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農村環境污染調查報告

　　2015農村環境污染調查報告(1)

近年來，我國城市環境日益改善，農村污染問題卻越來越嚴重。各種污染不僅威脅到了農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過水、大氣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終影響到城市人口。現將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做如下報告：

一、現代化的農業生產造成了各類污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程度深，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爲提高土地產出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爲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這兩類污染在很多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相關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脅。

二、由於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後產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因爲基礎設施的不完善以及具體管制的不健全，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髒亂差”現象：每年產生的約爲1.5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30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然而，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發展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和環境管理落後於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並沒有隨着經濟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其對人羣健康的威脅卻在與日俱增。

三、鄉鎮企業 佈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的工業 污染。

受農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農村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爲特徵、以犧牲環境爲代價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僅造成環境污染，加大了治理的困難，還導致污染危害直接影響到周邊的自然生態環境。目前，我國鄉鎮企業廢水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佔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一半以上，而且鄉鎮企業佈局不合理，污染物處理率也顯著低於工業污染物平均處理率。

由於我國農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建立，環境污染不僅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已經“小污”成“大害”，給作爲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羣體的農民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爲此，我們應當採取如下措施：

1、加強環境立法，建立健全農村環境管理機構，明確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

2、 政府要加大財政資金的支持力度。城鄉分治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着嚴重的不公平現象。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國家把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於專項治理的排污費。

3、強化扶持力度，建立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政府應對農村和規模以上的企業污染治理，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如排污費返還使用，規模以上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建設可以申請用財政資金對貸款貼息等。

4、探索科學的治理模式，提高農村污染治理效率。農村的生活污染、鄉鎮企業污染以及集約化畜禽養殖場污染，不同於城市、工業企業的污染，不能簡單的套用其污染治理模式，要在其治理模式上加以改革創新，以適應農村環境污染的治理，進而提高污染治理的成功率。

　　2015農村環境污染調查報告(2)

1、 目前的環境管理體系及農技推廣體系難以應對污染問題。

我國的農村現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工業優先增長和依託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二是居民在空間分佈上迅速集中。

這使農村的產業結構從自然和諧型轉變成自然危害型，農村原有的具有強大環境自淨能力的自然循環被破壞，原本可以自然消納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環境自淨能力成害。

不僅如此，農村的各類環境污染也呈現出與城市污染迥異的特點。農業生產導致的面源污染具有排放主體分散、隱蔽，排污隨機、不確定、不易監測。這使得對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過高，因此存在着只能對受害地監測，很難監控排污源的現狀。

我國的環境管理體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點源污染防治上的，對農村污染及其特點重視不夠，加之農村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滯後於農村現代化進程，導致其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上不僅力量薄弱而且適用性不強。

目前，我國的農村環境管理體系呈現以下特點：環境立法缺位、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匱乏、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分割並與污染的性質不匹配、基本沒有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例如，目前對污染物排放實行的總量控制制度只對點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對解決面源污染問題的意義不大;對諸多小型企業的污染監控，也由於成本過高而難以實現。而未建立農業和農村自然資源覈算制度。資源家底不清，對自然這樣的利用動態缺乏真實的瞭解，不能不是我國生態環境趨於惡化的一個基本原因。

另外，農業技術的選擇缺乏環境政策制約機制，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幾乎失效：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改革是以減少農技推廣經費和鼓勵自我創收爲特點的。由於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農技推廣系統不得不從事與業務無關的經營活動以獲取收入，包括賣化肥和農藥等。由於激勵不相容，導致一些推廣人員對指導農民提高農藥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積極性，以致化肥、農藥不合理施用情況一直在加劇。

2、 財政渠道的資金來源不夠，導致污染治理不力。

城鄉分治戰略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着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具體到環保領域，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於專項治理的排污費。

由於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係不明晰，致使農村的環境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造成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社會收益大於私人收益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於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採用掠奪式生產方式。2003年後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沒有考慮農村污染的治理。

由於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於責任主體難以判別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資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儘管國際上各種市場化的實踐很活躍，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

另外，目前我國在實施農業和農村環境保護建設項目上，還存在着資金分散、重複建設和“自上而下”的決策等現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資金分散到農業、水利、環保等部門，導致一個需要環環相扣纔可能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變成各部門步調不一致的局部行動，自然效果不佳;由於採用“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在政治目標最大化的激勵下，對於能增加政績的公共服務，呈現出一種較高的供給熱情。而人居環境基礎設施這樣沒有進入地方官員政績考覈體系的公共服務，即便農民已經有了需求，也很難提到地方政府的操作層面上來。

3、 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

我國對城市和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污染治理，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如排污費返還使用，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時徵地低價或無償、運行中免稅免排污費，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還可以申請用財政資金對貸款貼息等。而對農村各類環境污染治理，卻沒有類似政策。由於農村污染治理的資金本來就匱乏，建立收費機制困難，又缺少扶持政策，導致農村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市場機制難以建立。

4、 治理模式不適，導致農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農村的三類環境污染，套用解決城市污染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都存在技術、經濟障礙。除了面源污染難以收集污染物外，其它類污染用末端治理常會出現既治不起，也治不淨的情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污染治理由於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對的單一性和企業經營相對的大規模等特點，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數情況下是適用的甚至惟一的。而農村的生活污染、鄉鎮企業污染以及集約化畜禽養殖場污染，採用末端治理則會因爲污染治理設施建設和運行的最小經濟規模限制以及高折舊率限制而不可行。

農村的三類環境污染問題

農村環境作爲城市生態系統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納方。近年來，我國在城市環境日益改善的同時，農村污染問題卻越來越嚴重，在工業化、城鎮化程度較高的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尤爲突出。各種污染不僅威脅到了數億農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過水、大氣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終影響到城市人口。本文重點分析東部發達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典型污染問題並提出未來在全國層面上的對策。

1、 現代化農業生產造成的各類污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已接近極限，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爲提高土地產出水平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爲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

化肥年使用量4637萬噸，按播種面積計算，化肥使用量達40t/km2，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爲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t/km2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還存在各種肥之間結構不合理等現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僅導致農田土壤污染，還通過農田徑流造成了對水體的有機污染、富營養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目前，東部已有許多地區面源污染佔污染負荷比例超過工業污染。

農藥年使用量約130萬噸，只有約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使全國9.3萬km2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並直接威脅到人羣健康。2002年對16個省會城市蔬菜批發市場的監測表明,農藥總檢出率爲20%～60%,總超標率爲20%～45%，遠遠超出發達國家的相應檢出率。這兩類污染在很多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伴隨型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脅。化肥和農藥已經使我國東部地區的水環境污染從常規的點源污染物轉向面源與點源結合的複合污染。

由於大棚農業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劇。近20年來，我國的地膜用量和覆蓋面積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過60萬噸，在發達地區尤甚。據浙江省環保局的調查，被調查區地膜平均殘留量爲3.78t/km2，造成減產損失達到產值的1/5左右。

2、由於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後產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因爲基礎設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髒亂差”現象：每年產生的約爲1.2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25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落後於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並沒有隨着經濟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對人羣健康的威脅在與日俱增。

3、鄉鎮企業佈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的工業污染。

受鄉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農村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爲特徵、以犧牲環境爲代價的反積聚效應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僅造成污染治理困難，還導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國鄉鎮企業廢水COD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佔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50%以上，而且鄉鎮企業佈局不合理，污染物處理率也顯著低於工業污染物平均處理率。

近些年來，在人口密集地區尤其發達地區，集約化畜禽養殖蓬勃發展。這些地區可資利用的環境容量小(沒有足夠的耕地消納畜禽糞便，生產地點離人的聚居點近或者處於同一個水資源循環體系中)，加之其規模和佈局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沒有注意避開人口聚居區和生態功能區，造成畜禽糞便還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時，在污染排放強度上並不低於工業企業的集約化養殖場，其污染危害更加嚴重：不僅會帶來地表水的有機污染和富營養化污染以及大氣的惡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糞便中所含病原體也對人羣健康造成了極大威脅。

此外，由於污水灌溉、堆置固體廢棄物、承受了大量工業污染的轉移，農村土壤的重金屬污染已經延伸到了食品污染。我國污灌面積由1978年的約4000km2增加到2003年的30000km2，約佔全國總灌溉面積的10%。全國因固體廢棄物堆存被佔用或毀損的農田爲1300km2。

由於我國農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建立，環境污染不僅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已經“小污”成“大害”，給作爲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羣體的農民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中國農村有3億多人喝不上乾淨的水，其中超過60%是由於非自然因素導致的飲用水源水質不達標;中國農村人口中與環境污染密切相關的惡性腫瘤死亡率逐步上升，從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對於基本排除在醫療保障制度之外的農民，這是極大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