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名人孫中山的勵志故事

導語：孫中山是中國近代民族民主主義革命的開拓者，中國民主革命偉大先行者，下面是關於他的故事，歡迎閱讀。

　一、創建最早的革命軍事學校

中國最早的革命軍事學校，是孫中山先生於1903年8月在東京創立的青山軍事學校。

1900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團體——興中會發動了庚子惠州起義後，革命風潮逐漸瀰漫全國。當時，自費赴日本留學的中國青年學生，有不少希望能夠進入日本的陸軍學校研習軍旅。但由於清政府規定，凡投考外國軍事學校的學生，必須由各省督撫保送;一切非公費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軍事學校，並由清政府駐日本公使蔡鈞照會日本政府協助執行，因而一般人無法入日本的軍事學校。時孫中山先生正在日本東京，感到革命需要軍事人材，便請日本陸軍少佐日野熊藏幫助，在東京附近的青山設立革命軍事學校，以訓練有志獻身革命軍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學生，並聘請日本陸軍上尉小室健次郎爲助教。這就是中國第一所革命軍事學校。主持軍事訓練工作的日野熊藏，是當時有名的軍事學家，曾發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與孫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亞人的游擊戰術，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軍事學識的專家，兩人均屬義務性質，不領工資。

青山革命軍事學校學習期間規定爲八個月，所授科目有普通軍事學、南非洲波亞式游擊戰術、夜襲戰法及兵器製造學(重點學習製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藥)。其課程內容包含有陣地戰、游擊戰及兵器製造三方面，課程精簡扼要，切合實用。第一期招收的學生有李自重、黎勇錫、翁浩、劉維燾、饒景光、區金鈞、盧牟泰等十四人。學生入學時需當衆宣誓。誓詞爲“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可見這所革命軍事學校的教學目的是很明確的。

青山革命軍事學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當孫中山先生於1903年9月26日離開東京赴檀香山後，學生之間即各樹派別，意見分歧。經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兩教員多方調處無效，遂於開辦四個月後解散。

青山革命軍事學校雖然只辦了四個月，對當時中國社會還是有影響的。如學生李自重，於青山革命軍事學校解散後不久，即與史古愚(史堅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創立光漢學校，在一般課程外，特別增設軍事訓練課程，以振奮中國學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漢學校在香港首倡對學生實施軍事訓練，全港學校翕然從風，香港雅麗西醫書院及各着名中、小學校，鹹先後聘請李自重及光漢學校學生爲軍事訓練教員，使香港學生一度洗卻文弱書生氣質，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區金鈞、盧牟泰在廣東擔任軍事體操教員，黎勇錫隨黃興籌劃1908年的欽州起義，劉維燾、饒景光於辛亥革命後在廣東擔任軍職，無疑也會通過他們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們在青山革命軍事學校學到的軍事知識，帶入中國社會。

二、鎮南關親手炮擊清軍

1906年，孫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內金碧臺街六十一號設立祕密機關，策劃了幾次武裝起義。1907年的鎮南關之役，便是其中孫中山親臨前線，直接參加戰鬥的一次。

1907年，孫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鎮南關一帶情況的黃明堂爲鎮南關都督，李裕卿(鎮南關附近之憑祥地方土司)爲副，何五爲支隊長，招募勇悍善戰的廣西遊勇爲先鋒隊，計劃襲取鎮南關爲根據地。

1907年12月2日，黃明堂率領廣西遊勇八十餘人，循山背間道向鎮南關猛烈襲擊，奪取了鎮南、鎮中、鎮北三座炮臺，奪獲大小炮十四門，步槍四百多支。孫中山隨即於同月4日率黃興、胡漢民等親臨前線，慰勞戰士，鼓舞士氣，並與黃興、黃明堂等坐鎮鎮北炮臺，調度指揮，命令李裕卿守鎮中炮臺，何五守鎮南炮臺。

翌日，清政府嚴令清軍陸榮廷部四千餘人傾巢出動，要奪回三座炮臺。孫中山率革命軍固守炮臺，並親自發炮轟擊清軍，第一炮即命中六十餘人，清軍陣腳大亂。孫中山先生在戰鬥中感慨地說：“反對清政府二十餘年，今日始得親自發炮轟擊清軍。”

據守鎮南關三座炮臺的革命軍，在孫中山先生親臨前線的鼓舞下，銳氣倍增，以寡敵衆，屢挫清軍。清政府雖先後調派清軍丁槐、龍濟光等部增援，傷亡數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軍堅守陣地，與清軍血戰七晝夜，直至彈藥告罄，糧食不繼，始忍痛撤退。時清軍正向鎮南關四面圍攻，黃明堂率軍殿後，衝圍而出，及至半山，軍中有一小子回顧炮臺上軍旗未撤，慮爲清軍所得，竟一人冒着清軍炮火重登山巔，取回軍旗。這位童子勇取軍旗的英雄事蹟，在鎮南關起義的革命軍中傳爲佳話。

　三、孫中山先生愛兒童

孫中山先生平日爲人題贈墨寶，喜歡寫“博愛”二字。孫中山先生對“愛”曾經作過這樣的解釋：“仁愛是中國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從這裏可以看到孫中山先生的“博愛”也就是愛人民的意思。而愛兒童則是孫中山先生“博愛”的一個重要內容。

中山先生愛兒童，一方面固然出於他“民胞物與”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於他爲解除人民被惡劣政治壓迫的崇高理想。據康德黎(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的老師)的兒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憶，孫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國，居住在他家的時候，常常慈祥地愛撫着他的頭髮，有時還親切地和他談話，即使在和別人談論問題或沉思苦索救國救民道理的時候也是這樣。由於流亡國外，孫中山先生不能愛撫在清政府專制統治下的中國兒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孫中山先生被選爲革命政府的臨時大總統，他普愛天下兒童的素願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孫中山先生的號召提倡下，全國各地紛紛舉辦兒童教養院、兒童學校。爲了鼓舞兒童教育和福利事業的發展，孫中山先生還於1912年爲廣東人民捐資創辦，由女革命黨人徐慕蘭、鄧慕芬、黃扶庸主持的廣東女子教育院兒童部，並親筆題贈“幼吾幼”三個大字。這三個含意深遠、語帶勸勉的大字，不但勉勵了當時廣東女子教育院兒童部的工作人員，鼓舞了廣大的兒童教養工作者，也抒發了孫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偉大胸懷。

由於帝國主義支持北洋軍閥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孫中山先生被迫於1912年4月1日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孫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願，也和他救國救民的偉大理想一起，由於政權的喪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孫中山先生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在廣州成立國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國革命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孫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願同樣獲得了進一步的實現。那時，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廣州，不但陸續增建了一批小學和兒童教養院，還開辦了廣東女子師範學校等培養兒童教育師資的專業學校。孫中山先生在1924年對廣東女子師範學校的一次演講中，懇切地指出：“要使孩子們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國家的教育。爲了提高兒童的文化知識，普及兒童教育，不僅要辦小學，還要辦平民學校，普及全體人民的教育，讓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體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使父母們都能安心讓孩子到學校裏受教育。”可以想見他發展兒童教育事業的宏偉設想。令人惋惜的是：由於革命道路的曲折，孫中山先生要使全國兒童都能幸福地成長的理想，終孫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實現。

今天，中國已經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國，中國兒童已經得到健康成長的良好環境。孫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願望已經成爲現實。孫中山先生雖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樣及身而見，但是孫中山先生素來是以爲人民大衆謀福利的公僕自任的，只要人民能獲得幸福，他個人能否及身而見，在孫中山先生自己來說，自然是無關緊要的。

　　四、孫中山先生與佛教

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任內函覆中華佛教總會申請立案的報告中，沒有簡單地把佛教視爲迷信活動，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離的原則，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攝世間、出世間一切善法，甄擇進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衆生完全之幸福”的立會宗旨，肯定它“闡微索隱，補弊救偏，既暢宗風，亦裨世道”在中國社會和學術研究中的作用。同時，又指出“近世各國政教之分甚嚴，在教徒苦心修持，絕不干預政治，而國家盡力保護，不稍吝惜。此種美風，最可效法”，以啓導中國佛教徒認清守戒清修的正確道路。孫中山還將中華佛教總會申請立案的報告發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團法人”的地位。這些有關佛教問題的批示和處置，體現了孫中山先生對佛教與中國社會關係問題的精闢見解和對佛教徒的親切關懷。

孫中山對佛教與中國社會關係的精闢見解，和對佛教徒的親切關懷，博得廣大佛教徒的尊敬和愛戴，故當孫中山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南下廣州的時候，廣東的佛教徒即推廣東佛教總會(後改爲中華佛教總會廣東分會)會長鐵禪領頭，於1912年5月在廣州六榕寺召開歡迎孫中山大會。孫中山攜同家屬和廣東軍政府大都督胡漢民等出席歡迎大會，並給廣東佛教徒題贈了“平等、自由、博愛”六個大字，以勉勵他們遵守“臨時約法”(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任內，於1912年3月11日公佈的、屬於臨時憲法性質的最高法律)上有關宗教信仰的規定，進行正當的宗教活動。

孫中山還乘參加歡迎會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級浮屠——花塔遊覽。他看到花塔從第二級起，每級都懸掛着四字的匾額一方。它們從第二級起，自下而上依次爲“二儀高下”、“三光並耀”、“四表光被”，“五嶽推尊”、“六合遙觀”、“七星凌漢”、“八埏在望”、“九垓一覽”。匾額對歷史、藝術建築來說，有着畫龍點睛的妙用，而這八方匾額既恰到好處地表達出這座高聳入雲的花塔各個層級的特色，又概括地體現了它那穿雲插天、九垓一覽的高昂氣勢，是不可多得的文藝傑作。把當年孫中山見過的這些匾額恢復過來，定能使這座中外馳名的佛教藝術建築——花塔更加生色。

　五、“與國同春”——孫中山先生勖勉報界人員的題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後，中山先生因形勢所迫，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國民一分子身份，周遊各省，廣事宣傳，以期喚起羣衆，把革命進行到底。

在喚起羣衆上，孫中山對報界人士特別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孫中山自福州抵達廣州。廣州、香港等地報界人士於5月4日聯合假座東園(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園性質的巨大庭園)開會歡迎，孫中山在歡迎會上致辭勖勉報界人士，懇切指出“輿論爲事實之母，報界諸君又爲輿論之母，望諸君認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輿論。”時革命黨人馮自由等在香港創辦《大光報》，以廣東全省(包括香港、澳門)及國內外各大城市爲行銷對象，孫中山特給它題贈“與國同春”四個大字，勉勵它爲民主共和國的鞏固和發展而大造革命輿論，務求“與國同春”，也就是要與民主共和國共存共榮。孫中山在勖勉廣州、香港報界人士的同時，爲新創辦的《大光報》題贈“與國同春”四個大字。

不少報界人士沒有辜負孫中山的期望，剛正不阿，爲鞏固民主共和國而盡到應盡的責任。其中尤以《大光報》執着“與國同春”的精神持正義以抗強權，威武不屈，甚得讀者好評。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俄國爆發革命，成立社會主義政府，世界觀感爲之一新。《大光報》敏銳地覺察到社會主義已經登上世界舞臺，適時地站在時代的前列，開展以“社會主義與中國”爲中心的宣傳活動，予讀者以社會主義及勞工解放問題的新知識，頗能喚起社會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孫中山讚許。

1920年1月，《大光報》發行年刊，孫中山應邀爲之撰《大光年刊題詞》，借報名“大光”立論，申述報刊對國家與人民責任。題詞說：“……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認識實在，認識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遺其實而鶩其名，則無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與人者，其功固大而責任亦重。苟挾其成心而以先入爲主，則非光明主義，而禍患將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與人真實之知識，互助之精神，不負其名也。”這篇題詞進一步發揮了“與國同春”的含義。

　　六、香港西醫書院與孫中山的革命哲學思想

孫中山先生從1887年開始在香港西醫書院(今香港大學醫學院)攻讀醫學，至1892年以各科考試均滿一百分的成績名列第一名畢業，獲醫科碩士學位。其畢業證書由教務長康德黎親筆註明各科滿分字樣，並由校長及教員十三人，試官八人及牧師、書記署名，由香港總督羅便臣於1892年7月23日親自發給。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即於澳門、廣州等地懸壺濟世，成績斐然，人鹹譽爲國手。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五年，奠定了他堅實的醫學專門知識的基礎，同樣奠定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學思想的基礎。關於這個問題，分析研究的還不多。

香港西醫書院系廣東南海人何啓按照英國大學醫學院制度創辦的醫科專門學校。何啓早年留學英國，得醫學博士學位及大律師證書，回國後任香港議政局議員，兼執律師業務，又在香港西醫書院教授醫學、法律等科目，在報刊上發表過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論文，後來彙編爲《新政真詮》出版。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動，受他的影響不少。後來，孫中山先生髮動的乙未廣州起義，對外宣傳和起草英文的宣言書，也得到其大力幫助。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所學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學、植物學、物理學、化學、解剖學、生理學、藥物學、臨牀診察。第二年有生理學、解剖學、醫學、病理學、外科學、婦科學、產科學。第三年以後，學科漸減，僅有法醫學、公共衛生學、實用初級外科，但外科、產科的課時及內容均有所增加，特別偏重實習(見羅香林：《國父之大學時代》)。從這裏可以看到：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的五年學習期間，所學的幾乎盡爲自然科學，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須通過實習才能掌握的醫學知識。這種以自然科學爲基礎的、着重實踐與理論結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孫中山先生能夠較完全地接受與封建思想對立的近代科學思想，另一方面又鍛鍊了孫中山先生注重實踐的精神，推動了孫中山先生理論聯繫實際的知行學說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孫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實踐，哪怕是闡發革命理論，也決不無的放矢，爲理論而理論。把孫中山先生歷年的着述、演講與中國近代史聯繫起來觀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孫中山先生髮表的言論，總是針對革命的實際問題，或者爲完成某一種實際任務而發。如孫中山先生於1918至1919年所寫的《孫文學說——知難行易說》，據他自己說是“恐今日國人社會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之大敵橫梗其中，則其以吾之計劃爲理想空言而見拒也”，“故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因而提出“知難行易”，鼓勵人們努力去“行”，從實踐中求知識。孫中山先生這種着重實踐的思想，與他在香港西醫書院所受的着重實踐的科學訓練，無疑有着密切的關係。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期間選讀的課外讀物，對孫中山先生革命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同樣有所影響。據孫中山先生當時的同學關景良憶述：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的學生時代，最喜歡看《法國革命史》和達爾文的《進化論》，對後者尤感興趣。1897年，孫中山先生寫信給英國劍橋大學翟爾斯教授說：“文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於中學獨好三代兩漢之學，於西學雅癖達爾文之道”。《孫文學說》(知難行易)這部哲學名着，就是孫中山先生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和他過去所學習到的自然科學知識(主要是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的科目)寫成的。這部哲學名着闡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類的出現，是自然歷史的行程，不承認有任何來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哲學名着中有關“知”、“行”關係的論證。孫中山先生在這部分的論證中，引用各種科學的發展過程，論證了“行”的作用，闡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後，從實踐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識，運用知識考驗實踐，不斷探求、不斷進步的哲學原理。這是孫中山先生革命哲學思想的精華，也是他一生勇於拋棄過時的、舊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認識論的根源。

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所受的教育，對他的革命哲學思想的影響。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裝

中山裝自1923年誕生迄今，五十多年來一直是中國男子最通行和喜歡穿着的服飾。

誰是中山裝的創始人?他就是中國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廣州任中國革命政府大元帥時，感到西裝不但式樣繁瑣，穿着不便，又不大適應當時中國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實用要求，而中國原來的服裝(對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長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現當時中國人民奮發向上的時代精神，在實用上也有類似西裝的缺點。於是主張以當時在南洋華僑中流行的“企領文裝”上衣爲基樣，在企領上加一條反領，以代替西裝襯衣的硬領。這樣一來，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裝上衣、襯衣和硬領的作用，又將“企領文裝”上衣的三個暗袋改爲四個明袋，下面的兩個明袋還裁製成可以隨着放進物品多少而漲縮的“琴袋”式樣。孫中山先生說，他這樣改革衣袋，爲的是要讓衣袋放得進書本、筆記本等學習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軟蓋，袋內的物品就不易丟失。孫中山先生設計的褲子是：前面開縫，用暗紐，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後臀部挖一暗袋，用軟蓋。這樣的褲子穿着方便，隨身必需品的攜帶也很適用。

協助孫中山先生創制中山裝的助手名叫黃隆生，廣東臺山人，原在越南河內保羅巴脫街開設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孫中山先生到河內籌組興中會，偶入其店購物，相與攀談。黃隆生獲悉當前顧客即爲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先生，大爲傾倒，懇切要求參加興中會，爲革命出錢出力，1923年隨孫中山先生在大元帥府任事。孫中山先生設計中山裝時，曾請他幫助和負責縫製，順利地製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裝。

當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設計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裝時說：“這種服裝好看、實用、方便、省錢，不像西裝那樣，除上衣、襯衣外，還要硬領，這些東西又多是進口的(當時這些東西多是從外國進口)，費事費錢。”從這裏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裝這樣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於從本國的實際條件來考慮的。這種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學習的。

中山裝由於具備好看、實用、方便等優點，所以一經孫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廣大羣衆的熱烈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