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貝多芬不再與命運搏鬥的勵志故事
1827年3月26日下午，當路德維希·範·貝多芬在維也納“黑西班牙人公寓”三樓的一個房間裏告別人世時，外面雨雪交加，雷聲隆隆。從那時到如今的190年間，這位偉大作曲家的音樂越來越受到世人的熱愛。他的第九交響曲成爲無數隆重慶典和紀念活動上演出的作品。
在貝多芬生活和創作的城市維也納，每到新年來臨，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在音樂之友協會大廳即聞名遐邇的“金色大廳”舉行的以約翰·施特勞斯家族圓舞曲、波爾卡爲主的新年音樂會對應的，是維也納的另一個優秀樂團———維也納交響樂團———在位於羅特林大街20號的維也納音樂廳演出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而且，從12月30日晚到新年的元月1日晚，同樣連續演出三場。而2017年維也納交響樂團新年音樂會上奏響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有着特殊的意義———開啓全世界對貝多芬逝世190週年的紀念。
巴爾扎克曾說，貝多芬是“唯一使我產生過嫉妒感的人”。人們不禁要問：是什麼使得這位法國文豪嫉妒比他年長29歲的作曲家？不難推斷，那應該是貝多芬在他的音樂作品中表現出的巨大創造力。
貝多芬作爲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受人愛戴的作曲家之一，不僅在其最出色的作品中臻於音樂藝術的巔峯，而且其創作活動本身即是對人類不可思議的創造能力的卓越印證。貝多芬留下了7500多頁手稿，如同當代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所指出的：“貝多芬的手稿是他的創造性自我批評、不斷重新考慮他的思想和經常無情地糾正這些思想的文獻。這種無情的自我批評的態度也許可以使人們更容易理解貝多芬從受海頓和莫扎特的影響開始作曲到他的最後作品的驚人的個人發展。”
與前輩作曲家海頓和莫扎特相比，貝多芬的很多作品都是他嘔心瀝血之作。第九交響曲的創作花費了3年，但其構思卻跨越了長達30年的時間！他唯一的歌劇《菲德里奧》的譜曲和修改持續了10年。僅爲劇中男主角弗洛萊斯坦的第一首詠歎調，貝多芬就作了不下18種嘗試；終場的重唱也留下了10種草稿。貝多芬還先後爲他這部心愛的歌劇寫了四首序曲，這在音樂史上絕無僅有。舒曼曾言，貝多芬爲一部歌劇寫了四首序曲，而羅西尼卻可以爲四部歌劇寫一首序曲。
在偉大的創造力之外，人們或許還會經常想到這樣的問題：是什麼特質使得貝多芬的音樂在200年的時間裏以超越任何其他音樂家的規模爲全世界億萬人所鍾愛？1819年4月至5月間，貝多芬譜寫《莊嚴彌撒》的《慈悲經》時在總譜手稿第一頁上寫下了那句爲後世所熟知的名言：“發自內心———但願也會———走向內心！”
貝多芬能夠以最樸素的寥寥數個音符將罕見的旋律之美與催人淚下的悲愴昇華感融爲一體，在這方面最有說服力的例證莫過於經常被提及和讚美的貝多芬20歲時在故鄉波恩創作的《悼念皇帝約瑟夫二世康塔塔》中那段後來在歌劇《菲德里奧》終場再次響起的雙簧管的寬廣旋律。而這樣的旋律，如同《莊嚴彌撒》第四樂章《降福經》中的小提琴獨奏一樣，並不是無數人心目中那個握緊拳頭“扼住命運咽喉”、與命運做殊死搏鬥的貝多芬，而是以明澈、柔和的樂音發出如泣如訴、誠摯親切的撫慰。這樣的時刻會讓我們慨嘆：還有哪位作曲家能像貝多芬那樣如同慈愛的父兄這般以深沉的愛貼近我們的內心？貝多芬的音樂之所以深受全世界各民族、國家、地區有着不同膚色和文化的人們的熱愛，一個重要原因正在於他的音樂中那種雄渾的、熱烈的、振奮的、撫慰的情愫能帶給聽者心靈最寶貴的啓迪和滋養，引領精神昇華至超凡入聖的崇高境界。
貝多芬意識到了自己的音樂所具有的力量，他曾自信地宣稱：“誰能理解我的音樂，誰就能超越常人難以擺脫的苦難。”但我們真的理解貝多芬的音樂嗎？一位像貝多芬這樣的偉大藝術家也註定是受到誤解和曲解最多的人。很多從未完整聽過貝多芬的一首交響曲的人都知道所謂的“命運主題”，知道耳聾不幸的作曲家與命運搏鬥的事蹟。但貝多芬的C小調第五交響曲的開頭動機真的是“命運在敲門”嗎？
貝多芬在總譜上並未寫下任何與“命運”相關的文字，他在書信和晚年的談話錄中也從未提及這部交響曲與“命運”主題相關。很多人甚至認爲貝多芬不會說出這樣幼稚的話來。那麼，始作俑者是何人？是曾爲貝多芬擔任助理、料理各種事務、因而在數年間與貝多芬朝夕相處並且日後寫出第一部貝多芬傳記的安東·申德勒。申德勒寫道，貝多芬曾指着他的C小調交響曲總譜上第一樂章的開頭主題說：“命運就是這樣來敲門的！”但申德勒早已成爲臭名昭著的文獻破壞和篡改者的同義詞，他不僅將貝多芬留下的約400本談話簿（貝多芬晚年耳聾加劇，與人交談時需要對方將談話內容寫下來）毀壞了約260本，而且在剩餘的不到150本中僞造了大量內容。後世從事犯罪學研究的專家通過筆跡鑑定而確認了申德勒的這種不可饒恕的可恥行徑，由此也提醒人們對這個以貝多芬代言人和權威詮釋者自居的人所記述的所謂貝多芬言行進行謹慎甄別。關於第五交響曲的開頭動機，根據貝多芬的學生卡爾·車爾尼的說法，貝多芬的靈感來自他不期而遇聽到的金翅雀鳴囀的節奏，這與所謂“命運的敲門聲”相去何其遙遠！
爲貝多芬交響曲“編故事”的做法，據史學大師雅克·巴爾贊在《從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一書中所持的觀點，始於貝多芬同時代充滿傳奇色彩的德國浪漫派作家、作曲家和評論家E。T。A。霍夫曼。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貝多芬的“難以描述的深奧和壯麗的C小調交響曲”，霍夫曼並未將它與“命運”的觀念相連。甚至羅曼·羅蘭，這位將貝多芬作爲充滿神聖色彩的叛逆者、受難者和英雄加以文學化塑造的法國作家，在他的《貝多芬傳》中也沒有從“命運”的角度解釋第五交響曲。
貝多芬確實寫下過“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但他在《莊嚴彌撒》總譜手稿的《信經》開頭也寫道：“上帝在萬物之上，上帝從來沒有拋棄我。”由此來看，貝多芬並非總是很多人想象中那位與命運搏鬥的強者，他更符合人性的複雜與糾結心態，而第五交響曲也不宜作爲與命運頑強抗爭直至取得最後勝利的“情節劇”配樂。歐美各國主要樂團、演出機構和唱片公司等自20世紀90年代後逐漸摒棄將“命運”作爲貝多芬第五交響曲標題的做法是出於對作曲家及其創作的尊重，而在我國，“命運搏鬥”說影響極深，以至於目前幾乎所有相關出版物和演出宣傳仍毫不猶豫地將這部交響曲稱爲“命運交響曲”。
我們或許太習慣於、太情不自禁地、太強烈地需要通過文字來開始我們對音樂的瞭解，卻忽略了這樣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我們應該而且必須與音樂直接對話。聆聽貝多芬和古典音樂大師的音樂，不應囿於標題，應該着眼於音樂本身，感悟作曲家通過譜寫的音樂所揭示、所展現的人類真實豐富的生命律動和寬廣深邃的精神內涵。
從20世紀初李叔同在他創辦的《音樂小雜誌》上發表他撰寫的三百餘字的《比獨芬傳》，到魯迅筆下的“培得訶”，蔡元培絕句中的“貝多文”，到後來的學者和翻譯家筆下的“貝吐芬”“白堤火粉”“裴德芬”和“悲多汶”，直到傅雷在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中將Beethoven譯爲我們今日熟知的“貝多芬”，一個多世紀裏，華夏大地上的無數心靈深受貝多芬音樂的感動、撫慰、激發和鼓舞。今天，我們或許願意麪對一位更加真實的貝多芬，更直接地傾聽他的音樂。較之“與命運搏鬥”的理念，貝多芬的音樂本身有更寥廓的時空、更寬廣的維度和更深邃的內涵，而要更好地感悟這一切，唯有如作曲家科普蘭所熱切建議的———“全神貫注地聽，有意識地聽，用自己全部的智慧聽”。願我們以更少的先入之見和勇於直面經典的心態重新感受和認識貝多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