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耳的故事範例

聶耳的父親聶鴻儀在昆明甬道街72號開了一家成春堂藥店。 1912年2月15日，聶耳出生在藥店的樓上，原名紫藝。不久，父親死了，藥店由母親經營，殷實的聶家開始中落。在幼年聶耳的記憶裏，母親經常坐在燈下，撥拉算盤，算完賬後，嘆氣，發愁。聶耳曾暗許心願：今後一定要“讓母親過好日子”。他到上海後，在寫給母親的信中，屢屢提到“匯錢”之類的字眼。

母親是聶耳最大的牽掛。從照片中看，母親彭寂寬是比較典型的傣族婦女的長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沒有上過一天學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夠讀醫書，丈夫死後還能坐堂把脈問診，養家活口。彭氏的聰慧，顯然也遺傳給了兒子。聶耳是家裏最小的兒子，乖巧伶俐，一支簡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繽紛，甚得親友疼愛。

母親能唱各種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間廣泛流傳的洞經調、花燈調、洋琴調，等等。動聽的歌曲與歌曲裏的故事讓小聶耳着迷。蔡鍔功成名就之時，聶耳還是黃口小兒，但他從母親的歌裏認識了蔡鍔。蔡將軍雲南首義討袁護國的壯舉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習武從軍曾是少年聶耳的一大志向。十六歲那年，聶耳終於憋不住了，揹着家人偷偷參軍，被編入十六軍湖南新兵隊受訓，後投考黃埔軍校不果，又被軍隊遣散，習武之念纔在無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轉而讀書、演戲、作曲，但成就偉業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觀》的'中學作文中，聶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會從事宗教、哲學和科學的行當。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學，然後出外遊歷，最好是出國，行路讀書，增長見識，學術上有所建樹。最後掙幾個錢，與幾個談得來的朋友，找一處山清水秀的地方，讀書，彈琴，度悠閒時光。他還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將是自己隱逸的首選。

待到年長几歲也就是中學畢業考入雲南省立師範學校後，聶耳又寫了篇《我之人生觀》，他的學生腔明顯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學工科，研究點藝術，做一個“並不是魯濱遜那種個人主義的思想”的遊歷家，然後“以實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設新的社會”。

演藝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聶耳來到上海，舉目無親，託人幫忙在“申莊”採購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員的工作。誰知“申莊”在昆明的總部雲豐商行因爲偷稅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關門。聶耳失業了。

還好，天無絕人之路，聯華影業公司音樂歌舞學校刊登在《申報》上的招生啓事引起聶耳的注意。每月能掙十元津貼，還管吃住，吸引力實在是太大了。聶耳忐忑不安地進了考場，因爲緊張而發揮得一般，但卻被主考官黎錦暉錄取了。

明月歌舞劇社的前身，是黎錦暉創辦的中華歌舞劇團。這是我國最早的職業性歌舞團。陣容雖然不大，但是因爲擁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麗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國名噪一時。聶耳在羣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練習生。

七八個人一間的狹小宿舍，練琴時得站在牆角，但聶耳卻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幫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張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電影拷貝，得到一百元報酬。一百元啊，離開大家庭以來他還從未擁有過這麼多的錢，聶耳的心狂跳起來。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郵局給母親郵去一半。另一半，買了一把小提琴，還有兩本樂譜。這把普通的小提琴，從此爲聶耳的生活增添了華麗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藝是聶耳的專職小提琴老師。於是，人們常常看到師徒二人認真地矯正指法，“錯了”，“又錯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時斷時續。“小老師”與聶耳同齡，平常爲人很隨和，教琴卻毫不馬虎。十九歲的聶耳，剛剛摸琴，連樂譜都看不懂，哪裏懂什麼對位、和聲，“小老師”有點急了。但聶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師。“一定能學會，” 他對自己說。吃罷晚飯，大家都結伴去逛“四馬路”，到“大世界”看雜耍，聶耳卻一聲不吭，躲進房間練琴。他要完成自己的業務指標：一天至少“惡補”七個小時的琴。

“拼命三郎”聶耳很快出名了。其時，電影和戲劇往往裹挾在一起。一套演員班底，一會兒在舞臺上演話劇，一會兒又聚集的水銀燈下。這樣做，雖出於製片商節省成本的策略，客觀上卻鍛鍊了演職員。比如王人美在電影《風雲兒女》中除飾演女主角之外，還要唱主題歌。拉小提琴的聶耳，也要時不時上場扮個什麼賣油炸臭豆腐的小販；或者塗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礦工。他善於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盡人皆知。1959年，趙丹在電影《聶耳》裏出演聶耳時，還不止一次地談及當時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灘演藝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孫瑜、卜萬蒼、金焰、鄭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麗珠、趙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觀名人，聶耳才體會到什麼是“風頭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於此只爲謀生的聶耳，眼界一下子開闊起來。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潑，天真，十九歲的聶耳是個孩子王，身邊總圍着歌劇社的小演員們。做遊戲，輸了，孩子們起鬨，聶耳樂顛顛地聳動着兩隻耳朵。大家不滿足，“耳朵先生，再來一個嘛！”聶耳又“秀”了一下。

聶耳最愛看電影，而且每遇動情之處必哭，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這個習慣常被朋友們當做笑料，他自己卻覺得再自然不過。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時，聶耳與他的同鄉、上海泉漳中學的教員李生萱來往很頻繁，此人即後來的着名哲學家艾思奇，聶耳因此對哲學產生了濃烈的興趣和嚮往。

“一·二八”以後，上海白色恐怖嚴重，中共提出在文藝界發展黨員，壯大左翼力量。年輕活躍的聶耳被列爲首批培養對象。培養和聯繫人是上海左翼劇團聯盟負責人田漢，後來介紹聶耳入黨的也正是田漢。但在聶耳目前保留下來的十多萬字的日記、文章、書札裏，關於田漢的描述卻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賬式的記錄，至多用“很好”這樣的字眼籠統地表示一下。勤寫日記和書信的聶耳，逢“田”何故謹慎規避？令人不得而知。當然，在田漢的眼裏，聶耳最初只是一個有着不平凡經歷的追求革命的貧苦學生，兩人閱歷、資歷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極大的差異。但這並不妨礙田、聶二人在音樂創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兩年間，田漢作詞，聶耳作曲，一同創作了《開礦歌》、《大路歌》、《畢業歌》、《碼頭工人》、《苦力歌》、《打磚歌》、《打樁歌》、《告別南洋》、《春回來了》、《慰勞歌》、《梅娘曲》、《打長江》、《採菱歌》、《義勇軍進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幾乎佔了聶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聶耳的處女作《開礦歌》是兩人合作的開端。後來被作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則是兩人合作的巔峯。

電影《風雲兒女》劇本剛剛完稿，編劇田漢被捕了。聶耳見到導演夏衍的第一句話是：“《風雲兒女》誰來作曲？”第二句話就是：“我來寫吧，田漢也會同意的。”自信與篤定溢於言表。獄中的田漢果然同意了聶耳的請求。很快，聶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聶耳到日本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