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家鄉或親人的詩句
古詩可分爲古體詩和近體詩。以唐朝爲界限，以前詩歌均爲古體詩，其後，古體詩漸漸式微，逐漸消亡。古體詩又稱古詩或古風；近體詩又稱今體詩。從《詩經》到南北朝之庾信，都算是古體詩，但唐代之後之詩歌不一定都算近體詩，具體在於格律聲韻之分。下面是思念家鄉或親人之詩句請參考！
關於思念家鄉和親人之詩句
靜夜思
【唐】李白
牀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陰雨
【唐】白居易
嵐霧今朝重，江山此地深。
灘聲秋更急，峽氣曉多陰。
望闕雲遮眼，思鄉雨滴心。
將何慰幽獨？賴此北窗琴。
客中寒食
【唐】李中
旅次經寒食，思鄉淚溼巾。
音書天外斷，桃李雨中春。
欲飲都無緒，唯吟似有因。
輸他郊郭外，多少踏青人。
江岸秋思
【唐】杜荀鶴
驅馬傍江行，鄉愁步步生。
舉鞭揮柳色，隨手失蟬聲。
秋稼緣長道，寒雲約古城。
家貧遇豐歲，無地可歸耕。
江上送友人南遊
【唐】張喬
何處積鄉愁，天涯聚亂流。
岸長羣岫晚，湖闊片帆秋。
買酒過漁舍，分燈與釣舟。
瀟湘見來雁，應念獨邊遊。
思鄉作
【唐】布燮
瀘北行人絕，雲南信未還。
庭前花不掃，門外柳誰攀。
坐久銷銀燭，愁多減玉顏。
懸心秋夜月，萬里照關山。
冬日山居思鄉
【唐】周賀
大野始嚴凝，雲天曉色澄。
樹寒稀宿鳥，山迥少來僧。
背日收窗雪，開爐釋硯冰。
忽然歸故國，孤想寓西陵。
雲夢故城秋望
【唐】戎昱
故國遺墟在，登臨想舊遊。
一朝人事變，千載水空流。
夢渚鴻聲晚，荊門樹色秋。
片雲凝不散，遙掛望鄉愁。
除夜作
【唐】高適
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事轉悽然。
故鄉今夜思千里，愁鬢明朝又一年。
故鄉杏花
【唐】司空圖
寄花寄酒喜新開，左把花枝右把杯。
欲問花枝與杯酒，故人何得不同來？
江外思鄉
【唐】韋莊
年年春日異鄉悲，杜曲黃鶯可得知。
更被夕陽江岸上，斷腸煙柳一絲絲。
遠望
【唐】元稹
滿眼傷心冬景和，一山紅樹寺邊多。
仲宣無限思鄉淚，漳水東流碧玉波。
和三鄉詩
【唐】高衢
南北千山與萬山，軒車誰不思鄉關。
獨留芳翰悲前跡，陌上恐傷桃李顏。
鄉思
【唐】薛濤
峨嵋山下水如油，憐我心同不繫舟。
何日片帆離錦浦，棹聲齊唱發中流。
古詩分類
中國古代詩歌體式繁多，在古詩之分類和叫法上也衆說紛紜。尤其是對於樂府、古風、歌行體三類詩，更易混淆。因爲，從形式上看，樂府體與古風都是五言體，七言古詩與歌行體都是七言體，很難區分。但是，從古代以來，人們比較一致地承認它們在表達內容、手法、風格特色之區別，對它們有約定俗成之稱呼。
人教版八年級（下）在《詩五首》之“研討與練習”第二題中說：“《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都是‘歌行體’詩，形式自由，語言流利，格調奔放。請從句式、敘事、抒情等方面說說這兩首詩之異同。”又九年級（上）知識短文《怎樣讀書》中說：“杜甫之《石壕吏》格律較寬，叫古風……”
這裏之叫法，不符合習慣。人們習慣上把杜甫之《茅屋》一詩叫做“七言古體詩”，而把岑參之《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體”，編者也明顯看到兩詩之“異”，所以出這樣之問題。而杜甫之《三吏》《三別》雖然在形式上與“古風”同爲五言，但習慣上人們把《石壕吏》叫做“新樂府”，而不叫“古風”。爲說清這個問題，需要對中國古代詩歌體式作一簡要回顧。
我國最早之詩體是四言之“詩經體”，接着出現以屈原《離騷》爲代表之“楚辭體”（也叫“騷體詩”），後者用連詞“之”和語氣助詞“兮”將句式變長，如“帝高陽之苗裔兮”（《離騷》）、“操吳戈兮披犀甲”（《國殤》），這爲後來之五、七言詩提供先例。因此，《詩經》與《楚辭》成爲中國詩歌之源。
至漢代，出現專門負責蒐集各種詩歌、民歌之機構“樂府”，它所蒐集之最有影響之是民間詩歌，這就是我們今天還能看到之“漢樂府民歌”。它最大之特點是現實性強，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爲主。如教材八年級（上）中之《長歌行》及高中課本中之《飲馬長城窟行》《十五從軍徵》等，即是“正宗”之“漢樂府”。漢樂府民歌之內容體式影響當時及後世之文人詩歌創作，至東漢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詩成熟之《古詩十九首》出現，其中吸收樂府民歌之許多特點，這對古詩體式之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尤其是在魏晉南北朝及唐代，漢樂府之發展衍變形成兩種主要之形式。一種是文人以模擬爲創作之“古題樂府”（也叫“舊題樂府”），它借用“漢樂府”之題目，寫新之內容，猶如“舊瓶裝新酒”，如曹操之《步出夏門行》（（七上）、楊炯之《從軍行》、李賀之《雁門太守行》（九下）、李白之《蜀道難》《將進酒》（高中）等。這些詩歌之特點是雖沿用漢樂府之題目，但寫之內容是新之，不過與原題有一定之聯繫，如“從軍行”隊軍事有關，“雁門太守行”與邊塞有關。文人模擬樂府在內容上從漢樂府之敘事爲主轉變爲以抒情爲主；在形式、手法上，則借鑑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文人色彩，提高藝術品位。“古題樂府”有五言與七言兩種形式。七言之古題樂府，今能見到最早之是三國時曹丕之《燕歌行》，至南朝齊樑時之鮑照始大力爲之，寫出《擬行路難》（18首）等。樂府詩可以歌唱，而七言樂府體主要是以吟誦爲主，在內容篇幅上，一般比較長，吟誦時如行雲流水，一氣而下。它可以自由轉換韻腳來極盡內容多變、結構轉折、氣勢壯闊、感情跌宕多姿之妙，這種詩體適宜於承載較大思想內容、抒發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樂府通俗明快之特點，又以文人抒情言志爲主，形式以七言句式爲主，間有雜言，文采飛揚，讀來抑揚頓挫，所以人們又稱之爲“歌行體”。
另一種則主要是借鑑“漢樂府”敘事爲主、反映現實之內容特點和淺顯平易通俗之表達特點，用它來反映當時之社會現實，以引起人們對社會之關注。它並不再借用“漢樂府”之原有題目，而是根據反映事件之不同內容而命名，所謂“即事命篇，無復依傍”。唐朝之杜甫關心國事，用筆反映“安史之亂”前後之社會現實，寫許多這樣之詩，如《兵車行》（高中）專寫唐王朝窮兵黷武之開邊戰爭給人民帶來之災難，《三吏》（《潼關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寫“安史之亂”給百姓帶來之巨大痛苦等。這些詩，主要是在實質上繼承“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傳統，形式上與五言古體詩無異。稍後之元結、顧況等詩人也寫過這樣之詩。至中唐時，白居易、元稹等現實主義詩人爲挽救當時國家之衰落，用詩歌反映社會現實弊端，以引起統治者之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結這些詩歌形式，並冠之於“新樂府”之稱號，發起“新樂府運動”。他們自己也寫不少之“新樂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之《觀刈麥》（九上）、《賣炭翁》《新豐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敘事性強、平易通俗之“新樂府體”。《竹林答問》中說：“古詩、樂府之分，自漢、魏已然。樂府音節不傳，唐人每借舊題自標新義。至少陵，並不襲舊題，如《三吏》《三別》等詩，乃真樂府也。”（《清詩話續編》222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新樂府詩之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