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大綱

寫好人、做好人，好記者赤膽忠誠，俠骨柔腸。下面是本站小編整理的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歡迎大家閱讀!

　　【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1】

我是大連廣播電視臺新聞中心輿論監督欄目的記者，從事新聞工作30年了。我想做個好記者，我一直對自己有個承諾，那就是——在現場。這個承諾讓我經歷了無數次的生死考驗，在追蹤地溝油黑加工點的現場被刀逼胸口，在拍攝違建別墅的現場被打得頭破血流，在記錄“梅花”颱風導致潰壩的現場險些被捲入海里。每個現場都考驗着我對記者職責的承諾。

2001年春天，大連的西山水庫備用水源地，有人夜間排放醫療垃圾，晚上10點單位派我去採訪。拍攝完現場，我跟隨排渣車去了裝車的工地。不料，有兩個人將我撲倒，薅着頭髮，架着胳膊，推搡到一個黑屋子裏，一個大鬍子對着我的臉就是一拳，當時我的鼻子流血不止。一個叫“六哥”的人威脅我說：“你要是敢給我報出去，我就整死你。”我說：“你整死我，你就是嫌犯，我就是烈士，我已經向派出所報案了。”他們害怕了，把一盆髒水潑在我的頭上，強行用抹布擦掉我臉上的血跡，把我架到工地的大門外。我帶傷回到臺裏，製作完節目天都亮了。節目播出後，在執法部門的監督下，這家土石方公司清除了排放在水源地的醫療垃圾。

2006年12月中旬，臺裏派我去關注一起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事兒。

工地在山上，那天下着雨，當我找到民工時，看見他們蜷縮在一個塑料布搭建的小棚子裏，等待發工錢回家過年，可包工頭卻攜款跑了。34個民工，有條件的下山投親靠友。沒有出路的，被攆出工棚，一天只吃一頓飯。其中一個姓谷的民工感冒發高燒，連買藥的錢都拿不出來。我開車下山買了感冒藥和兩箱方便麪，幫助民工找乾柴、燒開水，讓他們吃上熱飯。然後我敲開了工地的大門，面對負責人，我憤怒地說：“你出來看看他們是怎麼過的，如果他們是你的兄弟你也會這麼忍心嗎?”那個負責人卻說：“你要是想管閒事 ，那就是找死。” 我沒有懼怕，開車去找金州區政府、找勞動監察大隊、找發包單位，到第二天下午三點，34名民工拿到了自己辛苦了一年賺得的血汗錢。

2010年7月16號晚上6點多鐘，我正在和30多年沒見面的`同學聚餐，還沒等開餐，我接到電話，說新港石油管道 爆炸起火了。我迅速向臺裏通報了情況後，開車直奔現場。我把車停到了距離新港一公里外的橋頭，扛着三腳架、提着攝像機就往起火點跑，6點20分，我在離起火點最近的地方做了出鏡報道。此後，火越來越大，到了晚8點，港區附近的人開始疏散，我在拍攝疏散隊伍時，感覺到事態的嚴重，就把拍攝完的兩本帶子放在了車裏，然後又返回了火場。

晚上9點，裝有10萬噸的104號儲油罐發生爆炸。大火沖天，帶着火的石油流進了下水井，爆炸聲不斷，被炸飛的井蓋滿天飛，隨時可能殃及生命。我在火場裏奔跑、拍攝，每呼吸一次都十分困難。我只好扒開草皮，深吸一口氣，然後再起身拍攝。由於離火場太近，我麥克風上的海綿罩都被烤化了，頭髮、衣服上粘滿了石油。滾燙的石油流淌火距離化學灌區不足50米，裝着液氨、二甲苯的罐體一旦燃爆，附近所有的人將在瞬間斃命。

一位20來歲的消防戰士跑過來對我說：“你是記者嗎?我想說句話。”他衝着鏡頭大聲說：“爸媽，我愛你們。”說完消失在濃煙裏 。一位叫許志友的消防隊長給妻子打電話說：“我在火場指揮 ，可能是回不去了，你和孩子要好好生活。”聽完他的電話，我才感覺到死亡的威脅。我趕緊給臺裏同事打電話說：“有兩本拍攝完的帶子我放在車裏了。”然後，我給妻子和孩子發了一條短信：我在火場採訪，如果我死了，我會在天堂保佑你們。

就這樣，我在火場苦戰到了天亮，一共拍攝了6本錄像帶，真實記錄了500多輛消防車，幾千名消防官兵在大火中鏖戰的場面。

這場大火之後，我被遼寧省人民政府授予二等功，我拿着這個獎狀跟我愛人開玩笑說：“那天如果我死了，這個獎狀或許是一等功。”我愛人說：“我什麼獎狀都不想看，只想你多給家裏一點時間。”

這些年我身上留下了許多傷疤，有的是在惡劣的新聞現場留下的，但更多的是被曝光對象留下的。每道傷疤、每次生死都是職業良心的見證。有人說在輿論監督欄目乾的時間越長，自己在社會上的路子會越窄。但我想，只要你胸懷職業的神聖，心裏裝着老百姓，爲人民做事，黨和人民給你的信任和榮譽比什麼路子都寬。我今年已經53歲了，仍然爲我熱愛的新聞事業，爲尋求社會的公平、正義，戰鬥在新聞第一線，即使有一天我再也跑不動了，但是我的精神也不會退縮，這就是我對記者這份職業的堅守和熱愛 。

　　【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2】

33年前選擇了記者，23年前選擇了光明日報，我很慶幸自己的選擇。這條路很艱辛，但也很純粹。

20年前，我陪孔繁森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14天，我問他：“孔書記，你爲什麼要二進西藏?”他笑了笑說：“艱苦地區更需要人吶!”

6年前，我第一個寫了汶川大地震英雄機長邱光華，我問他：“你已經退居二線了，爲什麼還要這麼拼命地飛?”他說：“我是周總理欽點的第一代少數民族飛行員。這麼危難的時候，我不飛，行嗎?”

也是在6年前汶川大地震中，我見到一位父親，他被通知來認領女兒遺體時，沒有痛哭，也沒有責怪，他把屍體綁在帶來的木板上，背上肩就往家走，40分鐘的車程，竟然足足走了13個小時。走走停停，哭哭笑笑，他要把一肚子酸甜苦辣都講給女兒聽。望着父女倆的背影，看着山路彎彎，我心裏真不是滋味。這不正是我們中華民族堅韌不拔、傳統美德的真實寫照嗎?

今年8月，我帶着5個學生到連雲港開山島上住了5天。這個島離最近的海岸還有12海里，面積只有兩個足球場大，沒有淡水，沒有電，沒有網絡，也沒有手機。一對叫王繼才、王仕花的夫婦在這個島上，一守就是28年。每天清晨，兩人扛着旗到後山。王繼才升旗，王仕花敬禮。王仕花個子矮，敬禮的姿勢並不標準，但在我這個老兵看來，卻美得叫人掉淚。我問，沒人要求，也沒人看，爲什麼還要天天升旗?王繼才拉着我的手，指着東邊說：“當年日本鬼子侵略連雲港，就是在開山島歇的腳，如果當時我們有人在，鬼子就上不來。”

28年，10220天，夫妻倆每天重複着同一天的日子，每年僅收入3000多塊錢。28年，夫妻倆用壞了170多面國旗，聽壞了19臺收音機，聽到激動的地方，就在樹上刻字：“今天是祖國生日”……王繼才大女兒結婚的時候，化了五次妝都被淚水打溼，父母遲遲沒有來。進禮堂的時候，姑娘一步三回頭，說：“我走得慢點，或許爸媽就能趕上了。”這個時候，王繼才夫婦在島上望着颱風肆虐的大海，心裏該是什麼樣的滋味啊?“可這就是職責。”王繼才說，“家就是島，島就是國，守島就是衛國。”我在想，我們國家還有多少無人值守的小島啊!

4年前，我寫了江蘇科技大學的教授景榮春，他一輩子只做了一件事——教書育人，卻把這件事做到了極致。當骨癌擴散到背部，他左手按着後背，右手板書講課，將六件汗衫都按出了雞蛋大的洞。這使我想起了肝癌晚期的焦裕祿，這不就是活着的焦裕祿嗎?

臨終前一天，景榮春貼在我耳邊說：“我一個放牛娃能免費上大學，多虧了共產黨，我的時間不多了，我想入黨。”次日，一場特殊的入黨宣誓儀式在病房舉行，當領誓人講到最後一句：“永不叛黨”時，景榮春舉起的右拳還未放下，就閉上了眼睛，兩顆淚珠順頰而下。我清楚地記得，那是2010年8月5日中午12點40分。48個小時後，他的遺體被蓋上鮮紅的黨旗，推進了火化室。那一年，景榮春64歲。

回想這一輩子，每個人都會有很多遺憾。父親去世時，我在全國“兩會”採訪，回去時他的墳頭已長出青青小草。我的第一個兒子在新疆意外死亡，當時我在南沙羣島採訪，沒能送他最後一程。

半輩子寫好人，還是沒有寫完;立志一輩子做好記者，但依然在路上。我們山西老家有句古訓：“天地生人，有一人應有一人之業;人生在世，生一日當盡一日之勤。”我老了，但有人正年輕着。算起來，我在崗位工作的時間還剩5年，做事的時間越來越少，但做人的時間依然很長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