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詩人詞人有哪些

宋詞是一種相對於古體詩的新體詩歌之一，標誌宋代文學的最高成就那麼，宋朝詩人詞人有哪些呢？下面小編就爲大家詳細介紹下。

宋朝詩人詞人有哪些

宋代詞人基本分爲：婉約派、豪放派兩大類，還有一種爲花間派。

婉約派的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秦觀、晏殊、晏幾道、周邦彥、姜夔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棄疾、蘇軾、岳飛、陳亮、陸游、歐陽修等。

花間派的代表人物：溫庭筠等。

附：宋詞發展歷程

起源

曲子詞源自民間，俚俗粗鄙就是其天然傾向，由於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詞”被重新發現，詞源於民間

俗文學的觀點已得到廣泛承認。隋唐之際發生、形成的曲子詞，原是配合一種全新的音樂--“燕樂”歌唱的。“燕”通“宴”，燕樂即酒宴間流行的助興音樂，演奏和歌唱者皆爲文化素質不高的下層樂工、歌妓。且燕樂曲調之來源，主要途徑有二：一是來自邊地或外域的少數民族。唐時西域音樂大量流入，被稱爲“胡部”，其中部分樂曲後被改爲漢名，如天寶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個胡名樂爲漢名。《羯鼓錄》載131曲，其中十之六七是外來曲。後被用作詞調的，許多據調名就可以斷定其爲外來樂，如《望月婆羅門》原是印度樂曲，《蘇幕遮》本是龜茲樂曲。《胡搗練》、《胡渭州》等調，則明白冠以“胡”字，部分曲調來自南疆，如《菩薩蠻》、《八拍蠻》等等。部分曲調直接以邊地爲名，表明其曲調來自邊地。《新唐書·五行志》說：“天寶後各曲，多以邊地爲名，如《伊州》、《甘州》、《涼州》等，”洪邁《容齋隨筆》卷十四也說：“今樂府所傳大麴，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伊州爲今新疆哈密地區，甘州爲今甘肅張掖，涼州爲今甘肅武威，熙州爲今甘肅臨洮，石州爲今山西離石，渭州爲今甘肅隴西，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邊州。燕樂構成的主體部分，就是這些外來音樂。二是來自民間的土風歌謠。唐代曲子很多原來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記箋訂》對教坊曲中那些來自民間的曲子，逐一做過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劉禹錫《竹枝詞序》說：“餘來建平（今四川巫山），裏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爲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又如《麥秀兩歧》，《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見聞錄》言五代朱樑時，“長吹《麥秀兩歧》於殿前，施芟麥之具，引數十輩貧兒襤褸衣裳，攜男抱女，挈筐籠而拾麥，仍和聲唱，其詞悽楚，及其貧苦之意。”宋代民間曲子之創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樂志》言北宋時“民間作新聲者甚衆”，如《孤雁兒》、《韻令》等等。燕樂曲調的'兩種主要來源，奠定了燕樂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辭的俚俗淺易的文學特徵。歌詞在演唱、流傳過程中，以及發揮其娛樂性功能時，皆更加穩固了這一文學創作特徵，歌詞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徵，與正統的以雅正爲依歸的審美傳統大相徑庭。廣大歌詞作家所接受的傳統教育，歷史和社會潛移默化之賦予他們的審美觀念，皆在他們欣賞、創作歌詞時，發揮自覺或不自覺的作用。努力擺脫俚俗粗鄙、復歸於風雅之正途，便成了詞人們急迫而不懈的追求。

發展

在唐朝時已經出現，最初在民間流行，經過五代到兩宋，詞得到很大發展，成爲宋代主要的文學形式。宋詞以描寫豔情爲主。張炎說：“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蓋聲出於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詞源》卷下）就是對這方面特徵的一個總結。宋詞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第一個抒寫豔思戀情的專門文體，“詩言志詞言情”、“詞爲豔科”都是宋詞這種創作主流傾向的歸納。宋詞的題材集中在傷春悲秋、離愁別緒、風花雪月、男歡女愛等方面，與“豔情”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被後人推尊爲“豪放詞”開山祖的蘇軾，其絕大多數詞仍屬“豔科”範圍。即使是“豔情”之外的題材，也要受到主流傾向的滲透，或多或少地沾帶着“豔”的情味宋詞創作的主流傾向，正屬於被孔子屏棄的“鄭衛”之聲一流，與風雅篇什背道而馳。它只有表層次上的享樂生活追求，決沒有深層的意蘊供回味。所以，宋詞人們一面沉湎於聲色的快樂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飾，自我辯解，“自掃其跡”。後人“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也爲其曲意解釋。貪圖享受，人所難免，興發情動，形諸歌詠。事後又覺得不合雅趣，有失顏面。這種矛盾普遍存在於歌詞的創作之中。如能將豔情的表述含蓄化、朦朧化，似有興寄，讓接受者產生無限言外託喻之想。且將字面、句子、聲韻皆加以鍛鍊，使其具有典麗高雅之風貌，豈不是兩全其美?基於這樣的立場，“去俗復雅”作爲宋詞創作的主要努力方向，從不自覺到自覺，從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創作流派，從創作的實踐到出現較完整。

巔峯

蘇軾應該可以說是文人抒情詞傳統的最終奠定者，而一些人認爲，這也正是歷史發展的下坡路的開始，宋詞只是一味的寄情山水，或者歌以明志，陳師道用“以詩爲詞”評價蘇詞，道中蘇詞革新的本質。從整體上觀照，詞的“雅化”進程，某種意義上也是詞逐漸向詩靠攏的一個過程，努力跨越“言志”與“言情”界限的過程，所以，陸輔之才說：“雅正爲尚，仍詩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詞。”蘇軾以前，這個過程是漸進的，至蘇軾卻是一種突飛猛進的演變。首先，蘇軾詞擴大了詞境。蘇軾之性情、襟懷、學問悉見之於詩，也同樣融之於詞。劉辰翁《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他外出打獵，便豪情滿懷地說：“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獵》）他望月思念胞弟蘇轍，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他登臨古蹟，便慨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念奴嬌》）五彩紛呈，令人目不暇接。劉熙載《藝概》卷四概括說：“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其次，蘇軾詞提高了詞品。蘇軾的“以詩入詞”，把詞家的“言情”與詩人的“言志”很好結合起來，文章道德與兒女私情並見乎詞，在詞中樹堂堂之陣，立正正之旗。即使寫閨情，品格也特高。《賀新郎》中那位“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的美人，可與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格調比高。胡寅《酒邊詞序》因此盛稱蘇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豪氣超乎塵埃之外。”詞至東坡，其體始尊。再次，蘇軾改造了詞風。出現在蘇軾詞中的往往是清奇闊大的景色，詞人的曠達胸襟也徐徐展露在其中。傳統區分宋詞風格，有“婉約”、“豪放”之說，蘇軾便是“豪放”詞風的開創者。凡此種種“詩化”革新，都迅速地改變着詞的內質，況周頤因此肯定說：“熙豐間，詞學稱極盛，蘇長公提倡風雅，爲一代山斗。”（《蕙風詞話》卷二）劉熙載轉換一個角度評價說：“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藝概》卷四）東坡的復古，正是詞向詩的靠攏，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詩的高遠古雅復歸。至此，詞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質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