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的爲人處世道理

《晏子春秋》中曾記錄這樣一個故事：晏子受命治理東阿三年，齊景公將之召回並責備說，以爲你有才能纔派你去治理那個地方，卻越治越亂，應予嚴懲。晏子請求再給他三年時間，三年以後若無成效，甘願赴死。景公允諾。尚未到三年，晏子就得到了景公的祝賀，說他治理得很好。晏子卻並不領情，說，前面治理東阿，不吃請不納賄，把池塘裏的魚都分給貧窮的百姓謀生，百姓沒有一人忍飢挨餓，您卻認定我有罪;這一次，改變前面的作法，對那些囑咐託情的准許，給周圍的人以行私的方便，接受賄賂，而且加重賦稅，池塘裏的魚，歸入權勢之家，捱餓的人過半，您反而向我表示祝賀，我真是愚不可及，請讓我回老家吧，你另請高明。景公連連向他道歉，表示不再幹涉他對東阿的治理。

看來這爲官之道里面“做事”與“做人”的悖論早就存在。做事者全部心思用在爲百姓大衆謀福利，關心他們的疾苦，傾聽他們的心聲，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雖然工作成績卓著，但卻寂寂無名;相反那些會“做人”者，只做表面文章，搞關係託人情，會炒作善包裝，不失時機顯露表現自己，名聲叫得挺響，職務升遷很快。其實這也好理解，因爲一心不能二用，只顧埋頭做事，眼睛向下，哪裏顧得上結交關係，疏通門路;而整天琢磨跑門子託關係，哪裏還有精力幹正事、實事，就得靠弄虛作假來巧飾僞裝。長此以往，勤勤懇懇、埋頭苦幹、不事張揚的人有可能被遺忘;投機取巧、譁衆取寵、沽名釣譽的人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那麼只知做事的人長期得不到肯定與鼓勵，心理就會失去平衡——有捷徑可走，何必去吃苦受累，於是不通過做事而是靠其他歪門邪道上來的人會越來越多。

會“做人”還意味着對某些特殊的人物予以關照，甚至是不惜損害國家與普通民衆的利益來滿足他們的不合理要求，因爲他們身居要職，他們神通廣大，他們的褒貶譭譽能決定一個人的前程，對他們的關照似乎就是對自己未來的`投資。可這是慷國家之慨，損大衆之利，收買一點可憐的虛假的脆弱的“人情”，經不住時間與實踐的檢驗。這樣的人也許會一時得逞，卻絕對不會走遠，甚至會爲此付出可怕的代價。

用什麼樣的標準來考察衡量一個領導幹部的政績，是靠“事”還是靠“名”?而這“名”是如何得來的?是靠老百姓的口碑還是其他途徑得來的虛名?在這一點上，孟子有一段話值得我們借鑑，他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領導身邊的和他手下的人都說好不足爲憑，也許他收買了他們呢，他們已得了好處自然替他說話;那麼什麼纔是最可信賴的?“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全國的老百姓都說他好，總該沒問題了吧?!還不夠，還必須做一番深入實際的調查研究工作，發現這個人確實名副其實，纔可相信。另一方面，對待否定的意見也應該遵循這樣的原則，廣泛聽取羣衆意見，再加以周密細緻的實地考察，纔不會冤枉一個好人。

晏子與孟子都是生活在距今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但他們的故事與思想主張對我們今天考察選拔任用幹部依然具有啓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