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老戰友散文

去年秋天，一個耋耄老人找我，說是我父親的老戰友，讓我領他見父親一面。

我的父親常文化已86歲的高齡了，雖無大病，但已多年不能外出了。我領着老人轉過幾個窄狹的衚衕進了父家。老人環顧屋裏屋外喃喃自語：“還是老農民作風，三間舊屋、舊電視、土炕……”父親見來了客人，起身迎接。我正要介紹，忽見父親眼睛一亮，用少見的激動聲調說：“是老張，你還來看我？”那老張搶到父前一步，兩眼盯着父親看了一會，拖着長長的傷感聲音說：“老常，總算還能見你一面，鄉親們向你問好！”說完，兩個老人抱在一起，也不知是哭還是笑，相互捶打着……

兩個老人互相叨唸起舊事，我聽到了不少鮮爲我知的父親故事。

父親是榆社縣南河底村人，1937年祕密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爲鄰近山區農村的第一批黨員。1940年，日軍入侵榆社，他在上級黨的領導下，與鄰近周村、大寨、馬村（當時稱大編村）合建一個黨支部，他任支部書記，組織羣衆進行抗日鬥爭。張叔就是父親在他村發展的第一批黨員，也是他村抗日政權村長和民兵隊長，解放後又多年擔任村支書。抗戰時他們在一起打擊日本侵略者，保護鄉親們的安全。解放後父親到他村下鄉工作，又在一起搞生產建設，結下了深厚的戰友同志友誼。

今天通過張叔的敘說，我才較全面的知道了父親在抗戰中的事蹟和在反右鬥爭中的遭遇。解放初我懂事時，見當地家家張貼的政府印製的宣傳年畫上，畫着父親和他的戰友們爬在山頭上打日軍，對面倒着死亡的敵人，畫上文字介紹說父親是“太行殺故英雄”。到我長大後，在一本縣委黨史研究室出版的《榆社黨史人物憶事論叢》書中見到了簡略的介紹：“榆北民兵頑強抗日”，南河底周邊村民兵粉碎了漢奸維持日軍的`陰謀，組織戰鬥隊打鬼子，兩次伏擊日軍，一次打死8人，又一次打死2人。他們還組織鄰村民兵配合八路軍主動騷擾據點敵人，到太谷、祁縣破壞敵人的交通和電話線，成爲八路軍的得力助手，受到太行軍分區的表彰。

張叔的敘說使我對父親的往事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張叔說：“我們在抗戰時生活可艱苦了，說不定哪天就犧牲了。你爹領着我們打鬼子，打仗在前撤退在後，有他在我們膽子就大，打的鬼子不敢來我們村掃蕩。”我說：“我爹從來不和我們說他的事，知道的一些還都是聽別人說的。”張叔轉對父親說：“老常，有些事要給孩子們說清，要讓後人記住經驗教訓。”張叔又敘說起父親“犯錯誤”的往事。

父親在解放戰爭時已任本縣二區分委委員，1946年調他到榆次四區敵佔區任分委副書記兼救聯會主席，建立武裝，開展游擊戰爭。在榆次解放時黨又派他接收榆次大衆醫院任院長，解放初先後在孝義縣衛生科、榆社縣衛生科任科長（後來轉爲局），他離休時是縣工商局普通幹部，這不升反降的原因就是他曾犯過“錯誤”。那是在1958年大躍進時，當地農村搞“深翻土地”和“密行密植”。就是將土地挖三尺深，將玉茭種的和麻一樣稠。當時號召向黨提意見，農民出生的父親實話實說，他說：“我對黨沒意見，就是深翻土地翻起生土來不長莊稼，玉茭種太稠了不抽穗，反而減產”。儘管他說的符合實情，也有科學道理，但當時主持反右工作的縣長認爲他與黨唱“對臺戲”，是反黨，還認識不上去，要定爲右派。據知情幹部後來說，主要原因是他不聽縣長的話，有一次縣長要報銷超額的、又違反規定的營養品藥單據讓他簽字，他拒絕了，惹惱了縣長。當時縣裏幹部農村出來的多，認爲他對黨忠心，是思想跟不上形勢，在工農幹部的堅持直言下，對他從寬處理，雖不戴右派帽子，卻降職下鄉工作。此後，他有近20年時間在鄉下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父親到了他曾經領導打過鬼子的張叔的農村，他對村支書張叔說：“老張，我是犯錯誤來的”。張叔說：“你是什麼人，我瞭解，羣衆瞭解，安心住吧”。同志戰友和羣衆的理解，溫暖了他的心，與農民積極搞生產，糧食產量連年上升。到了1960年，三年自然災害，加之極“左”路線盛行，颳起了“浮誇風”和“瞎指揮風”，讓所有的地都種高產作物玉茭，讓虛報糧食產量。不少好大喜功的幹部盲目跟風走，把乾旱薄地也都種上玉茭，加之連年大旱，崗地基本無收成，糧食產量大減。而虛報了產量多交了公糧，社員只能人均年分百餘斤粗糧。因不讓種豆類作物，“革了豆類命，得到浮腫病”，餓死人畜現象時有發生。他和張叔兩個農村出生的幹部，明知不對，可是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明顯冒着政治生命危險，怎麼辦？

張叔說：“你爹性格憨厚耿直，說話實在，辦事更實在。他主張崗地還種上豆子，還能有些收成，種玉茭白費工。我更懂的這道理，只是風險太大。可是有你爹在，象抗戰打鬼子一樣，我膽子就大了，就是擔心你爹，他還揹着處分。可是你爹說：‘打日軍死都不怕，現在還怕丟官？只要讓羣衆吃飽肚子，只要對黨的工作有利，有什麼責任我承擔！’於是照舊按實際農情種莊稼，還算有些收成。我們兩人意見一致，不說假話，如實上報產量。社員分到了一定的口糧，豆莢皮餵了牛羊，人畜平安度過了災年。後來有人上報了村裏不聽指揮種豆類的事，上級追查，我們兩人爭着承擔責任，結果我的村官丟了，你爹去了更偏僻的山村下鄉。你爹是好人哪，鄉親們至今還在叨唸……”

父親在經歷這段政治風險時，我剛上初中也懂事了，和懂事的姐弟們問他此事，我至今記的他深沉而嚴肅地說：“這事你們不懂，要記住：不論以後你們幹什麼，都要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工作，不要活脫溜皮（方言，意爲見風使舵，阿諛奉承）！”他當時做了最壞的打算，我們聽起來象是遺囑，心裏沉甸甸的。他的問題在後來的糾偏甄別中平反了，但我們一直牢記他的話，我們兄妹7人，先後通過上學、參軍自己的努力參加了工作，不論在哪個單位幹什麼工作，雖無大的“出息”，但都反映工作踏實人緣好，也不知是遺傳基因作怪，還是教育影響起了作用。當我們也即將退休時，我們讀懂了父親和張叔，他們在戰爭年代不怕犧牲，在和平年代不計個人名利，踏踏實實，實事求是的精神，是留給後人的寶貴精神財富，任何時候都要求真務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