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老北大的故事》有感作文

說北大“老”，其實百年有餘，比起劍橋、牛津等時間上差了好大一截，但論起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的波瀾，北大相較任何名校其資格都夠“老”，且老北大的故事富有傳奇色彩，頗能彰顯北大人的精神氣質。

本着學者的嚴謹和中文系的感情色彩，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陳平原在歷史與文學的中間地帶，廣泛蒐集並認真鑑賞起“老北大的故事”，所思所想因緣際會彙集成書。這卷《老北大的故事》（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分四輯，末輯乃書評，涉及北大人物或大學史的寫作，前三輯則分別談北大舊事、校史雜說與百年慶典，溯古撫今、追思望遠，要踅摸的不單是故事，更是蘊藏在“故事”背後的思想史線索。

陳平原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當年的“素描”與幾十年後的“追憶”，竟無多大出入。爲何如此？這說明老北大確有其鮮明的性格與獨特的魅力。借用錢穆《師友雜憶》所言：“能追憶者，此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記憶之外者，足證其非吾生命之真。”老北大的.烙印不隨時間流逝而磨滅，成爲無數學人的“生命之真”，老北大的故事恰在衆口傳誦中得以流傳。

故事之所以爲故事，難免有所訛傳。陳平原注重返回現場，還原故事的本來面目，於其中發端精神寓意。今人談論蔡元培主持北大校務時之寬容大度，常以禮聘梁漱溟爲例證，“考生變教授”的戲劇化場面，實乃虛構；還有蔡元培聘任辜鴻銘任教北大的故事，其實辜鴻銘早於蔡元培就職北大，當事人都曾多次澄清，故事依然“頑固”傳播。陳平原解釋說，講故事，注重的不是權勢，也不是成就，而是蘊涵着溫情與想象，傳聞雖則失實，卻也頗有幾分神似。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策略，是穩住陣腳，同時加聘新派人物如陳獨秀等。蔡元培主張“兼容幷包”，因此對舊派人物亦包容，對新派人物則多有扶持，其實是有所傾向的。樂於傳誦蔡元培包納異己之雅量者，必須同時考慮其堅持原則時的倔強與不肯通融。史家少有提及後來辜鴻銘最終被解聘，理由是教學極不認真。蔡元培沒有因政見不同而排斥異己，但作爲蔡元培大家風範註腳的“辜鴻銘的故事”，不應該如此截頭去尾。

陳平原任職北大，他有着身爲北大人的驕傲，更有着對北大清醒的認知和擔當。陳平原發現，歷年北大出版的紀念冊中，多有批評與質疑；而發表在其他報刊的回憶文章，則大多是褒獎和懷念。筆者細想，這大概有點自家人可以關起門來提意見，卻不許在外說壞話的意思，所以要注意這些文章的立意所在。各種回憶錄、校慶感言等，後人也必須注意附着的當時場景。魯迅說：“北大是常爲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此句出自先生1925年的《我觀北大》，常被人引來盛讚北大，但我們應當明白，先生以客卿身份於校慶27週年之時撰寫本文，言辭溢美乃是習俗，並不能全然當真，先生在文章末尾就預先聲明，以後再不寫紀念刊，因爲，“說起來大約還是這些話”。陳平原批評北大在學術研究上多力所未逮，常因政治思潮的熱情而影響學業，並非學生正途，對於蔡元培治校上的自由散漫等弊端，陳平原亦不諱言，反而提醒公衆須多注意北大（包括京師大學堂）歷任校長，如孫家鼐、張百熙、嚴復和蔣夢麟等人的功績。

北大百年校慶盛典，鮮花掌聲，錦繡燦爛。陳平原卻說：“單說光榮不夠，還必須直面恥辱。”老北大真精神之所在，當於此話中發人深思。國人以北大爲榮，又常因北大建校時短爲憾，如馮友蘭、季羨林、任繼愈等大家都曾努力論證北大是“漢唐以來太學的繼續”。而北大到底是“老”是“新”，抑或又“老”又“新”，想必人人心中都有一份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