府的武裝力量不敢“擅改年號”，不願像李逵那樣公然宣稱奪取皇帝的“鳥位”的時候，便可以用這個口號，把“天”說成是當今皇帝，把自己的反叛行爲說成是代替皇帝單殺贓官污吏讒佞之人。這樣一來，反叛政府的武裝力量就可以給自己留下回旋的餘地。

在《水滸傳》小說中，九天玄女教導梁山義軍領袖宋江說：“汝可替天行道，爲主全忠仗義，爲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小說第七十一回從天而降的鐫有天書的`石碣，側首一邊寫着“替天行道”，另一邊寫着“忠義雙全”——從這些描寫我們可以看出，在《水滸傳》小說裏，“忠”、“義”是相輔相成的。

　　“忠義之烈”

造反與效忠原本是對立的兩碼事，怎麼能夠把它們統一起來呢?《水滸傳》提供了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那就是招安。

正是因爲社會黑暗，奸臣當道，這才使得忠義之士被逼無奈，走投無路，迫不得已地採取先造反而後受招安的方式，以達到“爲國盡忠”的目的，完成“替天行道”的使命。小說第七十一回，宋江在“英雄排座次”時寫的《滿江紅》詞說得很明白：“……中心願，平虜保民安國。日月常懸忠烈膽，風塵障卻奸邪目。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後來燕青到東京，又向徽宗進言：“宋江這夥，旗上大書‘替天行道’，堂設‘忠義’爲名，不敢侵佔州府，不肯擾害良民，單殺貪官污吏，讒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願與國家出力。”就在“替天行道”、“忠義雙全”的旗號下，經過幾番周折，排除了朝廷之中和梁山內部的重重阻力，宋江帶領衆兄弟懲惡除暴，救困扶危，創造條件，終於接受招安，替皇帝北征南討，遏止覬覦國鼎的遼軍，掃除不“替天行道”的方臘。

然而，即使“魔君”已經改“邪”歸“正”了，但在現實政治中仍然不得善終。這批“替天行道”英雄，仍然被誤國之臣、無道之君逼向了絕路。小說的結局只能是：“煞曜罡星今已矣，讒臣賊子尚依然”。

《水滸傳》小說這樣的描寫，引發了一個相當深刻的文化思考，這就是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政治與道德的嚴重分裂。宋江等人最終的結局說明，招安也許是坦途，但卻意味着生命會消亡。這是對傳統政治的深刻思考。這種政治思考告訴你，當你步入政治的漩渦中時，你可能面臨道德的考驗，可能最終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西遊記》的人生哲理

一部《西遊記》，是一部孫悟空的英雄史，記錄了他的出生、成長、奮鬥，直到成爲“鬥戰勝佛”的全過程，探求他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追求成功的人生意義。

　　自在不成人

《西遊記》小說寫孫悟空的出生，有一點和普通人大不一樣的地方：他是天生地長的，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神猴。

孫悟空從石頭裏蹦出來，他就擺脫了人與生俱有的社會關係。任何一個個體的人，當他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無可奈何地落入社會關係網中，有父母、兄弟姐妹，這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網絡。個體的人與生俱來地落入社會關係網中，不是“自在”的，不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是一種家庭、家族、宗族式的社會結構，中國的文化也是這種家族文化或宗族文化。咱們習慣說“國家”，“國”是放大了的“家”。“忠”是放大了的“孝”而已，臣子對君主的“忠”是子女對父母的“孝”的放大。美猴王沒有家庭的束縛，也就意味着他一開始就不受任何的社會束縛，用小說的話，就是“不服麒麟轄，不服鳳凰管，又不服人間王位拘束”，成爲一個擺脫一切社會關係的原生態的人。

那麼，作爲一個原生態的人，是不是就獲得了真正的“自在”呢?這還不行。石猴有一天突然發現，自己生活的環境太狹隘了，來來回回的就是在花果山上，交往的就是那些個猴哥猴弟。他想要擁有更大的空間和世界，所以他就去尋仙問道，有了種種法力。這既提升了個人能力，同時也拓展了無窮的生存空間。一個筋斗雲就可以翻出十萬八千里，生活空間如此之大，可以爲所欲爲，來去自如。

有了這麼廣闊的生存空間，人就能獲得真正的“自在”了嗎?還是不行。孫悟空有一天突然悲嘆起來，他看到老猴子一個個死去，想到自己遲早也要死去。孫悟空努力超越，到閻羅殿去，把自己的名字從生死簿中勾掉。

於是，孫悟空有了絕對意義上的自由。作爲個體人，這是自由的最高境界。但是對社會人來說，卻觸犯了規範，社會不允許沒有經過任何修煉就得到這種絕對自由。孫悟空擾亂了正常秩序，對於這樣一個人，社會要麼剿滅他，要麼改造他。

孫悟空對精神自由的追求是被喚醒的，原來他只有對空間自由和時間自由的追求，但一旦上了天庭，孫悟空就變化了，他有對“名”的追求。原來他是沒有追求“名”的意識的，你叫他美猴王也罷，叫他悟空也罷，什麼都行。所以當孫悟空第一次被收容到天庭時，讓他當“弼馬溫”，他還挺高興，可以天天管馬。

可是，當他知道“弼馬溫”是個未入流品的官職的時候，他明白了人和人之間還有官職的區別，於是他又造反了。他給自己創造了響亮的名號——“齊天大聖”。這是社會教他的。社會教他，人和人不一樣，由於有制度化的衡量標準，人總是要被貼上各種各樣的標籤。當社會給你貼上標籤的時候，你就得到一種精神滿足。

社會教給孫悟空知識的過程就是他個人的慾望不斷膨脹的過程。最後他提出一個最極端的口號，就是“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孫悟空說這是“常言道”，咱們要追問：這“常言”是哪兒來的?孫悟空不識字，他從哪兒學到這“常言”呢?花果山猴子們哪能知道“皇帝”是什麼?這顯然是玉皇大帝和臣子們教的。在天庭生活的耳濡目染中，孫悟空受到了薰陶，被知識化了。他逐漸失去原本有的“赤子之心”，導致了個人慾望的極端膨脹。

有了個人慾望的極端膨脹之後，社會就不能容忍他了。有人讚揚說“皇帝輪流做”體現出“造反精神”。但這種造反精神如果應該得到肯定的話，那麼這個社會就毫無秩序可言了。“皇帝輪流做”，是靠能力還是靠年齡?怎麼“輪流”法?如果人人想要當皇帝，這隻能導致個人慾望的極端膨脹，造成社會秩序的殘酷破壞。

孫悟空打破了這種社會規律，擾亂了正常的文化秩序，這必定要受到懲罰。小說採取了寓意性的寫法，用“如來佛的掌心”代表一種無所不能的社會規範，個人有再大的能耐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個體人”一旦步入社會，就不可能再有絕對的自由自在，不可能再爲所欲爲了。

《西遊記》小說揭示了規範和自由之間的矛盾對人一生髮展過程所起的作用。隨着他個人慾望的不斷膨脹，社會對他的壓制的手段也越來越嚴厲。憑藉一身高超的武藝，美猴王幾乎所向無敵，但是他終究逃不脫社會關係之網。

　　成人不自在

孫悟空遇到唐僧，投身西天取經的事業，這是偶然的事情嗎?不完全是。《西遊記》充滿着喜劇的、遊戲的色彩。在閱讀《西遊記》的時候，我們想都沒想過，孫悟空被壓在五指山下，該有多麼沉重!沒有人會替孫悟空掬一把辛酸淚。不是幸災樂禍，而是知道孫悟空不會總被壓在山下，他遲早會出來的。這是因爲，在《西遊記》小說中，孫悟空生活在一個有希望的、正常的社會裏，這樣的社會能給有能耐的人提供種種機會。這種情況與《水滸傳》相反，《水滸傳》是不給人希望的社會，所以英雄只能被逼上梁山。但是孫悟空不會被逼上梁山，因爲他生活的社會能夠讓他發揮自己的才能，達到“成人”的境界。

所以小說就有了一個寓意性的寫法——“緊箍兒”。緊箍兒是有形的東西，但卻有無形的含義。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兒是怎麼戴上的?是他自己戴上的。他看到藏着緊箍兒的花帽子漂亮，就自己給自己戴上了。這是一種寓意性的寫法，說明孫悟空是心甘情願地接受社會規範，保護唐僧西天取經的。“緊箍咒”有一個很雅的名字，叫“定心真言”。只有把孫悟空的心“定”住，他才能真正地長大成人。

於是，西天取經，是孫悟空充分發揮個人能力的過程，更是他收心斂性的過程。西天取經賦予孫悟空的任務，就是要求他保護唐僧一步一步走到西天去，跋山涉水，不能偷懶。這是一種人生的命題，人生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人生最大的價值不在於目的，而在於過程。

西天取經的八十一難，並沒有內在的邏輯聯繫。那些周而復始、形形色色的險阻與妖魔，在這一意義上，都不過是作爲孫悟空修心過程中所遇障礙的象徵。小說第十七回寫道：“菩薩、妖精，總是一念。”妖魔生於一念之間。八十一難的磨鍊，無非是隱喻着一個人明心見性必須經過長期艱苦的“漸悟”過程。

任何社會中的人都面臨着“自在”和“成人”的兩難處境，你生活在社會當中，一方面希望有更多自由，另一方面又發現面臨着種種約束。這是兩難的，人的一生就是在這種兩難處境當中找到最佳位置。在這個意義上，孫悟空是成功的。

　　《紅樓夢》的生命體驗

《紅樓夢》有非常豐厚的文化價值，但今天我們只能講一個主題，就是生命體驗。這種生命體驗，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悲劇性的體驗。

這種“極苦極鬱”的悲劇性的體驗，集中地表現在小說主人公賈寶玉的身上。在小說中，賈寶玉第一次正式登場，小說家就把賈寶玉放到被人質疑甚至嘲笑的審判席上：“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絝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這裏有兩個要點值得注意：第一，把賈寶玉跟“世人”相對立，甚至到了“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的地步，他是一個獨特的個體。第二個要點是，賈寶玉覺着自己不是這個世界的人，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因爲他有着一種與生俱來的超前的體驗：“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他始終沉浸在一種自我的悲哀中。

　　邁進成年門檻的深沉恐懼

《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形象，有一個特點可以得到共識，就是他在賈府這個大家庭中，屬於一個應該負責任而不負責任的人。

對家庭有意義的人生道路是傳統的讀書做官，光宗耀祖，而賈寶玉卻打心眼裏厭惡這種道路，甚至多次對這種讀書做官的人生道路提出尖銳的批判。

再從賈寶玉的心理狀態來看，他有着一種與生俱來的邁進成年門檻的深沉恐懼。

在小說裏，賈寶玉的這種恐懼有着文化的、社會的根源。中國古代的宗法制度是“嫡長子制度”。在一個家庭裏，只有嫡長子纔是合法的繼承人。如果賈珠還在世，他是當然的嫡長子。但是賈珠早早去世了，騰出位置給賈寶玉。賈寶玉不得不擔負起繼承賈府家族事業的責任，這是他絕對不願意承擔家族的責任。

　　感知社會人生的熱切溫情

同賈寶玉對家庭、對社會的極度冷漠的態度相比較，他對人生、對生命卻有着一種極其熱烈的情感。一冷一熱，截然相反。通過賈寶玉形象的塑造，小說深刻地表現了人的生存悲劇。

小說中警幻仙姑評價這種情感，稱作“意淫”。脂硯齋批語解釋“意淫”說：“按寶玉一生心性，只不過是‘體貼’二字”。

在小說裏，“意淫”還有一種說法，叫“情不情”。凡世界上無知無識的東西叫“不情”。脂硯齋評語說：“寶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所謂“情不情”、“情情”，第一個“情”是動詞，第二個“情”是名詞。

當聽到林黛玉吟詠《葬花辭》時，寶玉哭倒在地，他想：“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到無可尋覓之時”。如果說寶釵、襲人還跟他有密切的關係，那麼香菱是薛蟠的妾，跟他有什麼關係，能讓他如此關心呢?所以賈寶玉的情感邏輯是非邏輯性的，他甚至想到：“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世間一切有靈無靈的事物，寶玉都覺着跟自己相關。在賈寶玉看來，人的重合價值不僅在於關心自己，而且在於關心自己所面對的所有事物，所以叫“情不情”。

賈寶玉的“情不情”，表現出一種超越經驗的人生感受。他嘗受的是一種情感受到壓抑和摧殘的個人的痛苦，也是一種對生命轉瞬即逝、飄泊無依的感受，是一種生命的悲劇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