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魔白居易生平介紹和作品精選
作者介紹：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太原(今屬山西)人。唐代著名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元和三年(808)拜左拾遺，後貶江州(今屬江西)司馬，移忠州(今屬四川)刺史。後爲杭州刺史，又爲蘇州、同州(今屬陝西)刺史，以刑部尚書致仕。晚居洛陽，自號醉吟先生、香山居士。其詩早年與元稹齊名，稱“元白”;晚年又與劉禹錫齊名，稱“劉白”。[1]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詞不多，但影響後世甚大。有《白氏長慶集》。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坐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香山的琵琶峯。
作品精選：
《長恨歌》《琵琶行》《賣炭翁》《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暮江吟》《憶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直中書省》《長相思》《題岳陽樓》《觀刈麥》《問劉十九》《買花》《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飢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放言》《池上》等。
賣炭翁
【題解】
《見白氏長慶集》。爲《新樂府》組詩第三十二首。詩以一位賣炭翁的具體遭遇爲例，深刻地揭露了“宮市”的本質，對統治者掠奪人民的罪行作了有力的鞭撻。
【原文】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
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
暮江吟
【題解】
見《白氏長慶集》，爲長慶元年(821)秋在長安遊曲江時所作。詩中寫出了秋夜曲江的瑰麗景象。
【原文】
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
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錢塘湖春行
【題解】
七言律詩，唐白居易作，見《白氏長慶集》。錢塘湖，杭州西湖舊名。此詩系長慶年間任杭州刺史時作。詩寫漫遊西湖堤岸，領略初春風物後產生的歡愉之情。
【原文】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啼。
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
憶江南
【題解】
白居易曾先後作過杭州刺史、蘇州刺史，在任上他興修水利，革除弊政，對江南怡人的美景和純樸的民風有着深厚的感情。晚年，他在河南洛陽寫了三首“憶江南”詞，追憶江南的風光民情，本詞是其中之一。《憶江南》爲詞牌名，又稱《望江南》、《夢江南》、《江南好》。
【原文】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長相思
【題解】
長相思，系詞牌名，用《古詩·孟冬寒氣至》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以爲名，又名《雙紅豆》、《憶多嬌》。此詞見於《花菴詞選》，後收入《全唐詩》附詞中。
【原文】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
詩歌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樑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纔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爲時爲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爲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爲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纔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箇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着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着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悽楚、感傷、悵惘意緒爲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盪，不能自已。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爲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爲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爲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爲“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繫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曆(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鍼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