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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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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承擔着社會重託、人民的厚望,必須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公平公正的視角、真誠熱愛的胸懷。下面是本站小編整理的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精選,歡迎大家閱讀!

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精選

  【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精選1】

2011年3月的某一天,一個叫黃宏成的臺灣人,回到老家福建南靖縣梅林鎮梅林村黃氏祖祠祭拜。讓人沒有想到的是,他和20多位黃氏後人,齊刷刷地匍匐於地,親吻腳下的土地足足12秒。讓人更沒想到的是,這只是黃先生親吻大陸30多個省級行政區域和臺灣省319個鄉鎮大地泥土的數百個12秒中的一個場景而已。

2012年,我成爲了一名駐臺記者。去往機場的路上,一眼望去,都是塵土飛揚的工地,有紅澄澄、也有黃澄澄的,司機告訴我,那是紅壤和黃壤。我不禁聯想起留在黃先生脣邊的泥土會是怎樣的,一份份的親吻,究竟能把那不同的泥塑成怎樣的一個你我?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海那邊的水土,不知是否包容得下我這來自大陸廈門的小女生?

一下飛機,就直奔市區,蔓延的綠意,怎麼也遮不住臺灣泥土的顏色,同樣的紅澄澄、同樣的黃澄澄,我一時間竟忘了自己方纔曾在兩岸之間的起落。

“小姐你是從大陸來的哦,那你會唱‘起來’那首歌嗎?”臺灣的司機這麼一問,我纔回過神來,有點迷茫地問:“‘起來’是什麼歌?”弄了半天才搞懂原來他指的是《義勇軍進行曲》。

於是,在海的那一邊,我第一次唱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竟然是在出租車上,和一位司機大哥

去年中秋,我去臺南麻豆採訪當地的文旦祖師爺——買郎宅郭家。文旦是臺灣的一個柚子的品種。初見郭老先生,他頭上帶着綠營選舉造勢的帽子,對我們的採訪極爲抗拒。老人家連連擺手說:“不要採訪啦,你們大陸人來臺灣,賺錢的是你們,又不是我們。”我當即用閩南話回答:“阿伯,我就是在大陸吃到你們麻豆的文旦,才專程來這裏採訪您的。”看得出來,我一開口,他很吃驚,“原來你們也會講臺語哦。”我告訴他,不只是我,在大陸還有兩千萬人,每天都說着和他一樣的閩南話。我們的採訪就這樣開始了。

原來在海的那一邊,有時只需要一段鄉音就能夠彌合那長長又深深的心隔。

在高雄,我們見到了祥和裏裏長劉德文。12年來他堅持着一項“特殊服務”,義務幫助轄區內的老兵將骨灰送回大陸。每一次實施這項服務,有幾件事是他一定要做的:當航班駛抵老兵故鄉的時候,他堅持骨灰盒必須先放地上一段時間,按他的說法叫“走地”,意思是讓老兵可以第一時間腳踏家鄉的.土地;入住酒店,他一定會訂兩張牀,一張給自己,一張給老兵;他有一個服務的專用袋,是喜慶的紅色袋子,專門用來安放老兵的骨灰盒。他說,對中國人來說,落葉歸根是喜事,這是中國人的倫理。

原來在海的那一邊,他們也會用心貼着土地,他們也會用夢裹着情誼,更會用回家的陪伴去消弭遊子遠走的距離。

原來在海的那一邊,在一樣土地上着笠耕作的人們,雖說誰都有誰的好惡喜厭,但誰也都有誰的鄉里鄉情。

那裏的人,和我們說着一樣的語言;那片土地,和我們有着媽祖、關公的文化傳承。但總有一些情境,還是敵不過可怕的政治操弄。我被一個司機在半路上丟下過,就因爲我是大陸來的。一路走回,腳底仍舊是紅壤和黃壤的交合,這樣的遭遇,並沒有讓我模糊那片土地的顏色。因爲,那片泥土有溫度,記者往往是第一個感知其人情冷暖的羣體;因爲,那片泥土有尺度,記者往往是第一個用其來丈量心與心距離的羣體;因爲,那片泥土有跨度,記者往往是第一個體驗超越分歧尋求共識的羣體。

海的這一邊和那一邊,多少有着事實上的距離,但正如臺灣詩人嚮明所寫:銅牆的壁壘呵,終不敵親情的柔指,輕輕一推,就踉蹌地閃了過去……不是嗎?

現在是2014年的年末,我不知道,現在黃先生的吻,落在哪裏;但我知道,半個世紀的風,無論隔着怎樣一灣海峽,揚起的都是同一把泥土。

  【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精選2】

1944年6月,中國共產黨邀請21位中外記者赴延安採訪,xxx親自擔任新聞發言人,接受連珠炮式的提問。美國記者愛波斯坦讚歎說,中國的新聞之門正在打開!在這之後的70年間,從這扇門走出來的一代代新聞人在激情、擔當和夢想的照耀下,腳步穩健,愈行愈遠。記者,在筆下堅守道義,在前行中彰顯正義的力量!我從事新聞工作二十多年,始終認爲:選擇了記者,就是選擇了一種使命。因爲記者,是社會的良心!

十四年前,我負責南昌電臺溫馨港灣節目的採編播工作。有一天接到一位聽衆的求助電話。她聲淚俱下告訴我,她兩個兒子患上血友病,大兒子剛剛病逝,還來不及悲痛,小兒子又因爲出血不止造成左腿感染,需要截肢。現在醫藥費又告急,她完全陷入了絕望。放下電話,我帶上採訪機直奔九四醫院血液科。來到病牀前,看到的是一張青春卻蒼白的臉。二十歲的小夥兒虛弱的眼神裏只剩下對生命的渴望,蓬勃的生命就要在最好的年華凋謝,讓人心疼!來到醫生值班室,我瞭解到小夥危急的治療狀況:左腿感染壞死,必須儘快截肢。雖然血友病人手術風險極大,但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誰也不願放棄!

隨後我和孩子母親來到他們的家,位於永外正街一處狹小擁擠的房子。桌上的鹹菜剩飯無聲地訴說着這個家庭的窘迫。臨走時,我將隨身帶的四百多元錢全部塞進了孩子母親的手裏。在當晚的節目裏,我播放了採訪錄音,講述了這個家庭的遭遇。節目播出後引起極大反響,當晚就有的哥的姐開車把錢送到電臺。當我們籌集到八千多元善款送到醫院時,母親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當時就要跪下。兒子及時手術了,整整五個小時,我一直陪着母親守候。孩子活着被推出來,母親又是哭又是笑。然而,三天後,孩子最終沒能闖過術後危險期,走了。得而復失的母親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我沒有兒子啦,什麼都沒了!望着悲痛欲絕的母親,我感到自己是那麼無助、無能和無奈。我默默地陪着她流淚,不忍也不能打擾一個母親失去兒子的悲痛。

故事並沒有結束。之後的日子,我有空就去看望這位母親,帶她一起參加社會公益活動,在正能量的影響下,孩子母親逐漸走出了陰霾,2004年開始她主動參加志願活動,成爲一名造血幹細胞志願者,2007年她成爲一名遺體器官捐獻者,2008年又成爲一名無償獻血者。她總是說,我已了無牽掛,也沒有別的辦法感恩,只有用血肉之軀去回報社會!

這是一個悲喜交加的故事,在我們的報道中,生命重新有了一種姿態。儘管每個新聞工作者的力量是微薄的,但力量可以匯聚,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無限延伸!

在我們這行,貧困出新聞,大難易成名。但切膚的傷痛豈能成爲煽情的工具,悲慘的災區怎能成爲個人的秀場!我不願在災難中做個新聞狂歡者。曾經,我跑過監獄,看望死緩的罪犯,告知對他家人的幫助,讓他安心改造。曾經,我跑過醫院,撫慰產後抑鬱的母親,讓她快樂起來。曾經,我跑過婦聯,給遭受家暴的農婦尋求司法途徑,爲她捍衛尊嚴!

記者,用忠誠記錄時代,服務人民。我們有信念,繼承和發揚黨的新聞工作優良傳統;我們有力量,充分發揮新聞工作的正確輿論導向作用;我們有責任,保持媒體公信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爲記者,是社會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