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民族文學創作中的文化認同焦慮

一名牧民在參加騎手叼哈達比賽。 蒙古族作家的創作具有強烈的草原文化特質與民族氣派，表現出了強烈的民族認同特徵。 新華社發(支茂盛攝)

中國當代文學的視點不斷地向底層、民間、邊緣及少數族裔轉移，把地方性文化和民族特色納入現代化視野，構建了當下文學的民族化敘事維度。當代的回族作家霍達、張承志、石舒清，藏族的阿來、扎西達娃，滿族的趙玫、關仁山，蒙古族的阿雲嘎、郭雪波、滿都麥等，以富有民族特質的創作崛起於文壇，構成了當代文學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民族性與現代性的碰撞

不可否認的是，思想領域普遍的民族文化覺醒同時伴隨着現實中民族文化的斷裂，席捲世界範圍的現代化浪潮在推動少數民族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歷史階段的同時，也在逐漸吞噬它文化上的獨特性和地方性，這注定民族文學的文化認同充滿了挫折感和糾結情緒。一元與多元、現代與傳統、東方與西方、邊緣與中心、自我與他者、全球與本土、漢語寫作與母語寫作等多重複雜問題衝突碰撞在一起，形成一種文化認同焦慮，造成其創作思想新舊混雜的矛盾狀態。新時期蒙古族小說創作的崛起與出現的問題是對這一文學症候的最好註腳。

蒙古族廣泛分佈在我國的北部邊陲，橫跨西北、華北、東北等不同地域，與西北的藏族、回族，東北的滿族、鄂溫克、鄂倫春、達斡爾族，以及漢族雜居共處。因而蒙古族文化滲透了不同地域文化、不同地域中他族文化的因子，呈現出區域性民族文化融合特徵。但作爲民族文化精神的載體，蒙古族小說卻格外彰顯本民族傳統文化，甚至向歷史經驗與集體記憶的深處去找尋這個民族的本源。古老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原始宗教、圖騰崇拜、諺語歌謠等成爲當代蒙古族文學的重要敘事資源，一時間文壇颳起了“最炫民族風”。蒙古族作家阿雲嘎、白雪林、甫瀾濤、佳峻、郭雪波、滿都麥、察森敖拉、哈斯烏拉等一度被文壇關注甚至成爲熱點，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他們的創作具有強烈的草原文化特質與民族氣派，表現出了強烈的民族認同特徵。

但民族認同並非是蒙古族文學的單一發展方向，大多數情況下民族文化認同與現代性想象交錯叢生、新舊交織。這表現在蒙古族文壇既有成熟的民族文化尋根小說，也出現了在思想與形式上都非常現代化的小說類型。前者的主題往往是歌詠蒙古族的傳統美德和獨特文化心理結構，對洶涌而來的現代化象徵物進行道德批判和負面想象;後者則無情地揭露民族文化的因循與落後，表達的是民族的革新和求變訴求。前者主張回頭尋根，以民族文化的`內在力量抗拒現代的工具理性和功利主義思想;後者強調面向未來，讓民族文化吐故納新，藉助時代契機實現民族的自我更新和現代轉型。在文學實踐中二者都產生了非常成熟的代表作。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矛盾性的主題不僅存在於蒙古族文學內部，往往在一個創作主體身上也交集着這種思想衝突。比如阿雲嘎既有《大漠歌》那樣充滿悲劇內涵的歌詠傳統之作，也有《吉爾嘎勒和他的叔叔》那樣稱讚民族追求科技進步的作品。郭雪波的《狼孩》，既對現代工業主義破壞環境和生態平衡大加撻伐，又對科技改變現狀展開美好遐想;既對蒙古族原始宗教“孛”精神進行儀式化書寫，又把宗教世俗化，定義爲“迷信”揶揄嘲諷。這種衝突還經常體現爲一篇作品、一個人物的新舊混雜特徵，比如《指腹婚》中的都榮，既是封建傳統婚姻觀念的破壞者，但又沒有體現出現代進步青年應有的思想特徵。

　　適度焦慮產生的文學正能量

這種思想的矛盾衝突有一定的現實社會背景。自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加速了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整個社會進入生活與文化的大變革中。任何歷史時期的社會轉型都不是簡單的直線前進，而往往充滿了艱難痛苦、矛盾掙扎甚至迂迴反覆。這對處於地理與文化雙重邊緣的少數民族尤其如此。他們雖然也被裹挾着進入國家現代性，但那些積澱了千年的文化傳統和根深蒂固的文化習俗不會馬上消失，表面上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變了，但內在的文化觀念和民族自覺意識卻在增強，傳統與異質性的碰撞和衝突始終伴隨着這個漸進現代化的過程。

少數民族作家在這種歷史衝突時刻處於首當其衝的位置。他們是本民族文化的嫡系傳人，對本民族文化懷有深厚的民族情感，但作爲知識分子，他們對現代化的歷史要求也最爲敏感，深知在一個普遍的社會轉型期民族自我現代化是必由之路。這種時代歷史衝突在他們身上也就常常表現爲自我衝突，體現爲一種文化認同焦慮。因而文化認同焦慮或許也可以理解爲民族創作主體性自身的思想矛盾，既不能認同以西方爲主導的全球一體化進程，又擔心民族保守文化立場與守舊心態會使他們錯失全球化語境中改造傳統文化的歷史機遇。他們陷在文化現代性與民族性中不斷地掙扎、徘徊。

文化認同焦慮應該說是社會轉型期特有的一種思想狀態，不過不同作家對此處理方式不盡統一，從而決定了不同文本的文化價值取向和思想深度差異。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蒙古族文學創作中，這種文化認同焦慮處於隱而未顯的狀態，也就是說民族文化與現代性思想很少交鋒，或者是對民族文化單純詩性呈現和典範化處理，如白雪林的《藍幽幽的峽谷》、滿都麥的《瑞兆之源》;或者是對現代科技意識和商業文明的熱情讚頌，如雪步《駕馭風的人》、雲曉瓔的《溫柔的草地》。此時儘管也不乏優秀之作，但整體看，文本的一元化取向與思想平面化傾向比較明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到90年代，全球化浪潮凸顯出民族文化傳承的危機，同時對現代化的反思潮流也開始擡頭，這種多元文化選擇中的思考也逐漸蔓延到文學創作中，促使文學擺脫了初期的單一和清淺，獲得了它本該有的文化承擔和思想力度。因而文化焦慮是對多元文化選擇的自覺，適度的焦慮會推動創作主體反思自身的文化結構，爲理性的文化選擇作出最初的清理。

作家阿雲嘎就是個典型的案例。他的創作顯示出新時期蒙古族文學的思想深度和藝術魅力，這很大程度上是作家適度的文化認同焦慮形成相互抗拒的力量，從而產生了作品內在的思想張力。面對文化碰撞，他的作品大都表現出對傳統文化的依戀和迴歸，但相反的力量在同樣涌動，如果不是這種力量，那些堅守傳統的主人公就失去了原有的悲劇內涵和沉重感。到底是追求現代還是不計代價地保留傳統，這是困擾創作主體的社會問題，也是作品能產生多重意蘊和豐富性的一個內在因素。

　　文化結構的脆弱與文學主體性的重建

在很多文學文本中，作者回避了這種思想矛盾狀態，而把它演繹爲文化雙重性和思想“複雜性”，比如長篇小說《狼孩》《銀狐》中，作者爲主人公都安排了厭倦現代文明、迴歸自然荒野的結局，暗合了遊牧民族敬畏自然、信奉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信仰與生態文化觀念，但是作品中經常混合着對現代科技力量的渲染和“科技人才”的神化，作者以“孛”精神和“現代科技”的中和方式，掩蓋了傳統與現代的思想衝突，矛盾性的中和方式暴露了作者思想的困惑。而很多小說化解矛盾的方式往往是詩性的，經常藉助文學想象的翅膀，穿越種種時代障礙和現實困難，抵達理想的彼岸，繁雜的現實過程被省略掉了，作者的焦慮情緒得到暫時緩解。

這包括在生態小說中，作者面對生態惡化的嚴峻現實無法提出更好的解決方案，就寄希望於“清官”大刀闊斧、披荊斬棘、自上而下的治理，“生態旗長”的出現就是證明。在跨族敘事中，迴避民族差異、對文化碰撞輕描淡寫、結局報喜不報憂等等，依然是經常會碰到的情況。它所迴避的問題恰恰也是民族學者們在研究族羣關係時探討的重點，作品還不能呈現給我們這樣一種有質感的社會重大問題，不是有意遮蔽就是以理想的大團圓結局代替複雜的現實。這種矛盾話語的緊緊糾纏和詩性的化解方式，都深刻呈現了民族作家自身文化結構的矛盾和脆弱性。

在這種情形下，構建或重建少數民族文學主體性已經成爲了一個重大而迫切的文學乃至文化課題，它既關係到民族作家創作理念與方法革新求變的問題，也關係到少數民族作家對民族身份、民族文化的認同與反思的問題。更深遠地說，它關係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乃至整體中國文學何去何從的問題。這也可以看作是少數民族文化界對漢文化界“重建中國文化主體意識”思想的一個積極呼應。(作者爲天津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