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蘇格拉底的異同比較

導語：孔子與蘇格拉底，一個是東方文明中國的聖人，一個是西方文明希臘的文化啓蒙者，這兩人之間有什麼異同呢?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蘇格拉底(469—399BC)與孔子(551—479BC)分別是古代西方與東方思想史上最有名望、最有聲譽的代表人物之一。千百年來他們的名字一直爲人們所銘記，他們的品格一直爲人們所稱道，他們的思想一直閃耀在歷史的星空中。儘管他們分處地理的兩極，但是他們的思想卻有着衆多的共通之處。

蘇格拉底與孔子都熱衷於政治，他們的一生都在談論哲學、道德和政治問題中度過。蘇格拉底曾當選過雅典議事會的成員，參與審理過轟動一時的雅典將軍案件;在“三十僭主統治”時期勇敢地反對過裏底亞的暴政。孔子年輕時也曾擔任過魯國的中都宰、大司寇等職，並且政績卓著。兩位現實政治的積極參與者都對政治問題抱有自己的理解看法。

蘇格拉底認爲政治是倫理性的，同時倫理也是政治性的。人世間至高至大的美德是政治美德。政治美德既是一種知識也是一種藝術。正是藉助這種管理藝術，人們才能成爲優秀的政治家、首長、家長，而對自己和國家的其他公民都有益處。同時，這種至高至大的美德在人們的私生活和社會生活中都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在這兩種情況下都要根據這種藝術和知識來管理相應的事務。一個好主人或好管家的本領類似一個好統治者的本領，而且前者能夠輕而易舉地從事後者的工作。蘇格拉底曾對一個名叫尼各馬希代斯的人說，“管理私事與管理公事只是量上的區別。在其它方面，二者完全相同。所以，你不應該輕視善於管理家務的人。”(色諾芬《回憶蘇格拉底》，Ⅲ，Ⅳ，12)

蘇格拉底還指出，雅典有一萬多個家庭;如果連一個家庭都料理不好，那麼又怎麼可能管理好這一萬個家庭呢?具備有關事務的相應知識和處世本領的人，必將是一個優秀的首長，而不管他是管理家庭還是管理軍隊或國家。

孔子也是一個倫理政治的提倡者。在《論語•爲政》中孔子說：“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他認爲治理國家應當以道德來感化人民，只有這樣人民纔會前來歸附，好象滿天星斗都環繞北斗運行一樣。同時治理國家的人本身也必須是一些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論語•子路》中說，“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國家只有在道德模範達到治理下才會井井有條，百姓們纔會見賢思齊樂於從命。而且孔子還認爲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爲的正人君子們只有從“齊家”開始才能獲取管理經驗，進而纔可以治理國家平定天下，是之爲“齊家、治國、平天下”。

蘇格拉底認爲城邦的'富庶安康來源於良好秩序的建立，而良好秩序的建立則基於法律的嚴格實行;生活於雅典城邦的任何公民都必須毫無保留地遵守城邦的法律，因爲法律即是正義。他曾經對希皮阿斯說過，“你知道嗎?如果不是拉開代莫尼人盧庫格斯在斯巴達建立了牢固的守法精神，那麼他就絕不會使斯巴達凌駕於其它國家之上。在各個國家中，那些好的統治者總是把對法律的服從看作公民的最大義務。那些擁有最守法的人民的城邦，在和平時期生活得最幸福，在戰爭時期最強大。”(色諾芬《回憶蘇格拉底》，Ⅳ，Ⅳ，15)在此蘇格拉底所信奉的“法律至上”原則千百年來一直被西方思想家奉爲圭臬。

而此時東方的孔子同樣生活在一個動盪的時代。面對變亂紛爭的社會現實，孔子提出用“禮”這一行爲規範來建立新的統治秩序。當年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回答說爲政之道在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要遵守一定的法度，按照一定的禮節行事。在家裏作兒子的應當爲父親盡孝，在社稷作臣子的應當爲國君盡忠。如果人人都能夠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各安其所，各司其職，凡事不逾規矩，那麼國家就能長治久安，百姓們就可以安居樂業。

在個人生活方面，蘇格拉底和孔子都主張清心寡慾安貧樂道。有一次智者安提豐試圖嘲弄蘇格拉底，他對蘇格拉底說：“你所過的生活連一個奴隸都趕不上;你吃喝的飲食是最粗陋的，你穿着衣服是最襤褸不堪的，甚至一年到頭都是同一件衣裳，你從來就沒有穿過襪子和長衫。”(色諾芬《回憶蘇格拉底》，Ⅰ，Ⅵ，2)而蘇格拉底卻反駁道，“能夠一無所求才是象神仙一樣，所需求的愈少也就會愈接近神仙。”並且說勤儉的人比縱慾的人更容易自我改進，更容易向國家盡忠職守，更容易感受幸福;相反，只有愚蠢的庸人才會沉溺於聲色犬馬之中。

孔子也曾對他的學生講，“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孔子一生中曾經鐘鳴鼎食享受過萬鬥俸祿，也曾顛沛流離被困於陳蔡，因此輕裘寶馬榮華富貴對飽經人世滄桑的孔子來說都是身外之物，所以他曾力贊生活儉樸的顏回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

蘇格拉底與孔子都是古代有名的大教育家，在教育的重要性方面兩人看法十分接近。蘇格拉底認爲，任何人，不管有才還是無才，要想在某些方面取得成就都必須學習和訓練，並且有才的人如果預先學習了自己將來的活動內容，學會了管理的藝術，養成了政治美德，那麼將來就能夠給國家帶來巨大的利益。

孔子當年路過衛國時，冉有問他如果一個國家的百姓都十分富足，那麼接下來應該做什麼呢?孔子答道，應該教育他們。教育在孔子看來不僅僅是爲了要人們知書達理，更重要的是教育應當成爲人類生存的一種需要。

在教育方法上二人也有些共通之處。蘇格拉底一生都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著作。他教育學生的方法主要是通過口頭談話的方式來引導學生一步步深入問題其中，進而由學生自己來感悟真理。這種對話式推論的方法被蘇格拉底稱爲助產術，而他自己則是真理的催生婆。

同樣提倡“有教無類”的孔子在教學的過程中也十分注重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在《論語•述而》中孔子講，“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即只有在學生遇到困難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他才啓發學生去發現問題的實質，從而引導學生對該問題有一個更深刻更全面的認識。

蘇格拉底與孔子所處的時代正是人類有矇昧走向理智，由迷信走向自信的時代。通過比較我們會發現，在人類智慧的搖籃期，東西方世界中人們的思想胚胎有着極大的相似性，而對這些相似性的分析和認識將更加有助於我們探討人類文明的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