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家教的日誌

晚年梁實秋在給女兒文薔的一封信中說：“孩子長大了，如果一切事都肯坦白地和父母商談。實在是最好的事。倒不一定是父母的指導就好，是孩子與父母建立互信的關係，這實在是真正的健全的倫理……”另外一封信中說：“×××哭訴兒子不孝順。頭腦落伍。‘孝順’二字早該棄置不用了。如果孩子態度不好，那是做父母的教養之道有毛病，除了自責，別無話說。周作人說過一句話，‘五倫其實只有朋友一倫而已’。我深以爲然。”

這段話道出了梁實秋的教子之道，即，把孩子當作一個正常的人，當作朋友來對待。此雖非什麼驚天哲理，但能以之爲原則堅持下來，也不是易事。尤其是梁實秋生活的年代，尚在傳統向現代過渡階段，不將孩子看作私有財產已是先知先覺，走在了前面。

梁實秋本有三女一子，其中二女早天，剩下大女兒文茜、兒子文騏、小女兒文薔。在兒女們的記憶裏，梁實秋是一個慈父，而不是嚴父。他喜歡講故事，兒女們很愛聽，每天晚上都要湊到他的臥室裏來纏着他講故事。他常常即興發揮，妙趣橫生，把孩子們逗得哈哈大笑。說到傷悲處，孩子們也會潸然淚下。一次，他講一個孩子走丟了，找不到媽媽了。文薔哭起來。梁實秋的妻子就責罵他總把孩子逗哭，於是梁實秋接着講，後來有人在那孩子的額頭上貼了一張郵票，把他寄回了家，文薔才破涕爲笑。聽故事過程中，孩子們有時困極了，蜷縮在他的身邊睡過去。粱實秋輕輕地把他們抱回牀，給他們蓋好被子，舔犢之情殷殷至深。

梁實秋夫婦不對孩子聲色俱厲，他們採取以身作則，無爲而治的辦法。文薔初中時留級，自己感覺很慚愧，但梁實秋只是嘆了口氣，並沒責備她。文薔回憶，當時只感到僥倖，日後才悟出父母對自己的慈愛、體貼和諒解。

1949年後，文茜和文騏因爲要繼續上學，留在了北京，小女兒文薔則跟父母來到了臺灣。對身邊惟一的女兒，在性教育方面基本上是缺乏的。其實這也是該時代的總體特徵。文薔小時問的有關性的`問題，都沒得到回答。後來漸漸悟出這是不能提的事。因此，到了十二三歲仍糊里糊塗，不懂人事。等到她上了大學，有一天回家，看到客廳茶几上放着一本有關生理衛生的雜誌。她很奇怪，因爲這種雜誌是從來不進家門的，哪兒來的呢？她好奇地拿起來翻閱。一看，恍然大悟，裏面有男女生殖器官的基本知識。文薔看完後也不作聲。過了幾天，家中又出現一本，是第二期。這時她才明白，這是父母有計劃的預謀，要給她一些必要的知識。這種神祕的雜誌出現了幾次之後，叉神祕地在家中消失。於是她的性教育也就圓滿結束了。文薔說，這種教法雖然不夠理想，但是媽媽爸爸居然想到了，盡力而爲了，已是不易。

不過，作爲慈父的梁實秋也有極少的暴力的時候。在文薔記憶中，有一年冬天大清早，她不肯穿褲子就要到院子裏去玩兒，誰勸也不聽。父親火起，把她抓起來，猛扔到一大堆棉被上；然後再抓起來，再扔，把她扔得頭昏眼花。棉被很軟，摔上去一點也不疼，但是父親的盛怒和暴力卻讓文薔難忘。她說自此以後。她就學會了穿了褲子才能出門。這聽起來有點好笑。我們當然不提倡父母對孩子使用暴力，但若辨證地看，似乎也有其事半功倍的一面。

大女兒文茜也有類似的經歷。上世紀三十年代，有一天梁實秋正在午睡，文茜一個人在樓下客廳裏描紅模子練字。她低頭看到墨極黑，擡頭看牆很白，幼稚的她就想，如果在白白的牆上塗一個黑黑的十字，一定很好看。於是，她端起小凳子，站上去畫了個十字，黑白分明，十分耀眼。正在獨自欣賞的時候，梁實秋午睡後從樓上走下來，看到塗黑的牆，勃然大怒，打了女兒几杖，並令她罰跪不起。文茜嚇哭了，哭了半天也沒人理她，直到跪地沉沉睡去。後來，還是外婆替她把黑十字颳去，此事才作罷。文茜說，自己一輩子始終不敢在牆上題××到此一遊的墨跡，“看到別人亂塗，也會下意識地想到父親的竹手杖。此之謂家教。”她對父親的責打沒有怨言，甚或還有感激。

無論採取什麼方法，只要因人施教，把孩子引上正途，這種家教就應該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