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熱愛祖國的手抄報素材

　　熱愛祖國的相關辦報素材：魯迅愛國情懷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上世紀初的一天，一箇中國留學生在異國的課堂上看到了讓他深受刺激的一張幻燈片：一箇中國人綁在中間，將要被處死，圍觀的是前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也是中國人。這名年輕人由此決定棄醫從文：“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此時，他叫周樹人，後來，他是魯迅，除了圍觀殺頭的意象一再出現在他的作品中，終其一生，他都致力於國民性的剖析和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始於1918年那部堪稱振聾發聵的小說《狂人日記》。那些麻木的、喝醉似的沉迷於圍觀殺頭的國人們，他們行爲的源頭在哪裏?《狂人日記》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找到答案：“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狂人日記》的主角是“狂人”，所謂“吃人”論被視爲譫語尚不足引起國人的惡感;到了1921年魯迅寫《阿Q正傳》，由於入木三分的刻畫，還在連載時就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慌，自此，批駁魯迅“醜化”中國、尖刻、惡毒的言論就甚囂塵上。確實，魯迅的話，讓太多人不舒服：“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記念劉和珍君》)，他說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能做得了人的時代，只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他說中國人最大的問題是“瞞和騙”，從來不敢正視，即使知識分子也不例外，萬事閉眼睛，自欺而且欺人;他說中國人不但“不爲戒首”、“不爲禍始”，甚至於“不爲福先”，就連動一隻椅子腳都要流血的……

熱愛祖國手抄報圖

在《吶喊·自序》裏魯迅曾剖白投入文學創作的原因：假如說中國是一間沒有窗戶、萬難破毀的鐵屋子，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是讓他們從昏睡陷入死滅，少點痛苦呢，還是大聲吶喊，喚醒幾個人起來反抗這個絕境?他選擇的是吶喊，因爲，希望是不能抹殺的。也因此，他的“吶喊”，就不能不竭盡全力，直插要害。

魯迅最被詬病的是對傳統的“全盤”揚棄，這被稱爲“偏執”，曾被稱爲“魯迅之子”的作家摩羅甚至在新著《中國人站起來》中說，魯迅對中國文化和歷史起到過誤導的作用，對中國後來的發展種下了帶毒的種子。魯迅是說過“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祕製仙丹，全部踏倒他”，但請不要忘記，他說這些話時的語境：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老祖宗那一套已經證明行不通，社會亟需變革，思想需要革新，不表現出如此激烈的態度，如何能觸動昏睡已久的國民?而且也請不要忘記，魯迅的舊學底子是十分深厚的，在東京的時候，他和弟弟周作人一起在章太炎門下學《說文解字》。魯迅何嘗不能做過着閒適生活的士大夫，就像他弟弟周作人那樣?但他選擇做那個不討好的批判者，正說明他對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拳拳之心。

而他本人是時時警醒於國民劣根性的。1927年，來中國考察的瑞典學者斯文·赫定委託劉半農等給魯迅寫信，稱擬提名魯迅角逐諾貝爾文學獎。魯迅的答覆是，“諾貝爾賞金，梁啓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爲黃色臉皮人，就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爲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