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茶道和日本茶道的區別

茶道

日本茶雖由臨濟宗僧明庵榮西由宋帶回，但抹茶道卻爲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現，深深有別於中國茶藝。這別，從形貌到內在，從器物到美學，從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則因日本茶道之落點在修行，中國茶藝之作用在生活。國人談日本文化，向喜從它諸事皆以中國爲師說起，而在保留中國唐宋古風上，日本之於中國亦多有“禮失而求諸野”之處，以是，對日人民族性於外來文化之迎拒乃至接受後之本土化歷程乃常忽略。由此談中日文化之比較與借鑑，自不免偏頗。

日本對中國文化之迎拒，古琴是明顯例子。唐時雖胡樂興盛，琴仍長足發展，宋時更因漢本土文化復興而管領風騷，明季琴書大量印行，琴派繁衍，而此三時代，日本接受中國大量影響，卻獨不見嚴格意義下唯一的文人樂器古琴在日本紮根，僅明末清初永福寺東皋心越所傳“東皋琴派”以寥寥之姿寂寞傳承，可見日人在接受外來文化時，原自有它文化主體的選擇在。這主體選擇，迎拒外，更需注意的，是因應自身需要的本土化作爲，以此，日本許多事物雖都自外引入，卻又深具日本特質，而茶道則爲其中之大者。

日本茶雖由臨濟宗僧明庵榮西由宋帶回，但抹茶道卻爲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現，深深有別於中國茶藝。這別，從形貌到內在，從器物到美學，從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則因日本茶道之落點在修行，中國茶藝之作用在生活。“茶禪一味”是茶文化中人人朗朗上口的標舉，但它其實並不見於卷帙浩繁的中國禪籍，而系出自《碧巖錄》作者圜悟克勤東流日本的墨寶拈提，但就這一墨寶拈提，卻開啓並引導了日本近千年的茶道軌跡。

直言之，日本茶道由禪而啓，自來就是禪文化的一環。而禪，宋時以臨濟、曹洞分領天下，宗風大別。臨濟禪生殺臨時，開闔出入，宗風峻烈;曹洞禪默觀獨照，直體本然，機關不露。以此不同之風光，臨濟影響了武士道，而茶道、花道、俳句、枯山水等，則依於曹洞。更直接地講，日人民族性中之“菊花與劍”，一收一放，看似兩極，西方甚至以之爲矛盾之民族性格，其實皆立於禪。劍，乃生殺之事，與臨濟多相關;菊花，固詩人情性，則以曹洞爲家風。曹洞默照，日本禪藝術多透露着這層消息：花道當下靜處，俳句直下會心，而枯山水更不似可以觀、可以遊、可以賞、可以居的中國園林，它只讓行者獨坐其前，直契絕待。茶道則在小小的茶寮中透過單純極致的行茶，讓茶人茶客直入空間、茶味、器物，乃至煮水聲，以契於一如。

除了曹洞默照的影響，日本茶道之形成規矩嚴整的形式，也緣於日人向以秩序聞名之民族性。此民族性既因於地小人稠，天災又多，需更強之羣體性纔好生存的環境，也緣於單一民族的單純結構，及萬世一系的天皇與封建制度。總之，日本之爲一秩序性民族固不待言。也因此，以外規形塑內在，乃成爲日人貫穿於生活、藝術、修行的明顯特徵。而茶道，即經由不逾之規矩，日復一日之磨鍊，將心入於禪之三昧。

默照禪的機關不露，澄然直觀，正能在最簡約的條件下與物冥合，故茶寮簡約，茶室數疊，器物亦皆內斂。在此，要的不是放，是收;不是繁華，是簡約;不是率性，是規範。茶味本身更不是目的，一切都爲了達致禪之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