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手語言的散文

“文化進化隨後取代了生物進化，並馬上對自然選擇起決定性作用；這不僅是由於大量的技術發明，而且也是因為各種價值觀的產生和發展。”

天剛黑下來不久，我在書裏讀到説，我們有50種音素，併發演為無止境的語言。這個過程是漫長的，也許經歷了數百萬年，最古老的城池亦難免相形遜色，金字塔便如極幼微的嬰兒一樣了。上帝讓製造巴別塔的人具有了不同的語言，並不再互相能聽得懂，於是塔造不成了，這大概就是語言的魔力。然而這畢竟是某些宗教家的自情自願的臆想，事實上，在我們的語言腦區形成後，我們就具備了學習任何人類語言的能力了。

我每造一個句子，裏面都含有相當的信息量；而祖先們造了無數個句子，其中許多的句子成為文化的基因被編碼進精神裏。那句説文化進化取代生物進化的話就是在編碼的過程裏逐漸實現的。我一直都不大明白為什麼自己要不斷地閲讀過去的書籍，我總覺得有某種無法明説的內因驅動着我去那樣做；看到那句話之後，我方才醒悟過來：我這個人所以是人，正在於無數祖先創立的文化塑造了我；而我一生下來，所有能跟我説話的人，不管是用嘴，或用眼睛，或用其他一切的能傳達信息的方式，告訴我，我是一個人。我是一個人這一點天賦地存在於我的神經意識中，它驅使我去找尋我是一個人的因子；因子在蘇格拉底裏，在柏拉圖裏，在孔子裏，在莊子裏，也在這以降或以上的一切精神載體裏。

試圖否認人類文化對此在自我的巨大的塑造作用，我沒想到比這更愚蠢的了。尤其是藝術，它使我的性情、觀念暗暗響應着那些我崇敬的人；而哲學、科學則使我形成了以利他主義為基礎的關於人生和知識的看法。可是，穿紅戴綠的許多人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遺忘了利他；假如我跟你説，人類在6萬年前——也許更早——就有了利他的痕跡了，大概你會覺得驚訝，臉上也還會帶點羞愧。當時我想，這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這太嚴肅了。再後來我想，祖先們給我們確立了這麼好的開始，我們卻有點背祖，我就不大笑得起來。

文化——寫出這個詞，彷彿我在灌輸什麼似的，可是我得説，我説的一切都只跟我一個人有關——的如許重要，使得我一直以來的閲讀古典——在這裏，我給古典下最寬泛的定義，即任何先於這一刻的都歸在古典裏，不管是十年前波拉尼奧寫的《2666》，還是公元前6世紀才成文的荷馬史詩——的意願更形迫切。那好像是一把刀——一把刀這個比喻實在不怎麼貼切——跟着我，也像一根槍，還是不怎麼貼切。我記得愛因斯坦在論古典文學裏説過“一個人要是單憑自己來進行思考，而得不到別人的思想和經驗的激發，那麼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他所想的也不會有什麼價值，一定是單調無味的”這樣的話。對我來説，所謂“別人”，是指立言的人。他説我們都應該回到古典去，他言下之意，是説任何一個人若想具有偉大的創造力，必然要對過去十分了解，瞭解過去人的思想，進而認識自己。

古典文化（也許其中的有些知識顯得淺陋、荒謬，但卻有着博大精深的思維體系）中相對於現下的我們而言，似乎多藴涵了一分真誠、沉靜（當我説起沉靜時，我就想起那些孤獨與孤寂的人）、用心。他們是真真正正地、實實在在地、一筆一筆地書寫其思想、發現的。一塊石頭，一塊木炭，都可以是書寫的工具；鵝毛筆，毛筆，寫不了多久就得蘸一下墨；更何況許多人用刀刻在竹簡上、石碑上。被寫下來的東西，也許不能供給我們實用的知識，但我總是這樣認為的，閲讀古典對我更多的意味是修養性情。我現在疏於用筆寫字了。據説巴爾扎克的手稿總是修改不斷，難以閲讀。而莫言説過他手寫時更有靈感。海明威寫作時都是站着寫的，每天一清早起牀就開始寫。古典所以成為古典，不是因為它擺在那裏，而是被消化於任何有意革新的獨創者的精神中了。關於這一點，我認為杜威論述得很好。他説“在古老的東西沒有被吸收之時，所產生的僅僅是怪異。但是，偉大的獨創性藝術家卻將傳統化為自身。他們不把傳統拒之門外，而是對它進行消化。”傳統在杜威的眼裏是藝術表現張力的根源。他接着又説“在現代繪畫中，偉大的革新者身上勤奮地學習過去的繪畫的成分要多於摹仿當代時尚創造者的成分。”古典使我沉靜，即使在一個喧囂的環境裏面。我實在不大願意做一個愛因斯坦説的“極端近視而又不屑戴眼鏡”的人，我也不願依從這個時代的“偏見和風尚”；治療無知與狂傲的最好的藥物，是古典：這也是那個隱隱中驅動着我的內因的一個註腳。它在我心裏總是抹不去，像極了360多萬年前的萊托裏足跡，那是我們的先祖南方古猿留下的足跡，足跡預示了人類社會的開始，我們開始二足行走，開啟了真正的人類的一步。

我還害怕，一旦我疏遠了古典，我將不成其為人。人類學家們説，語言是天賦的，是任何人同等的祖先遺傳，因為幾百萬年的進化使語言的深層結構被編碼在語言區的微觀結構裏，嬰兒一出生時就擁有了語言深層結構的“知識”。這話説來拗口，卻是一個偉大的啟示。它不僅説明，人——你和我和他——從遺傳上是平等的，並且由此延伸，在社會上也是平等的，人是一種同情的動物。我們生下來就不停地咿呀學語，渴望表達自我，渴望表述周遭的世界；有人説，語言是人類獨一無二的本質。儘管是天賦的，但如果我不使用語言的話，我仍然會喪失語言的能力。同樣可以推斷出去，假如我不學習前人遺留下來的文化，我將會有一天失去人的根本，陷進一個無知的世界時時都在震駭着我的神經。我在這個世界應該同時扮演着三個角色，我是我，我是你，我是他，我是你我他；這三個角色承載了一樣的命運，有同樣的思想貫穿，所以我天生的要對三個人負永遠的責任。當我明白了這一點，我也明白了富恩特斯所以要寫“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

根據我的經驗，看書其實是應該先看古典的。因為大部分的書或者是對古典研究的專著，或者是偶爾、常常提及古典的。如果一個人看了許多古典著作，那麼他對於古典以後的書就會了解得更深，也更能明白其思想的來源。以前讀卡夫卡的城堡，前言裏説關於卡夫卡這個人與他的作品的研究著作已成千上萬，是原著的數十倍。這裏隱含了一個信息，你都沒讀過卡夫卡，你同時也就理解不了那成千上萬本的研究專論。卡夫卡還只是此種情形的一角。而關於其他更古老、影響更大的古典著作的研究文獻，就多到不可勝數了。比如聖經，比如柏拉圖，比如亞里士多德。莊子，道德經，四書五經，後代的各種註疏之數量的巨大絕對會讓人生畏。有關紅樓夢的書又有多少，誰能做個統計；將那些研究文獻的題目連起來，字數大概比紅樓夢原著還多，真是何止上百萬。不久前看費馬大定理攻破的歷史時，一個巨大的費馬數有幾百億位。這裏我想到一個有趣的對比，古典的研究專著比為一個費馬數是很合適的。我不可能單靠一本傳記就把一個人瞭解清楚的，事實上那只是一個概圖，離清晰具體還有着遙遠的距離呢。在地球上是看不清楚太陽表面的活動的，而古典就絕對是一副極佳的望遠鏡，拉近了我與太陽之間的'距離，最起碼是視覺上的距離。

哲學史、文學史之類的書，實質上是哲學、文學——姑且將其人格化——的傳記。是的，我不讀幾本哲學書，不讀幾本小説、散文、戲劇，而直接去讀哲學史、文學史就幾乎毫無意義。我最近看的兩本書——《人類的起源》、《腦的進化》，放下它們給我帶來的知識和思考，它們的另外一個巨大作用便是，催促我去讀達爾文。它們都與達爾文有關，且不管是顛覆達爾文，抑或是繼承、發展、改造達爾文，書裏的每一個字除了表達其本身以外，都有着另一個聲音：你快去讀達爾文。於是我意識到，我也應該讀《物種起源》和《人類的由來》了，以及其他更多的。如若我沒讀過加繆，沒讀過博爾赫斯，沒讀過納博科夫，也沒讀過海明威、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幾乎就沒法去讀帕慕克的《別樣的色彩》了。還有尼采，沒讀過他的某幾本或全部書，又怎麼能讀海德格爾的《尼采》、周國平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呢。這些都成為了不可能，剩下的可能的就只有我的悲哀了。所以當我看見羅念生全集時難抑心中的激動。所以我要把漢譯名著、中華經典名著、譯文?名著文庫、經典與解釋文叢、開放人文叢書一本本地買回來。

認識到了這一些，我對我自己要發展為一個更完善的側重人類文化意義上的後代，而需要閲讀更多的書，愈形緊急了。我每讀一本書，都像拉響了一個警鐘，也説了更多的東西，我一點都不敢懈怠；竟我有生之年，它始終將是貫穿生命的一條脈絡。我在某種程度上，是屬於過去的，不僅我本身來源於過去，我的知識來源於過去，我的一切能力來源於過去，更重要的是，我的現在和未來也是來源於過去的，任何的創造物也來源於過去。與其預知未來，尚不如夯實過去。老實説我不相信人有預知的能力，人最高的能力就是推演的能力。而預知無法達到，推演立足過去。沒有什麼學科比數學更需要推演的了。而數學——據數學家們説——是建立在過去的成果之上的，每一個數學家都只能在這座大廈上添磚加瓦。任何學數學的人都逃不開畢達哥拉斯、阿基米德，也逃不開費馬、牛頓、萊布尼茲，也逃不開高斯、歐拉、黎曼。據説，學習拓撲學，不花十年的功夫，連門都進不了。

文化的世界裏充滿了密碼，我必須解開這些密碼，以打開通往更深遠的門。就彷彿是説，要通向生命之門，解開基因的編碼也是必須的。這一切對我來説尚不算晚，我的生命——保守點估計，我能活80歲——剛過去了四分之一稍多，怎麼算也還是個青年。在我的大腦裏，眼睛在最前面，而視覺腦區卻在腦袋最後面。似乎説明了我眼睛所看到的現世一切都要拿到過去以相互參照，接受過去的萃取；我沒有固守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