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孔子是哪個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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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前551-前479），中國春秋末期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名丘，字仲尼，魯國人。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記·孔子世家》所記爲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記》未記，按《穀梁傳》所記“十月庚子孔子生”。換算爲當今之公曆應爲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魯國。魯國爲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對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禮樂之邦”之稱。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觀樂於魯，歎爲觀止。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晉大夫韓宣子訪魯，觀書後讚歎“周禮盡在魯矣！”魯國文化傳統與當時學術下移的形勢對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曾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廩）與“乘田”（管放牧牛羊）。雖然生活貧苦，孔子十五歲即“志於學”。他善於取法他人，曾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他學無常師，好學不厭，鄉人也贊他“博學”。
孔子“三十而立”，並開始授徒講學。凡帶上一點“束脩”的，都收爲學生。如顏路、曾點、子路、伯牛、冉有、子貢、顏淵等，是較早的一批弟子。連魯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來學禮，可見孔子辦學已聲名遐邇。私學的創設，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進一步促進了學術文化的下移。
魯國自宣公以後，政權操在以季氏爲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的兵賦軍權。孔了曾對季氏“八佾舞於庭”的僭越行爲表示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內亂，孔子離魯至齊。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說：“政在節財。”齊政權操在大夫陳氏，景公雖悅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齊不得志，遂又返魯，“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從遠方來受學的，幾乎遍及各諸候國。其時魯政權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於其家臣陽貨。孔子不滿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執國命”的狀況，不願出仕。他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魯定公九年（前501年）陽貨被逐，孔子才見用於魯，被任爲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歲。“行之一年，四方則之”。遂由中都宰遷司空，再升爲大司寇。魯定公十年（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魯由孔子相禮。孔子認爲“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早有防範，使齊君想用武力劫持魯君之預謀未能得逞，並運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齊侵佔的鄆、灌、龜陰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爲加強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提出“墮三都”的計劃，並通過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實施。由於孔子利用了三桓與其家臣的矛盾，季孫氏、叔孫氏同意各自毀掉了費邑與後邑。但孟孫氏被家臣公斂處父所煽動而反對墮成邑。定公圍之不克。孔子計劃受挫。
【拓展閱讀】
孔子的道德意志觀採取了與西方學者不同的概念範疇、闡釋方式和實踐模式，而顯其特色。研究孔子的道德意志觀，汲取其積極的思想理論資源，有利於遏制當代社會人因道德意志脆弱而產生的道德失範現象。
孔子表述道德意志的主要範疇是“志”，並以“弘”、“毅”、“篤”、“勇”、“恆”等範疇來闡釋種種具體的道德意志品質。“匹夫不可奪志”（《論語?子罕》）之“志”指的就是人應當具有獨立人格與不可剝奪的意志；“志於仁”、“志於道”，強調做人應以“求仁”、“聞道”、“行道”爲志；“十有五而志於學”(《論語?爲政》)，即把立志作爲學習和道德修養的起點。後儒陳淳解釋“志”爲“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這個物事，便是志”（《北溪字義?志》）孔子認爲道德意志的源泉和動力在於理想目標的高遠，即“仁”的道義追求。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弘”指的是志向目標的遠大，“毅”主要指意志的堅毅、剛強。“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論語?子張》）此處的“弘”與“篤”亦指目標的遠大與堅定。孔子在論“三達德”之“勇”時，強調儒者之勇的三大標準：發乎仁，適乎禮，止乎義，尤其強調“仁”對“勇”的主向和控制。“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勇的源泉在於仁，無仁之勇不是真正的勇，還有可能變成一種惡。“勇而無禮則亂”《論語?泰伯》，“見義不爲，無勇也”（《論語?爲政》）。
孔子的“志”是由“仁愛之心”發出的意志，具有仁的品性，強調意志對道義的堅守及對情感、慾望和利益的控制，開啓了儒家德性主義的源頭，對後儒有直接影響。孟子的“志”是由“四善端”導引而決定的，是求善的意志；朱熹所言的道德意志是體用性情及其所發，是爲善的意志；xx明所說的道德意志是“良知”及其所發，是爲善去惡的意志。即使在主張人性惡的荀子那裏，道德意志也是一種除惡、排惡的意志，實質上也是一種求善的意志，只不過與孟子性善論殊途同歸而已。
孔子強調道德意志的重要性，認爲道德意志是人獨特的能力，是個體成德的關鍵。任何人不管其社會地位如何，憑藉自身的積極努力，持之以恆，就能實現“仁”的目標。
具體而言，孔子認爲道德意志功用有三：一是在行爲動機發動階段，具有強化、純潔道德動機的作用。“苟志於仁，無惡也”《論語?里仁》），“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同上），“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個體通過意志努力，過濾、剔除一些不合理、不規範、不道德的動機，整合、優化道德的動機，使道德主體保持比較穩定的心理狀態，做到目標始終如一，推動道德行爲活動的發生。二是在行爲進行道德判斷和選擇過程中，作出合乎道德規範要求的決斷。
如“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論語?子張》）、“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在道德生活中，危與命、得與義、道與食、道與貧，乃至生與死是個體時常遭遇的二難衝突，意志使主體作出符合道義的選擇。三是排除內外障礙、克服困難，執行道德意志活動，實現道德目的。“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指的就是君子須有堅持不懈之精神，即使在身心勞頓和危難困厄情勢下也不改其志，持志如一，無稍間息。
個體如何獲得道德意志品質呢？孔子強調學習的重要性。孔子認爲道德學習首先要立志，且要志立高遠。其次孔子強調要學習道德理論知識和道德生活實踐知識。孔子認爲“仁、知、信、直、勇、剛”六大人生美德（這其中“直”、“勇”、“剛”都是指意志品質），可如果“不好學”，往往會流於“六蔽”（愚、蕩、賊、絞、亂、狂）（《論語?陽貨》）。再次，孔子要求道德學習要與自我反思結合起來。在學習中思考，在思考中學習。
“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子張》）孔子主張通過“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的原則對自己的思想言行舉止作自我檢查，檢查自己的思想言行舉止是否符合道德要求。孔子說君子“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論語?顏淵》），意即君子自我反省而做到問心無愧，上對得起天地神明，下對得起世事良知，如此又有何憂慮或恐懼呢？
孔子很重視個人的躬行踐履，認爲理想人格、道德意志品質來源於自我的親歷親爲和實踐的.磨鍊。孔子認爲如下兩種實踐生活有利於磨鍊人的意志。一是在物質的困頓環境中持志如一。孔子開啓了儒家應對物質困頓的良方，即“孔顏之樂”的人生境界。
物質匱乏非無憂也，然卒可“發奮忘食，樂以忘憂(《論語?述而》)”，以精神性的價值追求來消解人性的物慾之念，以剋制自身安逸本能來激盪意志之堅。二是在困難和阻力面前始終做到持之以恆。孔子認爲道德意志的修養就是一種恆心和毅力的磨鍊，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難和阻力，也強調“有恆”，不可三心二意、朝令夕改。孔子終生都在實踐其“有恆”的價值理念，哪怕在“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極端困境中，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極度危險時，也沒有放棄堅守，也保持着執著的精神、剛毅的正氣。
由此觀之，孔子的道德意志觀賦予意志以道德價值的內涵和意義，它在觀念層次上體現爲意志的努力，在實踐的層次上，盡力去實現價值目標，並在這種觀念和實踐的結合中獲得對象化的生命，並從中充分體驗到人生的價值、尊嚴和幸福。今天，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誠信道德建設的進程中，孔子的道德意志觀念確實值得我們挖掘、借鑑和弘揚。
儒家思想的現代解讀和現代化，取其精華爲今天人們的精神生活所用，是一個有着巨大價值的研究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