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中的蘇軾的生平介紹

導語：蘇軾(1037-1101)，北宋文學家、書畫家、美食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

　　作者生平：

公元1037年1月8日，蘇軾生於眉州眉山。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裏提到的“二十七，始發奮”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用功甚勤。蘇軾晚年曾回憶幼年隨父讀書的狀況，感覺自己深受其父影響。當然，假若沒有蘇洵的發奮讀書，也就不可能使蘇軾幼年接受良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也更不可能有日後的文學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虛歲二十一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爲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爲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爲“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其母在家鄉病故，1069年(熙寧二年)服滿還朝，仍授本職。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 “平和世界”。

1079年(元豐二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爲作詩諷刺新法、以“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入獄，史稱“烏臺詩案”。

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趙匡胤年間既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纔算躲過一劫。

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於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後被批准。當他準備要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常州一帶水網交錯，風景優美。他在常州居住，既無飢寒之憂，又可享美景之樂，而且遠離了京城政治的紛爭，能與家人、衆多朋友朝夕相處。於是蘇東坡終於選擇了常州作爲自己的終老之地。

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爲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啓用爲相，以王安石爲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復爲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後，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後，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爲皇帝起草詔書的祕書，三品)，知禮部貢舉。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後，認爲其所謂舊黨與新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

　　作者趣聞一：

蘇軾是我國北宋時期著名的大文學家。他不但對詩文、書法造詣很深，而且堪稱我國古代美食家，對烹調菜餚亦很有研究，尤其擅長製作紅燒肉追本窮源，蘇軾的這種紅燒肉最早在徐州的創制，在黃州時得到進一步提高，在杭州時聞名全國。關於東坡肉名字的由來有很多傳說，其中一種傳說：

相傳蘇東坡在徐州、黃州、杭州三個地方做過“東坡肉”。在任徐州知州時帶領百姓抗洪築堤保城，百姓紛紛殺豬宰羊上府慰勞，東坡推辭不掉，收下後親自指點家人燒製紅燒肉回贈予老百姓。大家食後，都覺得此肉肥而不膩、酥香味美，一致稱它爲“回贈肉”。

元豐三年(1080)二月一日，蘇軾被謫貶到黃州，見黃州市面豬肉價賤，而人們不大吃它，便親自烹調豬肉。有一次他食得興起，即興作了一首打油詩名曰《食豬肉詩》，詩中寫道：“黃州好豬肉，價賤如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它自美。每日早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此詩一傳十，十傳百，人們開始爭相仿製，並把這道菜戲稱爲“東坡肉”。　蘇東坡二任杭州知州時，組織民工疏浚西湖，築堤建橋，使葑草湮沒大半的西湖重新恢復昔日美景，杭州的老百姓非常感謝他，過年時，大家就擡豬擔酒來給他拜年。蘇東坡收到後，便指點家人將肉切成方塊，燒得紅酥醇香分送給參加疏浚西湖的民工們吃，大家吃後無不讚賞稱奇，於是“東坡肉”的美名更傳遍了全國。

　　作者趣聞二：

據孫月峯《坡仙食飲錄》記載說，“密雲龍”之味極爲甘馨，蘇軾對此奉爲至寶。當時蘇軾門下有四位得意門生——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和張耒，號“蘇門四學士”，蘇軾待之極厚，每逢四學士來訪，蘇軾必令侍妾朝雲取出密雲龍來款待。有位廖正一的年輕人入蘇門較晚，但蘇軾對他的才學卻欽佩之至，視爲奇才。有一天，蘇軾又叫朝雲取出密雲龍，煎水烹茶。蘇軾家人以爲一定又是四學士來了，但偷眼窺之，來客卻是廖明略。由此可知，蘇軾珍藏密雲龍這種品牌的好茶。只有秦觀、晁補之、張耒、黃庭堅這四個大名士，也是蘇東坡最要好的朋友每來訪時，蘇東坡纔會叫朝雲侍妾泡密雲龍好茶招待。而宋廖正一來訪則招待喝密雲龍，可謂破格相待。在所謂“後四學士”中，恐怕以廖正一與蘇軾的關係最爲密切，也只有他享受了蘇門四學士的待遇。他的《行香子》詞便專詠密雲龍。

　　文學成就：

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後，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爲“豔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爲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在兩宋詞風轉變過程中，蘇軾是關鍵人物。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說：“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強化詞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爲後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後來的.南渡詞人和辛派詞人就是沿着此路而進一步開拓發展的

蘇軾對社會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爲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爲詩歌的重要主題。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並未侷限於新政，也未侷限於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並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着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爲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文章並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其次，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於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爲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歷代評價：

《宋史》：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範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趙禎：吾今又爲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

劉安世：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

黃庭堅：①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工。餘則以爲不然。彼其老於文章，故落筆皆超逸絕塵耳。 ②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 ③真神仙中人。

蘇轍：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

晁無咎：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

王直方：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遊?”二人皆對曰：“少遊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