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荀子的科學思維

導語：荀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將儒學與法學的合理之處充分融合起來，形成其獨具特色的儒學文化。讓我們一起了解一下荀子的科學思維吧!

荀子是繼孔孟之後，又一位儒學大師、先秦最後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對歷史產生過深遠影響的韓非子、李斯，都是其得意門生。荀子在諸子中爲何能獨樹一幟，且成爲思想史上的一座豐碑，這與其學術思想中鮮明的“科學表徵”是分不開的。

　　“天人相分”的理性思維

在荀子的學術思想中，能高孔孟一籌的，首推“天人相分”的天道觀。《荀子·天論》雲：“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中國傳統哲學思想是“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直到漢代，大儒董仲舒還高揚“天人感應”的旗幟，且導引爲時代文化的主潮。荀子面對當時一統天下的“天人合一”觀，石破天驚地提出“天人相分”，這是由其樸素唯物主義理性思維所決定的。面對特殊的“天象”，他作出了這樣的理性闡釋：“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故星墜、木鳴、日蝕、月暈、怪星之類，是種種罕見的自然現象，和社會治亂是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繫的;對這樣一些自然現象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但對其抱有不祥的恐懼感，是大可不必的。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各行其道，方爲真道。不僅如此，荀子還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口號;認爲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是可以制服一些自然災害的。當然，荀子的高論，首先和當時“百家爭鳴”寬鬆的學術氣氛有關;另外，荀子能高出孔孟一籌的是：他具有一定叛逆性的“逆向思維”，包括“性惡論”也是這種思維的產物。故，荀子是最早具有“理性天道觀”的哲人，“天人相分”——《荀子》中最具科學表徵的理念之一。

　　“隆禮重法”的整體思維

先秦諸子中，儒家禮治與法家法制，好像是水火不相容的、兩個尖銳對立的治國理念。儒家強調“隆禮”，斥“法家”爲“無教化，去仁愛”;而法家強調“重法”，斥儒家爲“以文亂法”，不通世務之腐儒。二者各執一端，自以爲是。而荀子卻例外，在《解蔽篇》裏，開宗明義地指出：“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即：人之大患，在囿於一己之見，而不通達於大理。故，他批評慎子是“蔽於法而不知賢”，莊子是“蔽於天而不知人”;而荀子卻主張通識事物的“大理”，也即“合二而一”的整體思維。所以他主張治國安邦，要“隆禮重法”並舉，也就是說，禮教與法制，是一個政體有效機制的兩個方面，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這就有點接近當代精神文明與法制建設的兩個方面。在《強國篇》中雲：“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在《君道篇》中雲：“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禮教與法制的對立統一、相輔相成，演繹爲《荀子》中的一種整體思維模式：如“定法度，制禮樂”、“起禮儀，製法度”、“明禮儀，起法正”、“禮者法之大分”等。荀子在那樣一個特定時代，爲何能獨標一幟，提出“隆禮重法”這樣先進的治國理念，完全取決於其科學的整體思維。荀子的確是一個融通諸家的“鴻儒”，他的視野很開闊，不會囿於一孔之見，一得之識，能夠顧及到客觀事物的各個方面;所以就有“非十二子”的氣度，就連子思、孟子都在非議之列，可見他那種大無畏的批判精神。而這種俯視諸子、膽敢獨造的學術勇氣，就來自那宏觀把握、有機協調的`整體思維。“隆禮重法”正是這種科學思維孕育出的傑出範本。

　　“善假於物”的格致思維

荀子之文，已發展成爲自成體系的專題論文，這在文體發展史上無疑是一個質的飛躍;荀子散文連類比喻，形象宏富，借物寓意，博大精深。荀子爲何能達到這樣的藝術境界，就取決於其“善假於物”的“格致”思維，即格物致知的科學思維。如他的壓卷之作《勸學篇》，取譬設喻，鋪排描述，幾乎佔了全篇的一半，真可謂“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如：在論述“學不可以已”時，一口氣運用了：青、藍、冰、水、木、繩、輪、規、金、勵、山、天、溪、地十多種物象，且通過“格物”而獲得了有關以上“物理”的真知。最爲人稱道的是如下精彩鋪排：“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捨。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此爲《荀子》中歷來最爲人稱道的“經典語段”，博物精理，氣勢磅礴，頗具說服力，可以說是“格致”科學思維最精彩的體現。且作者認爲：“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即：君子的生性沒有什麼特異之處，不過就是善於憑藉事物罷了;即從豐富多彩的客觀事物本身，通過感悟、思考而獲得啓迪，以內化爲自己的生存智慧，指導自己的人生實踐。這實際上就是“格物致知”科學思維的妙用。故，荀子的知識儲存與思想積累，完全是日常生活中觀察、思考的結果;生活學習化，學習生活化;萬物皆蘊理，格致方得之;這恐怕就是荀子獲得生存智慧的有效方法與不竭資源。哲人與凡人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是否“善假於物”。

　　敢非“前賢”的批判精神

沒有質疑和批判，便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科學。荀子生當戰國後期，各種學術流派五光十色、異彩紛呈;要想亮出“獨特的自己”，就要敢於站在前賢的肩頭，品評前賢，超越前賢。而荀子就是這樣一位膽識俱佳的哲人，敢於非議和超越前賢。如《非十二子篇》，他不但非議了墨家、道家、刑名之學，而且膽敢非議子思與孟子，斥之爲“聞見雜博”、“僻違無類”、“幽隱無說”、“閉約無解”，“子思唱之，孟軻和之……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一言以蔽之：子思和孟子還不是“純儒”，駁雜幽僻，無說無解。當然，荀子之論也不盡然確當，也有待商榷之處;但這種敢於非議前賢的批判精神，還是值得提倡的，是一種可貴的科學精神;如果沒有這種批判精神，科學就不能發展，人類文明就不能提升。荀子不是在故意標新立異，荀子追求的最高境界，正如《不苟篇》所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這裏的“當”就是“恰當、適當”之意，也就是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他非十二子的主旨，就是因爲其“學理”有不當之處，包括子思、孟子;且荀子認爲“言而當，知也”。這個“當”就是要經得起實踐與歷史的檢驗。《荀子》中富有批判精神的篇章，還有《非相篇》，置於當代視野之下，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雲：“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並特別強調：人的吉凶禍福與相貌無關，周公、孔子均其貌不揚，絲毫不影響其成爲“聖人”，夏桀、商紂均儀表堂堂，也絲毫不會改變其“暴君”形象;人相貌的長短、小大、美醜，與命運無關，相人術就是騙人術。看來，兩千多年前荀子的科學素質，不知比那些癡迷“相人術”的今人，要高出多少倍。

荀子是一位能融通百家的哲人。他那理性的天人觀、辯證的整體思維，善假於物的認知方法、大無畏的批判精神，直到今天仍然顯現着其鮮明的科學表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