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慶1646的散文
一年前的秋天，我們一行人到肇慶遊玩。這是中國南方一座風景秀麗的小城，鼎湖山上的綠蔭，七星巖旁的波光，都讓人流連忘返。我那時還沒並沒有意識到，三百多年前發生在這座小城的一段往事，即將給我的精神世界帶來怎樣巨大的衝擊。從肇慶回來後，在整整一年的時間裏，我無數次試圖寫下它在1644年深秋極富悲情的一幕，但提起筆來，萬千思緒，又不知從何說起，在歷史難以言說的凝重面前，我再一次體味到了語言的蒼白與無力。
但也正是在這揮之不去的失敗與沮喪中，我和這段歷史敘事的主角——二十三歲的永曆皇帝由榔之間，竟產生了某種對話的可能——公元1646年，甲申鉅變後的第二年，亂世的混沌並沒有隨着隨着崇禎皇帝的煤山自縊而結束，在各種政治力量錯綜複雜的角逐中，年輕的朱由榔被推上了歷史的前臺。1646年十一月，他在肇慶即位，改明年爲永曆元年，僅僅一個多月之後，竟又在肇慶登舟遠逃，踏上了不歸的流亡之路。後世的歷史學家一直對永曆皇帝頗爲倉促的逃亡耿耿於懷，彷彿他只要象徵地駐蹕肇慶，就真的能挽明室於既倒——當然，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對這個平庸的逃亡皇帝，也沒有太多的好感，直到屢次遭遇書寫的失敗，我才漸漸發現，明清之交的歷史，如同一個巨大黑洞，所有的親歷者都被吞噬於其中。在那看不見的.歷史漩渦裏，難以擺脫失敗命運的，又豈止一個永曆？後來的解釋者，竟試圖以一種樂觀信念的有無，來遮蔽那些鮮活的痛苦、掙扎與血淚，這是不是太可笑了一些呢？
1644年的深秋之夜，南方小城肇慶的星空，被四處升騰的璀璨煙火照得通紅。雖然北方的山河已淪入八旗之手，雖然廣州的紹武政權虎視眈眈，雖然，這次東返肇慶即位實屬收拾民心的無奈之舉，但望着煙花絢爛的美景，朱由榔的心中還是充盈着一份美好的希望。史載朱由榔面如滿月，須長過臍，也是個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何況那一年，他才二十三歲，正是血氣方剛，意氣勃發之時，登高遠眺，看大河東流，月照西江，他的目光裏未嘗沒有閃爍過一絲恢復山河的豪情。但遺憾的是，歷史沒有記錄下那豪邁的剎那，卻永遠鐫刻着南明最後一帝的無能和失敗。從登基到逃亡，中間僅僅隔了一月，這一月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能讓一個尚未從即位大喜緩過神來的年輕帝王，迅速蛻變成一個張皇失措的逃亡者？
據史載，永曆的這次逃亡，直接原因是清軍佔領廣州，紹武政權覆滅。廣州既已失陷，肇慶的淪落，也就在咫尺之間了。這樣的解釋似乎無懈可擊，卻並不能使我滿意。因爲在此之前，朱由榔已經有過多次類似的逃亡舉動，而離開肇慶之後，他和他的永曆朝廷更是幾度播遷，每一次面對危局，所選的策略亦大多是主動撤離，直至逃亡緬甸，無路可退。我總是覺得，在這個以逃離著稱的皇帝身上，散發着一種流亡者獨具的感傷氣質：敏感，脆弱，對命運懷有某種深切的恐懼。這種流亡氣質，是爲一個帝王，特別是變亂之際需要苦撐危局之人所不容的。按照史家的想象，哪怕清軍真的兵臨肇慶城下，作爲南方抗清勢力精神領袖的朱由榔也應該登城一呼，爲明朝皇室保留一絲最後的尊嚴。然而爲他們所忽略的是，甲申之變前的朱由榔，只是桂王膝下一個悠遊歲月的皇子，他的封地，是遠離京師的嶺南，他的心境，早已被南方的名山秀水浸潤得一片澄明，甚至脆弱得經不起一層漣漪的動盪。史載朱由榔曾格外寄情於肇慶的風光，鼎湖山原名天湖山，“鼎湖”二字就是永曆登基之後御賜。從鼎湖山山回來後，我多次想象着朱由榔秋來登山的情景，那是一個初秋的清晨，山上的霧氣還沒有完全消散，林中草木細嫩的葉尖上有圓潤如珠玉的露水在顫動。興致頗高的少年王子步履輕快地奔跑在山間，他吐納着清新的空氣，聆聽着清脆的鳥鳴。山中歲月，安然靜好，他又怎會想到旬年之間，京師鉅變，父王病逝，自己在僥倖逃亡後，竟因父兄的相繼離世，而意外成爲明王朝在南方最具資格的繼承者。甚至連宮中的儀注都是由太監王坤臨時指點的呀，這樣一個習慣偏安生活，而“全未讀書”的小小明藩，乍一登基，便是四面楚歌，你又怎能指望他以無所畏懼之姿獨立於風口浪尖呢？
一個資質平平的年輕人，在亂世危局，風雲變化之際，或許會有片刻的豪情壯志，但更爲真切的情緒，我想，應該是恐懼。他不知道命運的推手會將他倒向何方，更不知道，在多方政治勢力的糾纏與爭鬥中，他這個傀儡該如何搖擺。1644年，永曆肇慶稱帝，他在這一年成爲中國南方數十萬義軍名義上的最高領袖，但他真正能掌控的山河，恐怕只限於鼎湖山的蒼翠一隅罷了，甚至他的匆忙逃離，不也是爲歷史的巨流之河所裹挾而下的嗎？從肇慶到桂林，從湖南到雲南，永曆和他的小朝廷一再遷移，但不變的是，是操縱這個朝廷命運的地方軍閥，是玩偶的身份和失敗的命運。直到在流亡緬甸之後，他才幾乎第一次發出了自己的威嚴之聲，那是在吳三桂率軍來擒時，永曆切責三桂，義正辭嚴：“汝非漢人乎？如非大明臣子乎，何甘爲漢奸叛國負君若此？汝自問汝之良心安在？”但此時的永曆，已爲緬甸政權所出賣，咒水之難，一直追隨身邊的沐天波等人慘死岸邊，永曆的百餘妃嬪侍妾也都自縊而死，他本想自盡，卻被侍衛勸下，真正成爲一名孤家寡人。在寫給吳三桂的書信中，這位流落異邦的南明帝王再也按捺不出二十餘年抑積心頭的悲哀，近乎宣泄着痛訴道：“豈天翻地載之中，竟不能容朕一人哉！”短短一年之後，也就是清康熙元年，永曆皇帝朱由榔在昆明被俘殺，派人用弓弦勒死他的，是已晉爲親王的吳三桂。
三百多年過去了，弓弦已冷，而鼎湖山猶在。從深秋到初春，從初春到深秋，我努力在南明史冊裏追尋一位帝王淒涼無助的人生軌跡，並嘗試着進入他脆弱的心靈。我突然意識到，這個失敗皇帝一生流亡，似乎源於某種慣性的抵抗，他一直在抗拒着命運可能帶來的威脅，一旦威脅來臨，他就毫不猶豫地選擇逃離，但下一站，仍有恐怖的陰影在等待。如果他的身份不是帝王，那麼他的一再逃離，只是歲月動盪間，普通人再也正常不過的下意識舉動而已。但帝王畢竟不是普通人。明朝之亡，有各種各樣的原因，而明中葉之後，帝王們集體性地身份錯位，絕對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這些帝王們，有幻想成爲木匠的，有希望做一名將軍的，甚至有“罷工”不上朝的，千年帝制對皇帝個體人性的壓抑，在明中葉之後，似乎突然被衝撞開來。與有明一代浪漫文藝相伴隨的，是瀰漫於帝王羣體間的頹廢情緒。及至永曆，朱明王室的骨血裏，竟淌着一絲流浪者的氣息了。一面是普通人求生避貨的強烈慾念，另一面，則是不可抗拒的帝王符號，錯位的身份，迷失的自我，朱由榔的悲劇在他被勉力推上皇位的那個秋夜，已然註定。
公元1646年，在肇慶，一個二十三歲的年輕男子又一次匆匆登上了逃亡的小舟。輕舟已遠，前面就是浩淼的西江了。又到了半江瑟瑟半江紅的黃昏時分，最後一次，他望了一眼身後的鼎湖山，他曾經寄情忘懷於其中的鼎湖山，它在沉沉暮靄中閃爍着蒼冷的光芒。
那一刻，永曆皇帝朱由榔突然悲哀而清醒地意識到，大明，他的大明，曾經輝煌絢爛的大明王朝啊，也就只剩下這一片殘山剩水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