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讀後感範文

看完一本名著後，大家一定對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寫一份讀後感，記錄收穫與付出吧。想必許多人都在爲如何寫好讀後感而煩惱吧，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政治學讀後感範文，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政治學讀後感1

本學期突然有衝動想閱讀亞氏的《政治學》，本來想作爲政治學的經典著作，即是苦澀地闡述嚴謹理論又是抽象的邏輯表達美好的制度，但是讀着讀着覺得蠻有意思，在那麼遙遠的世紀，在那麼古老的年代、在那麼物質貧乏的歲月中，人類對於現實的思考和對於未來的期望以及對於知識的渴望是那麼的強烈，而這種強烈的慾望不是通過暴力途徑獲取的，而是試圖在一個民主，公平和平的法治社會中尋求解決之道。歷經千年的發展，到近代纔將理性以及民主，法治，自由等當纔在世界範圍內普及的觀念，儘管與現當代的內涵有所不同卻在古代希臘人那裏在早就不但廣爲人知，而且在多數城邦裏實踐過和其公民早就享受它，到此想想人類幾千年的發展只是物質世界不斷更新和歷史年輪的自然走過而已，其實人類內心的世界還是和當初的人類差不多。

亞里士多德所處的時代，昔日輝煌的希臘城邦由於相互的征伐、內部的黨爭以及執政者的本身的腐化墮落走到了了歷史的盡頭，再加上北方的馬其頓的軍事入侵希臘城邦時代上了一個句號，作爲形體的和表現物的城雖然沒有了，但是其作爲人類史上的光輝時代的精神確是後人的思想源泉和制度藍本，而作爲這種精神的載體和人類理性的成果的代表之一，就是亞氏在希臘末期所著的《政治學》，其對後世的影響無需多述，因爲今天的大都政治主流價值就是源自它。本人在此主要談談這個書的內容和自己讀完它後的感想，本人淺薄的認爲可以把整本書的內容大概分爲三個部分來理解，作爲一個生活在城邦時代的著名學者，更是作爲一個在城邦中生活的公民，受其實際生活和生存的環境的影響，書主要是在一個城邦的範圍內表達作者的思想和以此作爲作者考慮各種問題的基礎，還有受其當時的觀念的影響所有的問題的討論都是在一個公民的角度來討論，換句話說就是作者的問題處理是排除了努力和外邦人的意見，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作者第一卷即首先通過分析法和追溯法描述的是城邦的本質、城邦目的和形成。亞里士多德的在論證城邦的本質的時候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城邦的構成因素並在“公民”這個要素上廣泛的論述，在公民構成的城邦裏，亞是對“公民“的定義是：“公民是凡得參加司法事物和治權機構的人們”和今天以年齡分界不同，而這部分的人民參加和決定是城邦的最高權利和最重要的事情，這種享受平等的政治權利的人組成的就是城邦，所以城邦的本質就是一個民主的制度下的公民組成的共同體。

作者是在把人類社會要達到三種“善業即物質的富足、身體的健康和良好的道德，這中間良好的道德即靈魂的善事本質性的，這也是人之所以區別與動物的的關鍵，而這三種的“善”的實現只有城邦能做到，亞里士多德認爲“人類自然是趨向於城邦生活的動物”或者說是“人是政治的動物”而這個人類共同體的城邦就是爲了達到“至善”的目的“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權威，幷包含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以，城邦追求的是至善。”其形成的過程首先，世間有着必須存在的結合體，他們一旦分離便不可能存在。即男人與女人，是爲着繁衍、類的延續而必須結合在一起。而天生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也是爲了保存而建立了聯合體（能夠運籌帷幄的人天生就適於作統治者和主人，那些能夠用身體去勞作的人是被統治者，而且是天生的奴隸，所以他們具有共同的利益）。這樣兩種結合體在一起，首先必然形成家庭。由此得出家庭是爲了滿足日常生活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共同體。接着，一個家庭通過繁衍，就形成村落最古老最自然的形式。這也解釋了爲什麼最早的城邦由國王治理。

而高級的村落就是由多個家庭爲着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東西而聯合形成的最後，多個村落爲了美好生活聯合形成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乎自足時，城邦就形成了，“如果早期的共同體形式是自然的，那麼城邦也是自然的，因爲這就是它們的目的。事物的本性（自然）就是目的“得出了城邦就是一個自然地形成的！還有論述證城邦作爲整體必然優先於家庭和個人。當個人被隔離開時他就不再是自足的，就像部分之於整體一樣等，還大篇章的討論“致富術”認爲政治家需要熟悉這些知識（如何致富的知識），“因爲一個國家常常比家庭更需要金錢，更需要獲得金錢的妙方，所以有些政治家致全力於理財。卷三至卷六主要討論的是各種政體，包括現實的政體和過去未來的政體等，亞氏對政體的定義：“一個城邦的職能組織，由此確定最高統治機構和政權的安排，同時訂立城邦即全體個分子所祈求的目的。”劃分也是按照不同的標準劃分不同的政體，一種是政體是隻顧及統治者目的還是全城公民的目的地化爲：正宗政體和變態政體。另一種是按照掌握最高權力的統治者人數的多寡劃分：一人同志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統治還有以上兩個標準綜合起來劃分：君主制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這三個把城邦的公共利益作爲執政的目標的正宗政體另外寡頭政體平民政體和僭主政體這三個把執政者的利益作爲執政的主要的變態政體。

儘管亞氏討論和論述各種政體，但是他自己沒有認爲那個一定就是最好的，反而倒是覺得都是有問題的，最主要的是你怎麼在都是有問題的前提下通過堅持“中庸”的原則選擇問題最少最適合你城邦的政體纔是最好的！卷二和卷七卷八主要討論的是理想城邦如何建設。從批判柏拉圖的《理想國》不僅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同時對於柏拉圖的”整體幸福”提出不同的認識認爲幸福應該是全體人或大多數的幸福而不應該排斥一些人如工匠庶民衛士等的世俗幸福。再他到理想城邦的建設離不開教育亞里士多德認爲，教育的目的不僅是爲國家培養有教養的公民和治國人才，而且要發展個人的天性，使年輕一代得到發展，爲將來的美好生活作準備爲了實現這個教育目的，他主張順應靈魂的三個部分，對人進行體育、德育、智育三個方面的教育。首先關於體育，他認爲體育的目的是使兒童身體健康、具有勇敢精神和堅強意志。在三個方面的教育中，體育應放在首先的位置，因爲健康的身體是城邦公民參加政治活動、參加戰爭和過美好生活的基本條件。

他主張對兒童的體育訓練應該適度，因爲過度的訓練和不足的訓練都會損壞兒童的健康。因此他反對斯巴達式的操練，主張“在體育訓練中應把高貴的東西，而不是什麼野性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他還認爲，爲了兒童的健康，不僅要進行體育訓練，還要注意適當的飲食。關於德育，亞里士多德認爲，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培養人的美德。當人的各種天賦職能都得到滿足，並能在理性的支配和領導下得到和諧而充分的發展時，人就是一個有美德的人。或者說，當一個人的感情、慾望爲理性所控制時，人就產生美德。他還認爲，美德的特性就是“中庸之道”。所謂“中庸之道”，就是“在適當的時候，對適當的事物，對適當的人，由適當的動機和適當的方式來感受這些感覺，就既是中間的，又是最好的，而這乃是美德所具有的”。

例如在莽撞與怯懦之間有勇敢，在吝嗇與浪費之間有慷慨，在怕羞與無恥之間有謙虛，等等，其中勇敢、慷慨、謙虛就是“中庸之道”，就是美德。他認爲，爲了培養美德，不僅要認識美德的意義，而且要從小培養良好的習慣，就是說要通過實踐來進行道德教育。他認爲，音樂和繪畫在培養美德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這樣亞里士多德把美育和德育聯繫起來了。關於智育，亞里士多德認爲，智育的目的是爲了培養“理性靈魂”。他主張年輕一代要學習廣泛的知識。他認爲，學習的目的不僅是爲了有用不僅是爲了把工作做好，而且是爲了使人善於利用閒暇。爲此，他提出了“自由教育”（“文雅教育”）的理論；他認爲，如果單純追求有用，就不能形成高尚自由的.心靈。這個與西方的科學與技術發展歷史頗像，就是一種不爲功力實用的原則的自然發展狀態的追求。

寫到這裏，任然對他的一些話還是有感想“凡是屬於最大多數的公共事務常常是最少受人關注的事物”這句話怎麼寫的那麼準確而深刻，人類從那時到現在歷經兩千多年，歷史的年輪也深深打在人類的文明史上了，但是這樣一個思想的現象在當代我們的生活中依然廣泛存在的，人類的一個觀念的轉變的真實漸進是轉變，但一定不是到最後完全的沒有以前的思想觀念的影響！想象一下一個兩千多年前的人類思想觀念的一個習慣，就被一個智者不僅發現注意到了，而且其可能產生影響都給準備的把握到了。看到這些我們不得不從內心佩服、更是從心裏尊重古人的智慧。

　　政治學讀後感2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指出：“政治研究第一應考慮何者是最優良的政體。如果沒有外因的妨礙，則最切合於理想的政體要具備並發展哪些要素。第二，政治學術應該考慮到不同公民團體的各種不同政體。第三，政治學術還應該考慮，在某種假設的情況下，應以哪種政體爲相宜。第四，政治學術還應懂得最相宜於一般城邦政體的通用形式。”可見，政治學以尋找一種理想的政體爲根本要務，而這項研究的出發點則在於現存政治生活的不理想狀態。按薩拜因的說法，“政治哲學著作的大量問世，是社會本身正在經歷艱難困苦時期的確實徵兆。”另一方面，我們對現存政治問題的解決只是相對的，我們無法也不可能找到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政治學規範研究正是在對人類政治生活困境最深層反思的基礎上，對現存的政治實踐與制度做出批判性的評價，給未來政治生活提供導向性知識，以批判現實、改造社會。而且，只要政治生活是不完美的，這種反思性活動就會持續下去。所以，面對複雜的政治生活，面對充滿難題的政治現實，規範性理論猶如一座燈塔，指引社會政治的發展。我們可以明確地說，沒有規範理論的指引，政治學研究就會失去方向，人類的政治生活也必然混亂無序。

任何一門學科，不僅要有自己專門的研究對象和領域，也不能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應該說，理論建設是一門學科發展的基礎和原動力。政治學也不例外，它需要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而政治學理論體系的建構離不開對民主、國家、人權、公共權力、制度等抽象概念的探討和界定，離不開對具體政治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分析，離不開對中西方各種政治學說的理解、闡述和評價，離不開對政治事務、政治現象和政治過程的關係及規律的高度概括和揭示。從我國政治學科發展的現狀來看，政治學理論落後於政治發展的需要，對當前的政治生活缺乏解釋力，特別是缺乏本土化的政治理論。因而，我國當前急需構建一套能夠科學解釋現實政治生活、指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發展規律、預測政治發展前景的政治理論。這一套理論體系的構建當然是實證方法無法企及的，需要依賴政治學規範方法的運用。

大多學者都是從論證政治哲學存在的必要性角度，來說明規範方法的重要性。彼得文奇從社會科學的特點出發論證了社會科學哲學存在的必要性，同時，也論證政治哲學存在的必要性。他聲稱社會科學內在地就是一種哲學事業，需要一種在邏輯上不同於自然科學提供的那種解釋的概念體系。伊賽亞伯林基於價值多元主義來闡述政治哲學的功能和存在的必要性。他認爲，我們現在處於一個價值多元化的世界中，人們贊成的價值構成之間存在着不可簡化的差異，沒有任何一種價值體系可以容納所有有價值的東西，並且任何這些體系將優先考慮某些價值，並放棄或重新闡釋其他價值。哲學的任務就是闡明並評估這些不同的模式。既然承認價值多元化、承認不可調和的道德分歧，就要承認政治哲學的存在。有的學者從政治哲學功用的角度提出了政治哲學合理存在的三個方面的理由，“一是政治哲學爲人們提供了正當生活的範式。二是政治哲學爲人們提供了辨別的指引。三是政治哲學爲人們提供了認知政治的知識體系。”

首先，一些現代政治學的方法很早就在政治學研究中得到運用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就開始運用類似今天政治社會學的方法。如柏拉圖致力於尋求社會與政治的統一，其代表作《理想國》就是通過揭示自然的永恆法則，來探討理想的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和規則。而隨後的亞里士多德通過對100多個雅典城邦的調查和研究，得出了典型的政治社會學的結論，即各個城邦在組織形式、政治結構和權力關係方面的不同，與一定的歷史、文化、社會條件密切相關。儘管亞里士多德本人是無意識的，但這一方法對後世政治學家產生了深遠影響。

當代政治學研究中作爲科學方法重要代表之一的結構功能分析，事實上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裏就已萌芽了。如柏拉圖爲了回答關於什麼是正義、什麼是不正義等一系列問題，他提出了分工理論和勞動專業化理論。他認爲，“國家的正義在於三種人在國家裏各做各的事。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這樣，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別種人的作用，這種正確的分工乃是正義的影子真實的正義不是關於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關於內在的，即關於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他主張人的需要是多面性的，而每個人天生的才能卻是單一的。因此，他主張人們之間必須有合理的分工。而分工的必然結果就是結成人羣或者社會。這樣一種社會，要保證它的穩定和發展，必須滿足三種功能：一是滿足物質生活需要，二是要有人保衛，三是要進行管理。這樣的一種社會團體就是國家。可見，柏拉圖已經開始從結構與功能兩個維度來研究理想的國家狀態。

其次，政治學研究很早就開始與自然科學方法相結合在古希臘，政治學的研究就開始與數學等自然科學相結合。如柏拉圖，他的理論與當時希臘數學的關係十分密切，他的理想國的概念就是建立在幾何學的基礎上，即在研究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和規則時，不是去論述一般意義上的國家，而是去發現最理想的國家，去發現所有理想的國家所具有的實質性的和典型性的東西，即普遍的社會原則。應該說，這是數學方法與政治學的最早結合，這種結合使得柏拉圖成爲了“堅信可以將數學———幾何學方法用於政治分析的斯賓諾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驅”。到了近代，政治學研究一直致力於科學化努力，思想家們紛紛將各種自然科學的方法運用於政治學的研究，其間，最傑出的代表是霍布斯。整個17世紀，“所有學科都讓幾何學給迷住了，霍布斯的哲學也不例外”。從哲學觀上講，霍布斯是一個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主義者。他只承認物質的機械運動，並且試圖用普遍的機械運動來解釋世界的一切現象。基於這樣一種哲學觀，在政治學研究中，他特別強調數學和力學方法，尤其是幾何學的應用，並主張將這些方法套用到政治現象分析中來。

這些方法的運用典型就是霍布斯的代表作《利維坦》。從總體上說，這部著作是”建立在心理學上的，而其方法則是演繹法”他認爲，人的運動有兩類，一是與生俱來的終生不止的生命運動，即生物的本能運動；另一種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生物的自覺運動。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天生是自我保存的，這種自我保存，反映在人的運動方面，就是人天生要求促進生命運動，嫌惡阻礙生命運動。因此，他認爲，人們慾望和嫌惡的根源就在於促進和阻礙生命運動。而人性中能夠促進生命運動的東西，就是善；人性中會阻礙生命運動的東西，就是惡；其中，在所有的惡中，“首先作爲全人類共有的普遍傾向提出來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後已、永無休止的權勢欲”因此，他得出結論說，人類第一個共同的本性就是爭奪權力，而且永無止境。而要避免這種狀態，他在政治上開出的藥方就是，建立至高無上的主權國家，即他的“利維坦”。

而與霍布斯同同時代的配第，則獨創性地應用算術方法研究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在《政治算術》這部著作中，他力圖通過對大量統計材料的分析，從經濟現象的表面深入到經濟現象的內部。其根本宗旨就是重實證，反對主觀想象。如配第自己所說“，和只使用比較級或最高級的詞彙以及單純作思維的論證相反，我卻採用了這樣的方法，（作爲我很久以來就想建立的政治算術的一個範例，）即用數字、重量和尺度的詞彙來表達我自己想說的問題，只進行能訴諸人們的感官的論證和考察在性質上有可見的根據的原因”他認爲，不能訴諸人們感官、在性質上沒有可見的根據的東西是不能觸摸的，當然無法加以論證，而在經濟現象中，能夠加以論證的東西，就是那些能夠用數字、重量和尺度加以計算和衡量的客觀的經濟事實。在他看來，凡是能夠用重量和尺度加以衡量的東西，也就是實在的東西；因此，經過數字、重量和尺度計算及衡量的經濟現象，也就是經過了實驗論證。他指出“，用數字、重量和尺度（它們構成我下面立論的基礎）來表示的展望和論旨，都是真實的，即使不真實，也不會有明顯的錯誤”因此，在該書中，他運用了很多數字來比較英、荷、法三個國家的國力。如他根據一定年數乘年租額來推論出地價，從房租推論出房屋價值，由工資推算人口價值，再根據人口數和盈餘收益來推論國家的財富，總之，他的理論就是要數字、重量和尺度來說話，正因如此，馬克思稱之爲政治經濟學之父，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統計學的創始人。

再次，政治學研究的發展，其方法逐漸走向經驗化和科學化隨着政治學的不斷向前發展，其具體研究方法也不斷髮生變革，其基本趨勢就是逐漸走向經驗化和科學化。我們知道，首先是亞里士多德開創了從實際出發、通過分析和歸納來研究現實的政治制度的方法，這種方法成爲後來經驗分析的先導。在經過了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後，馬基雅維利繼承了經驗分析的方法，並更加註重對歷史材料的研究和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使得追求科學研究方法的努力，到近代形成爲哲學意義上的實證主義，出現了科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形而上學研究方法；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建立，在深刻批判形而上學的內在本質的同時，也爲我們開創了科學的實證方法，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應該說，行爲主義政治學的科學主張，與政治學研究中自古有之的對自然科學方法的崇拜密切相關。一方面，自然科學和哲學的每一次進步或者發展，都帶來了人類對政治本質的新認識和對政治規律的新的把握；同時，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科學情結，發展到近代，隨着近代科學的迅猛發展，激發了人們更加強烈的對自然科學的崇拜熱情，這種熱情發展到20世紀，與現代科學技術的偉大成就相結合，形成了惟科學至尊的科學主義。正如哈貝馬斯所言“，科學的方法論藍本儘管使哲學發展成爲一門沒有認識特權的專業學科，但另一方面，它也培植起一種科學主義，從而不僅把對哲學思想的表述提高到一個更加嚴格的分析高度，而且也樹立起許多驚人的科學理想不管是像物理學和神經生理學這樣的學科，還是像行爲主義這樣的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