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讀後感（通用9篇）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通用9篇）

當品讀完一部作品後，大家對人生或者事物一定產生了許多感想，何不靜下心來寫寫讀後感呢？想必許多人都在爲如何寫好讀後感而煩惱吧，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萬曆十五年讀後感（通用9篇），歡迎閱讀與收藏。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1

偉人和政治家，誰更值得敬仰？你又想成爲誰？張居正太善良，太殘忍；太聰明，太愚蠢。張居正有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他意識到改革必須以摧枯拉朽般的力量摧毀原本的一切，在廢墟上重建。他劍指文官作風，甚至過於嚴厲。他想要富國強兵，百姓安康。他之所以要辛苦鑽營，權傾朝野，是因爲不做一個殺伐決斷的首輔，改革必然受到阻礙。即便在這過程中他謀取私利，那麼試問做到內閣首輔的位置想要斂財何須至此？

太善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何須大動干戈推行新政？太殘忍，想要根除陳腐做派必然會在當時造成損傷。太聰明，出身貧寒要有多大的才能和城府能坐上首輔的位置，又是怎樣的深謀遠慮能找到國家運行的軟肋？太愚蠢，耗盡了自己的一生，卻落得了滿朝文武的批評，死後甚至成爲了攻擊的符號。

所謂錯誤，“張居正的根本錯誤在自信過度，不能謙虛謹慎，不肯對事實作必要的讓步”。張居正從來都沒有錯，只是成爲一個偉人和得到善終，中間橫亙着最遙遠的距離。

申時行，大智慧的典範。申時行是處理人際的高手，“沒有忽略文官的雙重性格：即雖爲公僕，實系主人；有陽則有陰。他必須恰如其分地處理此中矛盾。”時勢要求申時行充當和事老，他就擔任這樣的角色，至於別人的評論如“首鼠兩端”，就只能付之一笑。

申時行是機器運轉的潤滑劑。這個世界需要偉人竭心盡力將光明帶到人們眼前，更需要有這樣的人拼盡全力將黑暗擋在背後。申時行是太極高手，懂得怎樣協調皇帝與文官，以及文官之間的關係，保證思想的傳承和國家的有序。更令人驚歎的是，做完了這一切，他能夠全身而退。然而，出色的政治家和偉人之間，仍然橫亙着最遙遠的距離。

然而，世間沒有張居正，那麼時代永遠不會進步；世間沒有申時行，那麼國家將會陷入混亂。爲人若如張居正，無愧於心，卻不得善終；爲人若如申時行，左右逢源，卻無所作爲。

這兩個問題，真的很難回答。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2

最近我把《萬曆十五年》重看一遍，當然還沒看完。我就看三章，可是這三章讓我明白許多，也讓我明白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裏極力想說的觀點。

1、道德與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與法的位置。自從秦朝因重法而滅亡後，自西漢以來，各朝都開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國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觀念，還是需要法家的，於是明儒暗法這一治國之道誕生。但是一直以來儒都是高於法的，也就是說道德是高於法律的。這一點到明朝最爲顯著。明朝的官員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時，是在用道德觀念來判定對錯，而明朝的道德觀念是被朱熹的四書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標準裏就非常強有力地表現出這一點：

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

這樣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觀得以解決，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觀填補，沒準有一些沒有道德觀的官員回去鑽法律漏洞，以圖私利。但是如果讓法律高於一切，就會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況，無論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麼面面俱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法律肯定會有漏洞，這個時候又沒有道德觀，社會將會更加腐敗。只有讓法律和道德齊頭並進，社會纔會和諧。可是自秦朝以來，各朝統治者怕蹈秦之覆轍，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團的弊端。由於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讓皇帝過目，所以各朝統治者創建文官集團，就是爲解決問題，可是久而久之，統治者們發現問題本身就是文官集團。但是這個時候要改是不可能的，因爲文官集團這個制度已被天下有學之士所接納，如果徹底改變，天下人都會說統治者無道，局部改變又無濟於事。文官集團的問題出現在哪裏呢？科舉制度。

如果想入朝爲官、名揚天下，這缺不祖父的生財致富、父母的辛苦養育、妻子的賢淑達惠、老師的辛勤培養、朋友的鼓勵加油、考官的欣賞錄取、上級的提拔教導等等等等，所以說一個人當官之後都要回報這些人，可是明朝官員的俸祿僅夠溫飽，與實際脫節，就算俸祿可以維持小康，但是不夠回報幫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點，沒良心的就會造成苛政。這全看當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張居正想改革，最後措施全部作廢；申時行和稀泥，最後雖然使明帝國苟且殘喘，可還是阻止不帝國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變這一狀況，還是需要林達所提出的“平衡與制約”。

當然，《萬曆十五年》裏對封建社會制度的看法遠不止這兩條，還有許多的側面描寫和一筆帶過的東西，如：重文輕武的利與弊，憤青的不顧全局等等等等。這裏我就不多說，如果想全面解，就去看一下《萬曆十五年》吧。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3

萬曆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等一批歷史人物在黃的筆下重新閃現出靈光，掩卷而思，我們也不得不考慮人在官場，特別是中國社會應該如何適應。

讀這本書，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總裁李曉忠會議上的話：“如果你現在對共產黨不滿意，則更要入黨，因爲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她！”誠然，對中國社會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變中國社會，則首先要適應這個社會上的規則，也只有這樣你才能夠改變社會。

但在萬曆時期，卻沒有人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萬曆帝採取消極的做法，使得朝內矛盾增加；張居正採用高壓策略，令壓力在其去世後瞬間爆發；申時行總結經驗，卻採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無成；海瑞用其獨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卻無法與現實接軌；戚繼光雖心有國家，外在表現卻是組建私家——“戚家軍”，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會有好下場的。

綜合以上，我說充分認識到“目的”與“途徑”各有所重，可以說，目的重要，達成目的的手段更加決定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爲國家出力，但如果途徑不對，則目的無法達成。

中國畢竟不具有一個直來直去的文化，大家講“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顯重要。在西方，“溝通”同樣是一門科學，而在中國“溝通”卻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爲當事人就要有識破別人真實目的的能力。

萬曆皇帝在別人指責張居正之時沒能認清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釀成後來的一系列問題與錯誤。所以這要求我們任何一個人都要學會透過現象看本質，一個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麼？其達成的效果是什麼？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徵所講，一個連親情都不顧，邊兒子都可殺的人是不值得信賴的。所以，一個人做事情如果違反大原則，其心術則肯定是有問題的。

當然，我們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風，因爲人畢竟是人，有“陰”、“陽”兩面，即私俗與奉獻精神並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況下，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後一定要記住，要改變社會，首先要適應社會；要改變一個人，也要首先與這個人建立良好關係。同時，要認清一個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視其言行背後的真實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誰。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4

讀罷黃仁宇的《萬曆十萬年》，不得不對本書作一個高度的評價。短短四個篇章，從萬曆及兩位首輔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國在長期“不事朝政”的萬曆手下正常運轉的奧祕；後三篇章選取了萬曆年間具有代表性的三個人剖析了萬曆這個時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張居正、申時行兩位首輔。在筆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質過硬的政治家，後者是一位聰明絕頂的官僚。但如果給他們打分的話，兩者我都不會給滿分，因爲兩個聰明一世的人在同一個問題上犯了不同的錯誤，一個向左，一個向右。

　　一、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歷史

在分析、對比這兩位首輔之前，筆者認爲有必要闡明這樣一個觀點：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歷史。同樣一段《明實錄》中的史料，由於史官對事件背後的故事不會有詳盡交代（甚至是爲了政治利益可以篡改歷史），不同的人會從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同的結論。

例如在談到隆慶年間的首輔高拱被黜一事時，黃仁宇認爲是高拱一句“十歲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論體現了其謀逆之心，從而得出張居正與馮保聯合罷黜高拱是維護了大明江山的結論。在筆者看來，這一結論多少有些荒謬。第一，從政治意圖來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動物，他們的所作所爲必定符合“贏利遠大於風險”這一定律。“高拱謀反”的獲利無非是繼續做首輔或者自己登基，而付出的卻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況且太平盛世謀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從史料看來，並無充足的資料能夠證明“高拱謀反”（史料中並無高拱收買內侍、準備兵丁武器等行動）。若將黃仁宇先生的“謀反”理解爲“攝政”，那麼對於一個10歲的天子，任何人成爲首輔必然都會“攝政專制”。第三，從結果來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謀反，他的下場會是罷黜這麼簡單嗎？第四，就張居正、馮保和高拱的關係來看，他們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張居正並非高拱的親信，高拱對權力的獨攬已經引起了諸多大學士的不滿，自然也危及張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對馮保的升遷也屢次阻攔，足以引起他的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張居正和馮保的陰謀，他們將高拱原話中的“孩童”改爲“天子”，這句話便有了十足的殺傷力。這麼一個簡單的文字遊戲獲得的回報便是張居正的首輔地位和馮保的司禮監秉筆太監一職。可以說除了獲利之外，張居正可以自保，馮保可以復仇。

除了對“高拱罷黜”一事筆者與黃仁宇先生觀點不同外，“徐階是強佔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鄭貴妃是聰明的女政治家”的觀點筆者也不是完全認同。此外還需指出黃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個小錯誤，即宮女“許配”給太監後並非成爲“答應”。“答應”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較低的宮女，而這種被稱爲“對食”的現象並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筆者闡述的一個基本觀點：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歷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詞解釋

下面筆者將對“官僚”和“政治家”連個名詞進行簡單的解釋。在筆者看來，政治家相對於官僚，對政事更加負責，出發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禮儀；而官僚關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這裏不妨列舉幾位名人。徐階（嘉靖年間首輔）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而且他在這兩方面都相當出色，在嘉靖年間的首輔之爭中不但政績上有所建樹，最終也得以保全自身；嚴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面對蒙古騎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區的行爲作出的“不抵抗”的決定至今令人唾棄；海瑞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家（實際上他是懂得官場之道的，但是卻絕不踐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將戚繼光也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

筆者說張居正是一名政治家，並非說他不懂爲官之道，只是他升遷太過剛愎自用，不知韜光養晦，纔在死後遭挖墳鞭屍抄家（這和多爾袞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稱之爲合格的官僚；說申時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時他也是一名較爲合格的政治家，畢竟治理黃河和封貢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殺的功勞，但因爲他在“爭國本”事件中太過圓滑，首鼠兩端的行爲觸犯了文官集團堅守的道德禮儀，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臺。若兩人做對比的話，張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時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張居正和申時行

自古以來，君權和相權是一種博弈平衡的關係。但是在明代，作爲君權外圍的宦權也加入了這種博弈。君權的外圍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種，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壓（爲了防止靖難之役重演），外戚勢力弱小，宦權得以提高（尤其是東廠出現之後）。就相權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銷宰相後跌入低谷，但後來出現的內閣又極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團的權力。大學是手中有權力，而言官御史們有戰鬥力，他們的目的有的是爲了個人私利，但大部分是爲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禮儀，所以文官集團內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權時而聯合相權對抗宦權，時而聯合宦權對抗相權，但都是爲了尋找權力的平衡點。若宦權與相權聯合，那兒皇權便岌岌可危（天啓年間的魏忠賢及閹黨造成的動亂就是一例）。對於張居正和申時行而言，前者維護的是相權（是自身的相權而非整個文官集團的權力），後者維護的是君權。

這種情況的產生，主要原因在於兩人所處的時代環境不同。張居正當政時，萬曆正處於青少年時期，不可能完全獨立地把握政局，因此張居正扮演了臣子、導師和嚴父三種角色。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師，教習經史，並適當調整科目以使萬曆朝向正確的方向發展（避免了萬曆沉迷書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轍）；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對於一個10歲的天子，他聯合宦官馮保、外戚李太后穩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動盪。同時在前期，他肅清吏治，任用賢人，使得大明帝國可以正常運轉。但作爲一名“嚴父”來說，他的行爲太極端，在萬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種子暫且不說，他當政後期任人唯親、扶植私黨、排除異己都在與他有利益衝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導火索。更重要的一點是，由於張居正和其親信勢力過於龐大，影響到了皇權，所以張居正死後的悲慘結局也可想而知。張居正確實有過硬的政治素質，但太過剛愎自用、傲慢自大，纔不會有一個完美的收場。此外，還需張居正一個並非高瞻遠矚的決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時確實增加了財政收入，但也導致了明朝中後期一個極爲嚴重的社會矛盾——流民現象。所以張居正當政前期的表現令人歎服，但後期其盲目自大卻又令人扼腕嘆息！

作爲張居正的親信和萬曆的老師，申時行成爲首輔的時候，萬曆已經成爲了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張居正的前車之鑑，申時行的政治風格更傾向於溫和穩重。例如張居正剛去世時，言官大臣紛紛上述彈劾，申時行既不參與彈劾自己的老師（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機），也不維護自己的老師（不與衆矢之的統一戰線以維護自身安全），但暗中他還是極其照顧張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動。由此可見，申時行處事確實圓滑。而卻他上任之後立刻廢除了張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緩解了社會矛盾；他任用潘季馴治理黃河，對蒙古採取封貢互市政策，這都是他不可磨滅的攻擊。但作爲一名官僚而言，他對君權的態度在“爭國本”事件上與文官集團的道德立場完全相悖，導致辭官回家的慘淡收場。

在對待君權的態度上，張居正的極左做法觸怒了君權，申時行的極右做法觸犯了相權，因此他們在權力博弈中並未找到平衡點，結局也就不那麼完美。可是在“成王敗寇”的權力鬥爭中，千百年來哪有完美的結局呢！

　　四、這本書帶給我們的

黃仁宇先生在書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繼光和李贄三人，他們代表了不同階層不同環境的人，但同樣懷有“治國平天下”的夢想。當年明月曾說過：“‘知行合一’這句話，張居正讀懂了，海瑞沒有讀懂。”我想戚繼光和李贄也都讀懂了，只有海瑞一個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條主義世界中。

面對同樣的現實，戚繼光順從了，人們在他的殺敵保固與爲官的左右逢源中卻讀不出他的無奈與孤獨；李贄選擇了出價，卻始終無法割捨對這個社會的關心，同樣更不會有人讀懂他孤傲的悲涼。

這本書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大明帝國這臺生鏽的機器已經經不起任何折騰，只是依靠文官集團和幾個強有力的君主在維持着齒輪的正常運轉。張居正的折騰（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劇了社會矛盾，而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的“無爲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終，崇禎皇帝，這個有勇氣、有骨氣、有決心但是缺乏知人和遠見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驛站制度，社會矛盾加劇，加之四方戰火和天災人禍，導致了整個大明帝國的滅亡。

之後建立的大清帝國，類似的體制、類似的經濟模式也預示着歷史的大失敗會繼續上演。中國的這種所謂的封建專制體制並不見得比資本主義落後，只是一個延續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敗的鐵鏽出現後，自然落後於一杆新制的槍炮。

　　五、總結

一本書，讓我們看透了歷史的博弈平衡，看到了明代的政治家與官僚的相同於不同，也看到了現代發展的啓示。所以，必須要感謝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爲我打開了一個新的視角。同時也要感謝當年明月，他引導我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角度。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5

《萬曆十五年》是一本改變了人們歷史觀唸的書，它的大歷史觀使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該書是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嘔心力作。最早在美國出版，從1999年第一版到現在，《萬曆十五年》出版二十餘次，這在學術上日益邊緣化的今天無疑是罕見的。

書中介紹了受制於他人事事不能自己做主的萬曆皇帝，深諳爲臣之道，處事圓滑的首輔申時行，出色的改革家張居正，孤獨的將領戚繼光，古怪的模範官吏海瑞，還有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作者寫這本書時說“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這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點”。書中所寫的人物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其中緣由並非其個人所致，而是當時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他們只是制度的犧牲品。

對於萬曆皇帝，所有人都認爲他昏庸無能，但他也值得同情。他雖貴爲天子卻事事被他人壓制，羣臣在立儲問題上與他針鋒相對，使他最後被迫妥協。在無奈下，他用沉默向百官反抗。因此，使中國的國力不斷衰敗，這讓人十分扼腕。由於成憲的不可更改，一個年輕地皇帝沒有把自己創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利用，他的個性也無從發揮，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導進這烏有之鄉，充當着活着的祖宗。幾百年之後，他帶着人們最強烈的印象，仍然體現着命運的殘酷。

在儒家的道德中做官要清廉，做人得正直，孝順。但現實卻是做人背信棄義。張居正想改變現狀，但無奈根基太深無法撼動。海瑞爲官清廉與體制格格不入，最終導致了悲劇命運。當時的中國是一個以道德維繫的體制，但這種道德只有聖人才能做到而大部分人都不是聖人，所以當道德與現實相差過大時，人們選擇放棄道德，成爲“兩面派”，開始了明着一套，揹着一套。

正是在這種傳統的影響下，人們雖然口口聲聲說着道德，但私底下卻沒有人這麼做。現代社會道德的缺失也正是如此，老人跌倒了不敢扶，以及“小悅悅”事件正是這種道德缺失的具體體現。只加強道德建設並不夠，還需要健全法律制度。學習西方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國的法制，這纔是改變現狀的必由之路。

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律是一種失敗的，但現在很多西方人士，認爲西方法律纔是道德的根源，這也是不正確的。正如作者所說：西方所謂的“自由”與“民主”都是抽象的觀念，務必經過每一個國家的地理及歷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國之民主即不可能與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國的自由也和美國的自由有差別，所以要具體分析。

書中指出道德並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從沒有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扯上一個道德的問題，因爲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協。所以，在現代應加強法制建設，同時重視道德作用。只不過不要把道德技術化，要優先考慮法律的作用，這樣便不會重走以前的老路。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6

真是好喜歡這本書，相見恨晚。

合上書本才知道，曾經學過的那種固話了的歷史教科書原來那麼的扁平。比如萬曆皇帝，在我原來的認知中他只是個非常平庸的皇帝，甚至沒有什麼影視作品願意去闡述他的故事。

讀過《萬曆十五年》才明白，在萬曆皇帝的平庸之下，是他對自己身份的無奈和痛苦。皇帝在體制中逐漸成了一種象徵，他的身份帶給他的限制完全不少於任何一個普通人。他甚至不能根據自己的心意去立儲，正是意識到了自己只是這強大體制中的一個象徵，而非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他只能消極怠工，這是他反抗的一種方式。而和皇帝對立的文官集團，他們信仰道德禮教，相信世世代代傳下來的規矩禮法，而在皇帝“無爲”的統治之下，他們一腔熱血毫無用武之地。皇帝和文官之間長久的博弈，使得矛盾日漸加深，最終成爲雙方皆敗的悲劇。

另外還有張居正和戚繼光，他們是那個時代中璀璨奪目的人，就如黃仁宇先生所說，他們有造反的能力，但沒有造反的心思。但是這種能力終究是讓人忌憚的，因此他們最終也是樹倒猢猻散的結局，只能感嘆一句“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末了”。還有海瑞，以前他給我的映像就是個十全十美的清官、完人，然而真正看了這本書才知道海瑞的侷限，真的有點可憐，不合時宜地想要以一己之力去撼動體制，但最終因爲能力和智力都不夠，只能活成一種正義清廉的象徵，而將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塌糊塗。李贄就更復雜了，我大概還要去多看一些書才能真正讀懂他。

最終，黃仁宇先生這本書裏的人，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他們都有自己的抱負和理想，但在個人之上還有體制，體制之上還有更大的命運，人們身處其中無力反抗，造成了本朝巨大的歷史遺憾。所以，作者提出了自己大歷史觀裏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他說“人世間很多殘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義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所以在一個法制不健全朝代中，皇帝和官員只能以聖賢的“道德”標準去行事，在這樣強大的道德壓力之下，每個人或多或少地活成了自己身份的象徵，而非有血有肉的靈魂，於是大家被禁錮的姿態都顯得異常絕望。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7

最初對這個書感興趣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爲作者黃仁宇的傳奇人生，我是贊同人生要有不一樣體驗的。所以一個當過軍人的學者，一個顛沛流離遠走異國的歷史學家，這本身對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爲評論說這個書和我們以往看待歷史的視角不一樣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麼的。能從和我不一樣的角度看問題，這一點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對這個書最大的感受，還是從吳曉波的激盪三十年中看到的，吳曉波說，僅有經過細節式的歷史素描，纔可能讓時空還原到它應有的錯綜複雜和莫測之中，讓人的智慧光芒和美麗，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錯誤，被日後的人們認真地記錄和閱讀。（說實話，我認爲對於離我們遠的歷史，我們需要更多的細節，因爲抽離和宏觀天然就多。可是對於激盪三十年這樣的書，僅僅纔過去三十多年，當事人都還在，這種時候細節就顯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視野和宏觀上對歷史規律的把握纔是最難得的。在這一點上我有些苛求了）

黃仁宇對於歷史細節的把握源於他對歷史第一手資料的潛心研究，這種態度在此刻浮躁的年代越來越少了，雖然我們並不是一代人。這個書語言平實生動，並沒有晦澀之處，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可是其中所表現的邏輯卻不像他的語言那麼簡單。我讀歷史也不算少了，可是我對這個書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認識歷史，怎樣去認識歷史，這個東西我此刻也還不明白，但黃仁宇給了我們不一樣的感覺，讓我們覺得這樣也能夠啊。我覺得這個書是紮實的，也是趣味的。

三國演義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從此定下了三國的基調。萬曆十五年的開頭，也定了這本書的基調，就是大風起於青萍之末。這種從事情的微小發端，從而進一步能預見到之後的演變，這就是讀史明智的緣由，這也是基於對長期歷史演變的深刻理解而提煉出的歷史性規律認識。讀歷史的確是明智啊。

萬曆當皇帝其實挺失敗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沒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卻得天天做。隨着年齡的增長當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僅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這也是因爲當時的政治氣候決定的，文人集團過於勢大，程朱理學深入人心，那個時候什麼最大，不是皇帝，是禮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張居正有多優秀自不待言，可是生前如此風光，死後卻如此蕭索，這其中到底是爲什麼呢，我得不出能夠一句話總結的原因。可是我想到了俾斯麥，他在位時縱橫捭闔合縱連橫，讓德意志始終處於最主動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體系土崩瓦解，德國從此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由此導致了一戰。這麼優秀的人，爲什麼不能建立一套長久的體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體制中找到適宜的接班人呢，總是政治過渡的這麼不順暢。以儒家的觀點就是沒有以德服人，還是不夠優秀的。

反觀申時行，不似張居正那般鋒芒畢露一手遮天，但申時行是懂得進退爲人爲官之道的。他們最大的差別不在本事上，在爲人之道上。我其實最佩服的是汾陽王郭子儀了，那是幾千年中國歷史人物的典範啊。

還有兩個人的比較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繼光，雖然他們是一文一武毫無關聯。我想比較的其實是海瑞的不合實際和戚繼光的實事求是。海瑞和社會政治現實格格不入，我們能夠敬服海瑞的高潔，但我仍質疑海瑞的做法對社會有什麼進取作用。而戚繼光呢，在明朝軍制如何落後的情景下，充分的利用一切能夠利用的現實，從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實事。明朝有此名將，軍事上卻難有進取，不得不說，中華歷來被外地入侵都是內部不團結的時候。武將有好下場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來還是得讀書啊。

至於李贄，我沒什麼想說的，以前小時候看到李贄估計會說一些膚淺之言，可是這次看了之後，我卻不敢說什麼了，以後看了他的書或者有更深刻的瞭解再說吧。

這個書挺好的，以後有機會還要重讀。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8

《萬曆十五年》經過記錄在16世紀中國的歷史背景下，萬曆年間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亂，反映了當時社會，高級官員的悲慘人生。

這本書用傳記的手法敘述了當年張居正他生前得志、揚名立萬，死後失勢、遭掘棺之恥；大英雄戚繼光在張居正生前位至“總理薊州軍務”，在張居正死後罷官家居；名士李贄失勢後，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海瑞，一個富有傳奇性的人物充分重視法律的作用並且執法不阿，可是作爲一個賢傳培養下成長的文官，他又始終重視倫理道德的指導作用……即便是鄭貴妃、張鯨、馮保、高拱、盧鏜、也統統沒有好結果，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無不成爲以德替法制度的犧牲品。黃仁宇先生認爲：中國兩千年來，以德替法制度，到明代爲極限，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本書告訴我們在以德替法的封建專制制度下，爲民、爲官之人是沒有保障的。因爲帝王維護或保護的不是他的子民，而是他的統治地位。爲了帝國的傳承，帝王能夠犧牲一切，包括所謂的“德”。“德”字何解，就是執法公正不阿，待人謙虛，對朋友不分高低官職。對底下臣民則應當視如兒女，這就是君王所要有的“德”。

沒有保障的爲官之人整天就遊手好閒，吃喝玩樂，沒有保障的爲民之人不屑爲朝廷盡忠，在異族的鐵蹄下，明帝國最終灰飛煙滅。我想一個國家的潮起潮落不全在於國主，民衆纔是最重要的，俗話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想讓船跑得快，水纔是關鍵。順勢的話，朝廷會發展和快，逆勢則會慢，嚴重的話船也保不了。最終，大臣們的貪福之心也所以破滅，居民們的生活保障就得看下一個君王了。

歷史滄桑，萬曆皇帝萬世傳承的願望隨同歷史的波濤一齊消失在我們目光盡頭，漸漸的久遠。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9

讀到《萬曆十五年》中《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值》這一章，從標題可以看出，作者對海端懷有散意，但卻不大讚同他的作爲。海瑞作爲這樣一個模範官僚，與當時的體制格格不入。

無疑，海瑞的道德責任感極高，嚴格按照四書五經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的言行。但他處事古板，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對於有待斟酌的案件，海稀的判斷標準是，“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守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屬刁頑。”用這樣的精神來判案，顯得草率而荒唐。海瑞一生清貧，敢於直言上諫，大膽對抗上級。他曾向嘉靖皇帝上奏，指責他是一個虛榮，殘忍，自私而多疑愚蠢的君主。這種疏奏簡直是史無前例的，但海瑞取做，並且做了，並贏得了百姓的稱讚，成爲清正廉明的代表。

海端的官場仕途幾經沉浮，由於他行事耿直刻板，任職一方便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全然不顧地方勢力與個人生死，最終因觸及大批人的利益捲入紛爭，他孤軍奮戰，終是寡不敵衆。在君子的世界裏，出任做官是爲國家盡忠，爲百姓辦事，以這個標準來看，海瑞是不折不扣的君子。他一生輾轉各方，鐵肩擔道義，爲百姓奔走呼號，始終堅持自己內心的通德律。

海瑞行事古板，怪僻而執拗，是官員眼中的難纏人物，但他也是很多百姓心目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