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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經》作者大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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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經》最初的作者究竟是誰?這一問題至今尚未得出一個明確的答案。目前主要有四種說法,即王應麟說、區適子說、黎貞說和陳淳說。其中,認爲南宋學者王應麟是《三字經》原作者的看法得到了比較普遍的認可。

《三字經》作者大猜想

  王應麟

王應麟(1223-1296年),字伯厚,號深寧居士,進士出身,是南宋著名的學者、教育家、政治家。他祖籍河南開封,後遷居慶元府鄞縣人(今浙江鄞縣),歷事南宋理宗、度宗、恭帝三朝,位至吏部尚書。王應麟博學多才,對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都有研究,是南宋末年的政治人物和經史學者。南宋滅亡以後,他隱居鄉里,閉門謝客,著書立說。明代著名詩人、王應麟的同鄉黃潤玉在《先賢贊》中稱頌王應麟:“春秋絕筆,瑞應在麟。宋詐訖錄,瑞應在人,尼父泣麟,先生自泣。出匪其時,呼嗟何及。”

父親王撝是呂祖謙學生樓昉的學生,曾任溫州知州,應麟從小受其培養教育,19歲就中進士,21歲在衢州任主薄,他在成爲進士後受到程朱學派的王埜和真德秀等人影響,任官同時勤於讀經史,34歲時因其文章的優異和學問的廣博,考上博學宏詞科(在宋代是很少人能考上的困難科目)後官最官禮部尚書,當時宋代外有蒙古入侵,內有權臣丁大全、賈似道等主政,他曾上書論邊防和批判當時政治。宋亡後(1276年)他在家鄉隱居講述經史二十年。

王應麟隱居二十載,所有著作,只寫甲子不寫年號,以示不向元朝稱臣。他一生著作甚豐,有《困學紀聞》、《玉海》、《詩考》、《詩地理考》、《漢藝文志考證》、《玉堂類稿》、《深寧集》等六百多卷。但是知名度最高的反而是這部《三字經》,這可能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事。王應麟晚年爲教育本族子弟讀書,編寫了一本融會中國文化精粹的“三字歌訣”。他是通古博今的大儒,舉重若輕的大家手筆寫出這部“三字歌訣”,當然是非同凡響

其著作學甚多且學術價值甚高,到清朝時纔開始較爲人所重視,其中《玉海》爲百科全書式的著作,爲其準備博學宏詞考試時所整理的。《困學紀聞》是筆記類的著作,集合其大量經史研究的心得成果。《漢制考》爲歷史著作。《通鑑地理通釋》是歷史地理學的著作。著有家喻戶曉的兒童啓蒙讀物《三字經》。

  區適子

除王應麟說之外,認爲《三字經》最早爲區適子所作的說法也有着較大的說服力。

區適子,南宋末年南海縣登洲堡(今順德陳村鎮登洲村)人,村名原稱鯇洲,因適子別號“登洲先生”,後來就改稱登洲。區適子自幼聰明過人,通曉經史要義,以博學多才聞名郡邑,每年都有幾百人上門求教。明清之際的屈大均便認爲應是順德人區適子。他在《廣東新語》卷十一中說:“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順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

《三字經》作者的黎貞說與陳淳說因爲論據不充分,因此說服力略顯不足。在此,也將此二人的生平資料羅列如下,供您參考。

  黎貞

黎貞,字彥晦,號陶陶生,晚號秫坡,學者稱秫坡先生, 廣東新會都會村人。

生於元朝末年, 小時隨在外地州府當學正的父親讀四書五經,後又師事順德孫賁,博通經史, 寫詩作文亦大有進步,特別是受到孫賁的影響,很重視德行修養;又喜分辯古今興衰、 得失是非,很有獨到見解。明洪武初年,入郡學當庠生。八年( 1375年)以明經闢薦入京,照例要到吏部考試才委派官職,他很不滿意,稱有足疾不去應試。遇見吏部的官員,便發表議論,滔滔不絕。 毫無忌諱。官員認爲他很有學問,挽留他在京商酌禮儀典樂掌故, 過了兩個多月才送他出京。他回家後, 才接到委他做新會縣訓導的任命。黎貞拒絕接受任職,卻在都會村居室前邊築了一座釣魚臺, 日事垂釣,過着半隱半學的生活。

洪武十八年(1385年),黎貞因仗義排解鄉間糾紛,遭權貴誣告,被髮放遼陽充軍服勞役13年。他身爲囚犯,仍然苦學苦練,受到獄中官員的'尊敬。其間, 適遇他的老師孫賁亦因被人誣陷發放遼陽,同禁一起,師生之間交流學問,更有進步。後孫賁又因“謀反”罪牽連被殺,棄屍效野,黎貞冒着風險,以衣裹屍, 禮葬於安山,並撰祭文宣讀,聽見的人無不下淚。

洪武三十年,黎貞被赦歸故里,在鄉講學,成爲明初新會著名的學者,遠所學子聞風前來就讀。 陳獻章評價秫坡先生說:“吾邑以文行誨後進, 百餘年來秫坡先生一人而已。”黎貞的學說, 區越認爲:“白沙先生振揚於道化周洽之時,秫坡先生則崛起於文治草創之日。 ”這說明秫坡先生的學術思想,對明代中葉發生的理學深化起到倡導作用。後卒於鄉,年59歲,入祀鄉賢祠。

  陳淳

陳淳(1159~1223)是中國南宋理學家。字安卿,亦稱北溪先生。漳州龍溪(今福建龍海)人。朱熹晚年的得意門生,理學思想的重要繼承者和闡發者。著作有《北溪全集》。其心理學思想主要見於《北溪字義》對心理概念的界說和疏釋上。他從“理”生氣、氣化生萬物出發,提出由理氣結合而產生的“心”,天然地具有兩種水平:“知覺從理上發來,便是道心”;“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北溪字義·心》)人性也是由理氣形成的“天地之性”和“氣稟之性”的結合體。“天地之性”和“道心”天然是善的“氣稟之性”和“人心”有善與不善之分,爲此,以“存天理,滅人慾”作爲修心養性之道。提出:“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智是心中一個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北溪字義·仁義禮智信》)把知與行看成是“交進而互相發”的關係,“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益精矣。”(《嚴陵講義·用功節目》)繼承“情者,性之動”的傳統說法,但認爲從性中發出的情“便是善,更無不善”,而“感物慾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個不善。”(《北溪字義·情》)把“志”界說爲“心之所之”,又有“趨向,期必之意”(《北溪字義·志》)。認爲才具有“才質,猶言纔料質幹”和“才能,是會做事底”(《北溪字義·才》)兩種含義。依據稟氣的清濁和賦質的純雜交錯搭配,把氣質分爲剛烈、軟弱、躁暴、狡譎、性圓、愚拗等多種。在學習心理思想方面,提出要立志、虛心、下學與上達;批判了學習爲求取功名而不求甚解的時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