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理與政治佈局

中國古代歷史上就一直存在所謂東西南北中的問題;並且具體表現爲文化區域的造就，經濟重心的形成，政治中心的變遷。

自從中華大地上有了人類，就充滿着生機勃勃的景象。在擺脫野蠻進入文明階段後，中華先民就一直是活躍發展的。各地先民創造出絢麗的文化，隨後從西到東、從南到北傳播，進而匯聚在中原;經過凝結昇華後，又從中原散發到東、西、南、北各方位。正是這種持續的文化交流，推動中華文明不斷豐富，從而在文化上表現爲多樣性，經濟上表現爲不平衡性，政治上則表現爲追求統一性。文化、經濟和政治的表現不一，便不斷醞釀出種種社會矛盾。於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就一直存在所謂東西南北中的問題;並且具體表現爲文化區域的造就，經濟重心的形成，政治中心的變遷。

　　文明發祥地的多源化

中原西部的渭水流域是中華古人類與古文化的發祥地，可作例證的是藍田猿人文化。但是，作爲發祥地，它並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的，因爲還可以列舉出元謀猿人及其文化、中國猿人北京種人及其文化，等等。可見，中華大地上的文化，最早並不是在被後人視爲中心的中原出現和擴散開來的。距今約1萬年左右，中華先民先後進入新石器時代，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約有上千處，相應的文化遺存遍及中國各省區。其中聞名於世的有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等，除仰韶文化外，其他大多並不位於中原。無論舊石器時代還是新石器時代，中華古人類與古文化的發祥地是多源的，中華古文明的形態是多姿多彩的，中華文化的區域特異性是很早便形成的。

不過，由於氣候、物產相對適宜人類的生活與生產，更由於地理位置的適中，黃河中游逐漸成爲文化交匯的中間地帶。於是，黃河中游的文明程度逐漸突顯，形成凌駕於其他地區之上的趨勢，爲後世所謂中原文化至尊觀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黃河中游地區被視爲中華文明最悠久的發祥地。

　　中原中心的確立

在黃河中游地區，原本也存在多種不同的文化。上古傳說中關於黃帝與炎帝、蚩尤、三苗等部落的聯合與戰爭，正是不同文化交流與衝突的集中反映。依靠軍事勝利的推動與政治管理的成功，黃帝部落的文化在中原佔據了上風。於是，以黃帝部落爲中心的政治形式出現了。當然，這僅僅是黃河中游政治中心的雛形。然而這樣的雛形是具有號召力的，後來從中華地域的中部、東部和西部分別發展起夏、商、周等王朝，就都以中原爲根據地向周邊拓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夏、商、周等王朝的更替過程中，剷除對方的政治中心以確立自己的政治中心成爲政權建設的首要任務。被後世稱作國都或首都的政治中心，成爲政權的象徵。

由於統治範圍與實力的限制，夏、商、周等王朝的政治中心具有侷限性。當中原以外地區發展的勢頭強勁起來時，西周的`政治中心地位便日益喪失，春秋爭霸與戰國爭雄的局面隨之形成。不過，春秋爭霸的實質是政治勢力的逐步歸併，結果是小國匯合成戰國七雄。七雄又分成西方和東方兩大勢力，於是就有了歷史上的東西之爭問題。秦國在西方，代表中華大地西部的文化。其勢力向東推進，陸續消滅六國，從而一統天下。這樣的統一，是中華大地西部文明與東部文明碰撞、融匯的過程。其結果是秦朝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國家，定都咸陽，即咸陽被確立爲遼闊中華大地的政治中心。對中原而言，咸陽是偏西;但是對於秦朝而言，卻是東傾。此後，漢代雖然取代了秦朝，但是其政權是建立在秦朝基礎上的，所以西漢的政治中心距離咸陽不遠，稍東移到長安。東漢雖然也是劉姓王朝，但是統治觀念更注重東部，其政治中心便從長安東移到洛陽。經過不斷的文化交流與融匯、軍事衝突與政治集中，政治中心逐步地從西向東移動，終於佔據了中華大地的中央位置，即中原的中心洛陽。

東漢末年局勢大亂，洛陽、長安慘遭蹂躪，中華傳統的兩大國都被破壞殆盡，迫使政治中心東移，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太行山東側不斷出現以鄴城爲據點或國都的政權便是明證。不過，即便如此，洛陽仍不失其中心地位。如曹操政治集團雖然以鄴城作爲根基，但是卻建都洛陽。這說明統治者仍傾向於以中原之中央爲其政治的中心。不僅漢族如此，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也有如此觀念。鮮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建都平城近百年之後將國都南遷洛陽，其選定洛陽作爲新都的意義在於“洛陽居中”。政治中心一定要居於中央的地位纔能有力地號令全國。北魏遷都洛陽的宗旨，就在於表明它一定要成爲正統的封建王朝。

雖在長安建都，卻又以洛陽爲陪都或東都，二者的政治中心在長安、洛陽之間徘徊。這再次反映了中華大地政治中心的位移趨向於洛陽。不過，經過五代十國的動亂之後，長安與洛陽失卻了傳統的至尊地位。北宋的政治中心雖仍在中原，但東移到達開封，這是距離較大的位移。北宋以前列朝，雖然興起方位不同，但是政治中心的確立與變遷，大多具有力圖居中的趨勢。不過，政治中心的確立與變遷，在客觀上會受諸如民族、文化、經濟等各種因素的影響。特別在北宋以後，這些因素的影響更加明顯。中華大地的政治中心最終東移到北京，元、明、清三朝就均以北京爲都城。而在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經濟重心的變化。

　　經濟重心影響政治中心

中華大地的經濟重心早先位於中原，隋唐之後南移至江南。在南北朝分裂時期，江南的經濟確實具有了長足發展;而在北方，雖然中原經濟因戰亂頻仍而破敗，但仍然有一個值得重視的經濟發展區域，那就是由黃河與太行山圍攏成的河北地區。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中原地區持續動盪，形成了移民大浪潮。移民浪潮的動向雖然不一，但首選的正是距中原最近的河北。河北地處大平原，自然條件良好，經過大批移民的開發而成爲北方的經濟重心。東漢以後許多割據勢力依賴河北的經濟實力而崛起。到北魏、東魏、北齊之時，甚至有“國之資儲鹹出河北”的說法。如果說江南經濟的發展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那麼河北經濟的發展則深刻地影響着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動向。北京能夠成爲元、明、清列朝的首都，就與河北的經濟發展具有密切關係。

當然，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未必是一致的。如隋唐時期，經濟重心雖然已經向東北、東南轉移，但政治中心仍在長安、洛陽一線。爲了解決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的分離問題，貫通南北的大運河被鑿通了。從歷代大運河走勢的變化，不難看出政治中心和經濟重心之間的緊密關係。在隋唐、北宋時期，大運河是途經開封的，這種狀況有別於後來元明清時期的大運河。因爲隋唐的陪都在洛陽，而開封是北宋的國都，它們都要利用大運河運輸物資。大運河就像兩支虹吸管一樣，把河北和江南的糧食、布帛源源不斷地吸納到洛陽、開封，以解決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不一致而造成的首都生計問題。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的脫離，其弊在於運輸物資要增加巨大成本，容易造成財政困難;但是也有其利，那就是迫使政治中心必須與經濟重心密切聯絡，從而有利於對全局的掌控。

中華大地經濟的不平衡發展，是引起東西南北中之爭的關鍵。在炎黃時期、夏商周時期、春秋戰國時期，主要爲東西之爭;東漢以後，東西之爭轉化成南北之爭;南北朝以後的隋唐、宋元、明清，都以南北之爭爲主。隨着東西南北中的演變，就不斷髮生政治中心的位移。古代中華民族的發展，主要面臨的是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平衡的經濟會不斷引發政治之爭，因此就需要尋求平衡，而尋求平衡的過程會消耗巨大的社會成本。兩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緩慢，與東西南北中的不平衡狀態是密切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