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園文學

導語：梁園文學是南北朝時期一個著名的文學創作團體。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整理的關於梁園文學的相關介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梁園文學是指西漢時期以樑孝王劉武、司馬相如等爲中心而形成的文學羣體的創作。孝王廣築苑囿，招延四方豪傑、文士。一時俊逸之士如枚乘、公孫詭、鄒陽、嚴忌、羊勝等從孝王遊於梁園，形成極具影響的文學羣體。樑客皆善於創作辭賦，而枚乘尤爲突出。公孫詭多奇邪之計，時號“公孫將軍”;鄒陽爲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其文博辯入理;其他諸人也各有所長。梁園的文化氛圍爲文學家提供了適合於發揮自己才能的特殊環境。

對漢代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推進作用的是樑孝王劉武、司馬相如爲中心的文學羣體的出現。漢初爲鞏固剛剛建立的政權，劉氏集團先後消滅了具有實力的異姓諸侯，而廣建同姓諸侯。這些劉氏宗親不具備秦以前諸侯那樣獨立王國的地位，卻也具有相當強大的勢力。他們不能像戰國諸侯那樣開疆拓土，於是，便向着經濟、文化、享樂方面發展。此時的諸侯國，還有養士的遺風。大國諸侯多禮賢下士，延攬人材。當時諸侯國的賓客除在政治、邦交方面發揮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則將注意力轉移到文學方面。漢初的劉氏宗親多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劉氏子孫以文學見於歷史記載者有多人。

給予漢初文學發展以巨大推動力的人首推樑孝王劉武。孝王武與景帝同爲竇太后所生，最親;在反對吳、楚七國之亂中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之地。於是，孝王廣築苑囿，招延四方豪傑、文士。一時俊逸之士如枚乘(?-前140)、公孫詭、鄒陽、嚴忌、羊勝等從孝王遊於梁園，形成極具影響的文學羣體。樑客皆善於創作辭賦，而枚乘尤爲突出。公孫詭多奇邪之計，時號“公孫將軍”;鄒陽爲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其文博辯

入理;其他諸人也各有所長。梁園的文化氛圍令文學之士感到愜意，確實爲文學家提供了適合於發揮自己才能的特殊環境。

枚乘是梁園文學羣體的傑出代表。《漢書·藝文志》載乘賦九篇，其《樑王菟園賦》、《忘憂館柳賦》均爲前人所稱道，然而以《七發》最爲著名。

戰國時期以屈原爲代表的楚地作家的出現，產生了一批把文學創作當作生命寄託以實現人生價值的文人。文壇在經歷了秦代和漢初的沉寂之後，到西漢文帝和景帝時期作家羣體再度生成，並且隨着時間的推移生生不已，人才輩出。作家羣體的生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需要多方面的條件，漢代社會爲作家羣體的持續生成提供了適宜的氣候和土壤。

漢代的官學和私學都以講授儒家經典——五經爲主，其中就有《詩經》這部文學作品。因此，師生在誦讀五經的過程中，自然受到文學方面的`薰陶，提高自身的文學素養。事實上，漢代士人的閱讀範圍並不限於五經，而是廣泛得多，尤其是解讀辭賦的社會風尚，對漢代作家羣體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西漢時期，解讀楚辭是一種專門學問。嚴助向武帝推薦他的同鄉朱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漢書·朱買臣傳》)朱買臣同時向漢武帝講解《春秋》和楚辭，因此得到提拔。武帝還令淮南王劉安爲《離騷》作註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漢書·淮南王傳》)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漢賦和楚辭有很深的淵源關係，這種新文體確立之後，也和楚辭一樣成爲士人貴族的誦讀物，漢宣帝時還有過這樣的事情：王褒等人用誦讀奇文及自己作品的方法爲宣帝的太子、亦即後來的元帝治病解悶，其中的奇文當有楚辭類作品。這種精神療法效果明顯，不但太子得以康復，而且經他倡導在後宮形成了誦讀王褒賦的風氣。(事見《漢書·王褒傳》)到了東漢時期，人們誦讀辭賦的興趣依然很濃，就連貴族婦女也主動參與，出現了像王逸《楚辭章句》這樣的專門著作。誦讀辭賦在漢代是一種高雅的活動，是士人文化素養的標誌。雖然誦讀辭賦者並未都成爲辭賦作家，但漢代許多人確實是從誦讀辭賦開始而順理成章地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楊雄少而好學，“顧嘗好辭賦”(《漢書·楊雄傳》)，他誦讀屈原的《離騷》、司馬相如的賦，並且加以摹擬，他本人也成了漢代重要的作家。王逸著《楚辭章句》行於世，他還創作詩賦等作品多篇。漢代解讀辭賦的社會風尚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因此，漢代的文人也以辭賦家居多。

漢代採用推薦和考試相結合的辦法錄用人才，爲作家羣體的生成提供了許多機遇。西漢朝廷詔舉賢良方正，州郡舉孝廉、秀才，東漢又增加敦樸、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等科目，廣泛蒐羅人才。兩漢選拔人才注重學問品行，也不排斥對有文學創作才能者的錄用，許多作家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主要並不是他們經通行修，而是在於他們的文才。儘管以文才錄士在兩漢用人制度中並不居於主導地位，而僅是一種補充手段，但它對兩漢作家羣體的生成卻起到了推動作用。漢代不僅中央朝廷、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職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

“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漢書·地理志》)流傳下來的《淮南子》就是出自劉安的賓客之手。《漢書·藝文志》著錄淮南王賦82篇，淮南王羣臣賦44篇。顯然，淮南王羣臣不但著書立說，而且還是一個從事辭賦創作的羣體。漢初幾位諸侯王以文才取士，聚集在他們周圍的辭賦家則是以文會友，他們置酒高會，遊賞唱和，漢初作家羣體首先在幾位諸侯王那裏生成。

西漢武、宣、元、成諸帝都是文學愛好者，其中武帝還有詩賦傳世。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他們出於本身的興趣，大量招攬文士，許多人就是因爲有文才而得以在朝廷任職。因擅長文章辭賦而被錄用的著名作家，武帝朝有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宣帝朝有王褒，成帝朝有揚雄等。有些人雖然不是靠文學創作才能而進入仕途，但是，他們成爲朝廷命官之後，在天子的倡導下也加入了辭賦創作的行列。自武帝起，創作辭賦成爲西漢朝廷一大雅事，許多高官顯宦都參與其間，由此形成了向天子進獻辭賦的制度。東漢光武帝、明帝都不好辭賦，但是，興起於西漢的進獻辭賦之風依然在東漢延續，基本上保持了它的連貫性，許多文人就是因文才出衆而倍受青睞。

梁園文學羣體的中心人物首推樑孝王劉武。劉武(?~公元前144年)，漢文帝嫡二子，漢景帝同母弟，母竇皇后。前178年被受封代王，前176年改封淮陽王。前168年，樑宣王劉揖薨，無嗣，劉武繼嗣樑王。前161年就國。都睢陽(今河南商丘)。

七國之亂期間，曾率兵抵禦吳王劉濞，保衛了國都長安，功勞極大，後仗竇太后疼寵和樑國地大兵強欲繼景帝之帝位，未果。前144年十月病逝，諡號孝王，葬於永城芒碭山。自受封至去世，共爲王三十五年，爲樑王二十四年。孝王死後樑國一分爲五，爲其五子封國。

漢初以招致文士聞名的諸侯王有吳王劉濞、樑孝王劉武、淮南王劉安。“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如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漢書·地理志》)投奔吳王劉濞門下的文士有枚乘、鄒陽、嚴忌，他們都擅長辭賦。後來吳王謀反，枚乘、鄒陽等人見劉濞不聽勸諫，一意孤行，就離開吳地而投奔樑孝王。樑孝王待他們爲上賓，司馬相如也棄官前往樑國，賓主相得，過着文酒高會的生活。參加梁園唱和的文人還有羊勝、路喬如、公孫詭、韓安國等。

枚乘是梁園文學羣體的傑出代表。枚乘，西漢辭賦家。字叔。淮安(今江蘇淮安市楚州區)人，故居座落在淮城肖家湖畔.。曾做過吳王劉濞、樑王劉武的文學侍從。七國之亂前，曾上書諫阻吳王起兵;七國叛亂中，又上書勸諫吳王罷兵。吳王均不聽。七國之亂平定後，枚乘因此而顯名。景帝時，拜爲弘農都尉，因非其所好，以病去官。武帝即位後，以“安車蒲輪”徵之，因年老，死於途中。枚乘文學上的主要成就是辭賦。《漢書·藝文志》著錄“枚乘賦九篇”。今僅存《七發》、《柳賦》、《菟園賦》三篇。後兩篇疑爲僞託之作。

《七發》見於南朝梁蕭統《文選》，是一篇諷諭性作品。賦中假託楚太子有病，吳客前去探望，以互相問答的形式構成八段文字。首段爲序，借吳客之口，分析了楚太子患病的緣由：貪逸享樂、荒淫奢侈的宮廷生活所造成，指出這種病非藥灸所能治，唯有“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之”。第二至八段，即寫吳客以七種辦法啓發太子，爲他去病。前六種是爲他描述音樂之美、飲食之豐、馬車之盛、宮苑之宏深、田獵之壯闊、觀濤之娛目舒心，結果都不管用。最後吳客向太子推薦文學方術之士，“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作品的主旨在於揭示貴族腐朽生活的戕害人身，提出了應進用文學方術之士的主張。《七發》辭采華美，氣勢壯觀。其中“觀濤”一節寫得繁音促節，氣壯神旺，令人怵目驚心，如臨其境。《七發》的出現，標誌着漢代散體大賦的正式形成。並影響到後人的創作，在賦中形成了一種主客問答形式的文體--“七體”。近人輯有《枚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