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的散文
序
中國從東周王朝到秦帝國，進入了中國的“軸心時代”。
世界歷史上的軸心時代，體現在思想上集大成者的出現，文化上的繼往開來。這樣的軸心時代很多，如古希臘、古羅馬、古印度等，但有幸的是，唯有中國，由自己的民族傳承了自己的軸心文化，沒有出現文化斷層。
先秦時代，社會的特徵就是“亂”。從堯舜禹湯的賢君盛世，到春秋戰國的戰火頻仍，中國陷入了巨大的苦痛。作爲社會中堅的知識分子——“士”，地位更是發生了根本變化。春秋之前，“士”是“天子、諸侯、大夫、士”的最低一級，是統治者；到了春秋，士成了“士農工商”的最高一級，是被統治者。然而，中國的“士”們留下的第一個寶貴財富就是：居廟堂之高而憂其民，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他們沒有糾結於自身地位的高低，思考的首先是如何將亂世建設成爲有序社會，如何將人民從“率獸食人”的狀態下解脫出來。
這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脊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中國的“士”們首先思考的是國家的穩定、民族的團結，人民的安居樂業，是公平、正義、秩序等等社會價值，而沒有任何的個人私利。面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統治者，他們沒有考慮個人安危得失，或率爾而起痛斥其弊，或秉筆直書不留餘地，或仗義千里毀家紓難。當民族處在危難之時，中國的“士”們奮不顧身，前赴後繼；危難解除功成名就後瓢然而去，不帶走一片雲彩。所以，“士”逐漸成爲了對人的敬稱以至被濫用，如戰士、女士、文士、死士、方士、俠士、道士等等，可惜的是，我們當代被普遍稱爲“士”的人，是否能夠理解“士”的含義，是否仍然具有憂國憂民不計個人的情懷？
儒家和孔子
中國文化最重要的是孔子的儒家。儒家從產生起就是社會上影響最大的學說，經歷了先秦百家爭鳴時代，到漢武帝時正式佔據統治地位，從此一直是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進行了徹底的否定，儒學受到了徹底的顛覆，當時的中國，各種聲音並存，問題和主義相爭不下，直至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主流意識形態成了舶來的馬克思主義。誠然，儒學尤其是發展到理學以後，其糟粕盡顯，爲有識之士所不齒和痛恨，然而，以魯迅爲代表的一個時期的文化達人們，對其矯枉過正式的全盤否定，這種做法今天看來也未必能全盤肯定。事實上，否定儒學的這些文化達人們，本人都是飽讀聖賢書、學貫東西的“大儒”，儘管他們自己未必承認。而且，儒學在中國幾千年的傳承，在社會倫理中的根深蒂固，遠非一兩個運動能夠推翻了的，儒家禮儀仍在社會中調節、制約着普通百姓。隨着新中國的穩定和發展，領導人逐漸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爲綱的鬥爭哲學，取而代之的是和諧發展、和諧社會觀，這正暗合儒家強調的和諧。比如，最新修改的《刑法》證據規則確認了親人爲犯罪嫌疑人可以不提供證據，這正是中國儒家文化中“子爲父隱”的教條。所以，儒家文化必將傳承並且影響着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不知儒無以知中國，不知儒更無法改變中國，發展中國。
儒家文化最重要的思想是“仁”。仁者愛人，仁愛思想是儒家文化的落腳點。仁愛是指有差別的愛，一個人首先愛自己，然後愛親人，然後愛身邊的朋友和有着各種地緣、業緣、學緣的人，最後愛天下人。儒家重人倫，人倫即人的關係，人的關係就會有遠近，是以自己爲圓心的同心圓，你首先要關注離自己最近的人，你的愛首先也要給他們，然後才能逐漸愛其他人，如果你連自己的父母妻兒都不能好好照顧，說你愛國愛天下，儒家是不相信的。
儒家主導的思想是人性本善，但也有儒家認爲人性本惡，如荀子。西方從人性本惡出發，構建了制約體系，完成了權力制衡學說，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然而在中國，雖然儒家承認了人的自私，但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使得中國傳統中缺少對人利益的重視和研究，從而走上了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儒家們是不相信人自利的，人可以自私，不可以自利，自利的是獸禽，不是人，人追求的不是利益而是仁義。所以，儒家的仁愛思想，界定了各種人倫關係，強調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從而各自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世間大愛，天下大同。
孔子，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讀書人和教育者，而他的超凡入聖，是他死後的事情，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記得當年在孔廟遊覽時，看到的龍飾、皇恩，一切都在宣示着聖人的至高無上。可是，我卻越走越茫然。那個真性情、大智慧的孔子，那個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孔子，那個道窮不改其宗的孔子，離我越來越遠，有的，只是讓我仰視而莫名其妙的孔聖人。後來在大成殿，才依稀看到了我心目中的孔子。“萬世師表”高懸正中，金光燦燦。我一直認爲，孔子做老師是最令人尊敬、也最令他自豪的。所以，當我流連於秦淮河畔的夫子廟，看到顏回、子貢等弟子垂拱而立，我覺得，這才符合夫子的心意。老師嘛，受到弟子的尊敬是最重要的，帝王的神聖化反而是小節，這纔是萬世師表的老師應有的態度。在大成殿，看到一旁陳列的琴瑟，我依稀看到了孔子、子路、公西華等談志，看到了孔子怒罵上課睡覺的宰予，看到了孔子聽到子路死訊後的悲痛欲絕。這纔是真正的孔子，真性情、大智慧，大道行不通，則教書育人自得其樂。
孔子決不認爲自己偉大，他只是做着一個好老師應該做的事——整理講義，把過去的東西整理清楚，好講給學生聽，好讓學生自己閱讀，就這樣，他整理了他之前的中華文化併成爲經典；他不厭其煩地教育學生並以此爲樂，就這樣，他得到了“萬世師表”的美譽。他就是一個普通的儒士，以自己的方式宣揚着救國濟世的方法，然而，他成了全世界都知道的聖人。
中國文化其次重要的是道家，易中天稱爲隱士哲學家。其實真正的隱士應該稱作隱者，因爲他們不是“士”，他們不與社會合作，不關心民間疾苦，也不關心自身榮辱。而老莊作爲隱士的代表，他們著書立說影響世人，他們告訴像孔子一樣積極爲改造世界而奔走的人說：“你們錯了，你們越紛擾，世界越亂，你們都順天應人，無爲而治，世界就能大同。”（竊以爲，這種政府守望者的角色，不正是自然主義市場經濟思想的遠祖嗎？也許，凱恩斯還要拜老子爲師）在此思想指引下，他們歌頌歸隱的生活，通過自身示範效應指給中國百姓一條另類、但他們認爲正確的道路，以期達到社會有序，百姓不爭。這些道家的“士”和當今道士不同，他們不是以“道士”爲職業，他們都是思想上入道，在現實生活中都有着自己的職業，或務農、或爲吏，和普通人一樣，只是不屑於和鴛雛爭奪腐鼠一般的功名利祿。他們認爲，如果大家都這樣，世界自然大同。從此，中國知識分子有了思想的歸宿，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或者說達儒窮道，而窮者始終多於達者，所以，道家思想在中國的深遠影響就不難理解了。道家最輝煌的時候是漢初，漢初實行黃老之治，蕭規曹隨，休養生息，使得漢初的民生凋敝很快發展到了漢武盛世。可惜的是，漢武獨尊儒術，黃老成了潛學，成了失意文人的心靈伴侶。道家再也沒有“士”了，儘管他們都被尊稱道士。
道家就是老莊。很奇怪，憑着性格，應該是喜歡莊子。汪洋恣睢，俯仰天地，這是何等的生活境界！而老子，乾癟的幾句話，呆若木雞。可是，就是喜歡老子的幾句不疼不癢的話。
也許，莊子太張揚。木秀於林，風必折之，不知腐鼠成滋味的.莊子，必然不適宜立足於世。特別是專制社會，你的命運，不在於你的能力，不在於你的高潔，而在於專制者的喜好。所以，莊子如果生活在後代，他被夷十族是理所應當。
其實，道家的核心思想，就是養生。人生百年，白駒過隙，只要自己對得起自己，其他一切都是虛無。不是嗎？縱然是帝王將相，也無法抵擋命運無常。而且勞心勞力，短壽之相。所以聰明之人，無用之用。當你汪洋恣睢的表達自己的才情之時，已落入下層。你只有讓任何人不關注你，庶幾可以養生。
道家是聰明者的學說，但是，所有儒家的後人，都會義無反顧的將熱血灑於歷史，只有在碰壁之後，纔會無奈的選擇獨善其身。這就是中國的“士”文化。
法家和韓非子
先秦諸子中最悲壯的是法家。他們權謀機變的思想是一把統治百姓的利劍，他們教會了統治者如何對待百姓才能強國，而在強國以後，他們無一例外的成爲了百姓的怨懟者，君主的替罪羊。他們義無反顧的爲統治者送上這把劍，因爲他們是“士”，因爲他們有着強國夢，有着社會有序的理想，哪怕爲此粉身碎骨。沒有一個成功的統治者不研究法家，但除了殘暴的秦皇外，沒有一個統治者公開推崇法家。商鞅、吳起、李斯……讓我們記住這些名字吧，他們飛蛾投火般的用自己的身軀煉就了法家之劍，以自己的幸福、生命乃至千古罵名鑄就了一個個強國，從而結束了春秋戰國這個亂世。他們不爲自己辯解，殘酷的對待百姓、對待身邊人，更殘酷的對待自己，因爲他們知道，他們是對歷史負責，對千秋萬代的人民負責。如果沒有法家，統一中國的進程不知會到何時，華夏人民不知會遭受多少的苦難。
法家思想在秦國開花結果，使得秦國實力迅速增強，並得以結束了戰國亂世。秦以法勝，所以秦朝成爲中國歷史上唯一以法家作爲統治思想的朝代。然而，始皇實行了苛法，嚴刑峻法使得民不聊生，法治秦朝轟然倒地。漢朝在獨尊儒術之前，也是有法家思想傳承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郅都爲代表的酷吏。他們被稱爲“酷”，並不是殘酷，而是冷酷，是依法辦事毫不留情。法家就是利劍，劍鋒所指無不披靡，但劍必須藏於鞘中，而儒家思想就是最好的劍鞘。所以，後代優秀的統治者無不實行外儒內法。
韓非是大儒荀子的學生，名相李斯的同學。
荀子是大儒，但思想與溫文爾雅的儒家有差別。他認爲人性本惡，需要教育和禮節來約束。他的學生更是進一步，認爲禮節不能約束了，需要法律來約束。所以，儒家代表人物就這樣奇特的教出了法家代表人物。
韓非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吸收了戰國各位法家先驅的思想，論著博得了嬴政的高度評價，來到了秦國。他到秦國絕非是來講學的，他是“士”，他是希望用自己的知識、能力幫助秦王改造世界政府天下的，可是，同爲法家的李斯沒給他機會。韓非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怎麼樣不知道——因爲他很不幸，他的同學李斯是個行動上的巨人，李斯出於一己私利，沒有讓韓非施展才華，迅速將他迫害致死。思想上的巨人，就這樣輸給了行動上的巨人。
法家思想，更多的是權謀，所以，李斯深得法學思想精髓。韓非的不幸是法家的不幸——兩個大儒可以相處很好，兩個大法卻是你死我活。韓非在獄中爲自己鳴不平時，秦國獄吏對其嗤之以鼻：“非用即誅，何必罪乎？”可見韓非雖是理論大家，但還沒有秦國一小吏理論聯繫實際，被李斯所害也就理所當然了。
法家之士，就這樣在血與火的鬥爭中，博得了惡名，贏得了社會的進步。
墨家和墨子孟子
先秦思想中最可憐的是墨家思想。儒墨在先秦時是顯學，但墨家思想在孟子批判後幾乎絕跡，更是歷史的悲哀。墨家是平民學說，任俠仗義，以一己之力義不容辭的制止不正義戰爭，勤儉、尚同、好武，在統治者看來就是社會不穩定的隱患，而由於和儒家對立，普通百姓也對這種爲自己說話的學說不了解不支持。墨家思想的流失是中華文明的一大損失，否則中國社會不會出現老人躺在街上無人救助，更不會出現“小悅悅事件”，因爲，這不符合墨家思想。
墨家的式微有種種因素，一個重要因素是：墨家除了墨子以外，更多的注重技藝，而不是思想。所以，當後來的孟子大肆抨擊墨子率獸食人時，墨家沒有與之應戰的人，便逐漸以失敗者的姿態淡出了歷史舞臺。
墨家是平民學說。墨子本身便是平民，他的衆多弟子也是普通的勞動者，他的學說代表了普通勞動者的利益，所以天然的着眼於生產力的改造，技藝的提高，因爲這能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墨子從生產勞作的規則出發，提出尚同、尚賢，其實就是勞作的協同和優秀的領導者，這都是生產必不可少的因素。兼愛思想更類似於空想社會者的天下大同思想，甚至我們在《國際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歌聲中，都能隱約感覺到。由此產生的非攻和任俠，便是水到渠成之勢。總之，墨子從一個生產工人的角度出發，首先要求提高生產力，然後要求衆生平等，沒有剝削和壓迫，有的只是賢明的領導。而這個賢明領導的領導方式，墨子想象不出，只能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尚同，即要求大家和賢明領導保持一致，自然天下大同。易中天分析的對，墨子正是從一個平民的立場上，隨着自己理論的延伸，最終到達了專制理論。這正是奴性的中國人的寫照。欣慰的是，他身體力行的非攻任俠思想，沒有受到他專制思想的束縛，沿着另一條線傳了下來，形成了中國歷史多姿多彩又飽經磨難的俠客傳奇。
孟子的個性和墨子很像，都是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的俠肝義膽。他們應該惺惺相惜，可惜，由於基本立場的不同，孟子視墨子爲最危險的禽獸，認爲他的理論是洪水猛獸。兩人，或者說是兩派，最根本的差別是“愛”上。墨子認爲衆生平等，大愛無疆，但孟子認爲不對，認爲愛有差等，你愛老婆、愛親戚、愛朋友、愛衆人是不同的愛，應該首先愛自己，然後愛親近的人，還有剩餘的愛才可以澤被蒼生。儒家從孔子創立以來，都是統治者的學說，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上看問題。他由等差之愛，論述最基本的愛就是綱常，這是社會的基本秩序，而爲統治者無償效忠是綱常之一，也是最基本的愛，其他所謂急公近義、大愛無疆都要退居其次的，這顯然是統治者奴化平民的最好工具，所以儒家很快就成爲了中國正統學說。
儒家是統治者的工具，但孟子不是。孟子的俠義性格，使他在溫文爾雅的儒生中是個另類。他認爲被統治者應該效忠，但他更認爲效忠不是無償的，統治者應該愛護被統治者，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果君不君，那麼臣不臣就是合法的。所以，孟子認爲武王伐紂，是有道討無道，不存在不臣的問題。他從保護統治者的角度出發，對統治者進行了規範，進而達到“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的民本思想。
所以，墨子和孟子儘管他們思想對立，但他們極爲優秀的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人格：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以至於甘心犧牲自己，限入專制的泥潭；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以至於甘心約束自己，達到民本的境界。如果兩人能適逢其時，摒棄門戶之見，倒真是可以惺惺相惜，結伴一生，仗劍走天涯的。然而，正是這門戶之見，使得孟子對墨子大開殺戒，使得墨子滅門滅派，而中國千百年的科技思想，也隨着墨子思想的淹沒成爲了不入流的小道，誠可悲哉！
重讀國學，重溫諸子，但願中華文明代代流傳，能夠治療當今社會的冷漠盲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