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說晉商經典散文

中國商業，始於晉商。山西商人，源於鹽商。運城鹽池以產潞鹽馳名，又被稱爲“中國死海”，與中亞鹹海（烏茲別克和哈薩克共有）、美國奧格丁鹽湖齊名，爲世界三大鹽湖。鹽是生活必需品，也是構造文明的基石。堯都平陽、舜都蒲板、禹都安邑，夏朝和商朝也都以山西南部、河南北中部爲統治中心，絕非偶然，與依存運城鹽池有必然關係。據考證，商賈的“賈”就出於“滷”，而“滷”即指山西解州的鹽池。所以，一般認爲中國最古老的商人就是山西商人。山西票號獨步天下後，謗言四起。如辛亥革命時期，山西票號起源曾有“李自成遺金（寶藏）說”，謂由傅山、顧炎武創制。此說《明史》中有佐證，金庸武俠小說《雪山飛狐》即依此敷演。歷史證明是無稽之談，但可見晉商影響之大。

晉文公“通商，寬農，利器”，春秋五霸中稱霸最久（達200年）。其時，山西商人已有名氣，如《國語》中稱“絳邑富商，其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越臣計然爲晉國亡公子之後，史稱“范蠡（經商）之師”。此後，“陶(地名)朱公（化名）”遂爲財富象徵，“陶朱術”亦成中國商業代名詞。白圭最先在魏國做官，爲“天下言治生者祖”，也與三晉有淵源。戰國猗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鹽商，被尊爲中國商人祖先。他販鹽畜牧（後有晉南大黃牛），興修水利、修路補橋，著《箴言集》教誨百姓，名重一時。漢高祖時（公元前207年）即以其名“猗氏”置縣，至今未改（現臨猗由臨晉和猗氏合併而成）。該縣王寮村猗頓陵墓（古猗頓氏冢）爲省級重點文物，並有陶朱公廟。榆次、安邑爲有名商業集鎮。

漢代馬邑大商人聶壹（或作班壹）兼皇家間諜，由漢武帝親自指派，以經商名義往來匈奴，爲之後的大規模征伐進行軍事偵查。《三國志·魏志·張遼傳》謂“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莫含，西晉時雁門繁峙(今應縣)人，官至左將軍、關中侯，對北魏初期政治建設有重要建樹。其祖輩在雁門關內外經商，家財萬貫。他經常往來於代北鮮卑穆帝拓跋猗盧與幷州刺吏劉琨之間，爲維護兩地間和平與安定作出積極貢獻。故宅在桑乾河南岸，世稱莫回城，約在今應縣三門城一帶。秦漢時，太原、平遙、汾陽、平陸、洪洞等爲重要商品集散市場。李世民父子起事反隋時，很多軍費由文水木材商武士鑊負擔。當然武的出名是因爲女兒武則天。唐定太原爲北京，使之成爲商業繁華的大城市，杜甫曾“焉得幷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韓愈形容當時的太原是“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隋唐五代又出現大同、太谷、平定、晉城等新興商業城鎮。

宋代，山西商人已發跡、崛起，成爲當時中國商業中堅力量。（也有人認爲徽商始於南宋，此時亦有貢獻。）河東設鹽運使衙門，遂改名“運城”，涌現一批擁財千萬的鹽商。岢嵐等地供應大批駿馬。民諺“花花真定府，錦繡太原城”，其商業街市宛如《清明上河圖》。山西是蒙元統治中心地區，較其它地區經濟繁榮、人口昌盛，儼然世外桃源。從元大都（今北京）到欽察汗國首都薩萊（在今俄羅斯伏爾加河流域）有驛路直達。完備的驛站，擴大了商業活動地域。《馬可·波羅遊記》中寫道“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鉅額利潤”。運城鹽商還設子弟學校進行職業教育。

明代，大同府天城衛（今天鎮縣）薛氏三兄弟，仲兄薛綸任陝西按察司副使，辭官經商；其弟薛纓是兩淮大鹽商。薛家在大同和揚州兩地都有家產。代縣人楊繼美是兩淮鹽商中著名富商，擔任國子監祭酒（商界領袖）。一人欠其鉅債難還，欲以家業相抵，而楊將債券當面撕掉，舊債一筆勾銷。全國33個較大商業城市中山西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3處。明代晉、徽、三大商幫中晉商爲首。

清初“八大家皇商”（皇帝欽賜）都是晉商。清中葉晉商已在全國獨佔鰲頭。時有民諺“家有萬兩銀，不如茶莊有個人”“當官入了閣，不如茶票莊上當了客”。“中國第一商號”日升昌匯兌銀子最多時高達1億多兩，皇帝授予其“匯通天下”匾，其無形資產價值不會低於8億兩白銀。清朝最有名的晉商世家是：榆次常、許、聶家，太谷曹家，祁縣喬、渠家，平遙李家，介休的侯、冀、範家，臨汾亢家，萬榮潘家，陽城楊家，蒲州張、王家，渾源常家等。“上有老蒼天，下有亢百萬。三年不下雨，陳糧有萬石”——大鹽商臨汾亢家是三晉首富，光緒年間已達數千萬資產。清代晉商將山西經濟推向了一個輝煌的歷史高度。

晉商稱雄歷程，樹有五座豐碑：駝幫、船幫、票號、大院和“茶葉之路”。

祁太幫史、張、王在右玉縣殺虎口開吉盛堂商號，康熙末年改名爲大盛魁，下轄千餘家分號，現代學者認爲其總資產至少是清道光年間國庫儲備的'兩三倍。大盛魁是晉商中唯一不帶家族色彩的大集團。極盛時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商隊駱駝近兩萬峯，僅長城和烏里雅蘇臺（最初總號，後遷歸化）之間商路每年即有1500峯往來。故民間素有“南有胡雪巖（徽商），北有大盛魁（晉商）”之說。18世紀時國內有洋船十五艘左右，山西介休皇商範氏就擁有六、七艘，往返於長江口和日本長崎之間，壟斷從日本進口銅的貿易七、八十年。

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南錢莊、北票號，融爲一條中國早期銀行業的歷史脈絡。上海錢莊在江南最具代表性，而“匯通天下”的山西票號被公認爲“中國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平遙、太谷、祁縣“金三角”使晉商走上歷史顛峯。中國傳統民居，向有“北在山西，南在皖南”之說。山西大院主要分佈在太谷、平遙、祁縣、榆次、靈石、介休、大同、渾源、保德、陽泉、沁水、陽城、臨汾、襄汾等地，如介休張原村的範家大院號稱“小金鑾殿”。“祁縣域內類似喬家大院的大院式民居至今尚有四十餘家。其中有些大院的建築規模、工藝精細度都與喬家大院相頡頏甚而多出其右。可惜的是，由於無力修繕或不注意保護，大多數已經日漸破敗，瀕危臨絕了。”（1997：《晉商大院文化》）而山西商人所到之處留下來的會館，情況就好多了，“物以希爲貴”，都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西漢張騫鑿空西域，始有東起今西安、西至裏海和地中海東岸的“絲綢之路”。雲南、四川橫斷山區至西藏、緬甸、印度、尼泊爾崇山峻嶺之間也有一條著名交通驛道——“茶馬古道”，西漢具雛形，宋、元、明、清歷代得以強化。晉商北走邊疆，東渡東瀛，南達南洋，開闢出一條起自福建、江南，以山西、河北爲樞紐，貫穿蒙古，深入西伯利亞、彼得堡、莫斯科的國際商路——中俄茶葉貿易之路。這條由晉商開拓的從福建至歐洲腹地的萬里“茶葉之路”，與“絲綢之路（陸上、海上）”和“茶馬古道”，大致涵蓋了古代中國商人北、中、南“密如蛛網”的經營軌跡。

元明兩代，山西“潞綢”是與“杭緞”相媲美的著名品牌。“沁水縣南陽是絲綢之路的發源地之一”已基本成爲史界定論。近年山西出土了公元4至7世紀波斯薩珊王朝的金幣，雖不能據此認定隋唐時期已有山西商人到過伊朗，然而歷史上山西商人與絲綢之路的密切關係，卻毋庸置疑.晉商的“茶葉之路”在南線一帶和絲綢之路完全吻合，北線指出張家口到包頭、烏蘭巴托，往西經烏里雅蘇臺、科布多，一直到西伯利亞、莫斯科。萬里茶路也被稱作“（北方）茶馬之路”，南來“糧酒布茶”，北來“牛羊駝馬”，故稱。“茶葉之路”和“絲綢之路”並稱，享譽世界，而“茶馬古道”相比則要遜色不少。

由此，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晉商的興起，自堯舜時期就已經發芽，是因爲山西擁有運城鹽池這一天然資源，就像如今山西人擁有煤炭資源一樣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元末明初，山西這個地方的自然環境開始變得地不養人；長期處於“皇權”周邊的地理位置，使得山西人媚事威權，外向開拓、內斂懦弱的性格；學而不能優，人窮，又無膽“揭竿而起”，但還是要生活下去的，怎麼辦？做生意，販鹽！明朝政府爲保障邊境供給實行的政策，在一瞬間終於把晉商推上了中國的政治經濟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