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與焦竑隨筆散文

明代著名思想家、中國思想啓蒙運動的先驅李卓吾先生墓，現在北京市通州區西海子公園葫蘆湖北岸東側，其墓地在通州三處兩遷，現墓地僅剩下兩樣明代遺存，一個是墓冢中李卓吾的骸骨，一個就是仍矗立在其墓冢前的一通墓碑。墓碑背陰刊文已模糊不清，碑陽“李卓吾先生墓”幾個大字仍遒勁悲壯，其落款是“焦竑題”三字。

焦竑何許人也？李卓吾生前與他有什麼關係？李卓吾開罪朝廷自剄獄中，時人避之猶恐不及，這個焦竑怎麼還敢爲他題寫墓碑？

焦竑是李卓吾生前結交的第一個知己，也是他認定最要好的生死之交。李卓吾生前名滿天下，與之交往過的人難以計數，要好的朋友也可羅列上百，但稱得上生死之交者不過三四人，而這三四人中若只選一個，那可能還是焦竑。李卓吾死前曾立下遺囑：“墓前立一石碑，題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託焦漪園書之，想彼亦必無吝。”這焦漪園就是焦竑。

李卓吾遺囑墓碑題字單選焦竑，猜此人一定字寫得好，此外二人還一定是好朋友，否則“想彼亦必無吝”難說。事實上呢？這兩樣焦竑確實都當得起，焦竑是明代博學大家，書法也很有名，尤其擅長行書；他又是李卓吾最要好的朋友，李卓吾一生以友爲命，焦竑更是他念念不忘的知己，兩人密切交往長達三十多年。

李卓吾與焦竑都是晚明著名人物，兩個人又是至交，但研究這兩個人的歷史資料，卻找不到他們結識的具體時間、地點，或者他們都更重視知己的實質。有關於此的考證，只能從兩人留下的文字裏大致推斷，一人是記述了大體時間，一人說明了大概地點，兩相印證應是隆慶三年（1569）或四年（1570），兩人在北京結識。這一年焦竑趕考來北京，李卓吾在北京禮部司務任上，李因久慕焦竑學識，主動邀約或叩門一見。之前二人是否有過消息往來不得而知，反正一見如故從此成爲知己，友誼維繫一生。

李卓吾曾應邀爲焦竑父親八十壽誕作序，其中有云：“餘至京師，即聞白下（南京一區之名）有焦弱侯其人矣；又三年，始識侯。”李卓吾第二次到北京任禮部司務職，時間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秋，第二年即爲隆慶元年（1567），這“又三年”以整年計，時間就應該是隆慶三年或四年（四年可能性更大，因五年（1571）有會試，焦竑可能提前到京），但地點沒有明說。焦竑也有詩記述二人初見事，或正好可以補充，詩中“中原一顧盼”句點明瞭初見地點。“中原”的地理概念涵蓋很廣，可以指河南，也可泛指長江以北長城以南包括北京，但不可能指南京，南京已屬江南，無論如何不能稱中原。當時焦竑家在南京，李卓吾在北京，這“中原”應該就是北京了，無緣無故兩個人沒可能到第三個地方去約會。焦竑來京最可能是應試，二人初交因此偶然。

其時李卓吾已進入王學殿堂正在癡迷，在北京學界開始小有名氣，因此交往日廣。北京是當時學術中心，瞭然全國範圍的學術消息，留都南京作爲當時學術副中心，出了一位少年才子，北京學界也必知名，李卓吾因此先知焦竑。

焦竑（1540—1620），字弱侯，號漪園，又號澹園等，祖籍山東日照。其高祖焦朔明初自日照從朱元璋起義，以戰功入編親兵被授世襲旗手衛副千戶，屯守京畿，落戶南京。傳說焦朔雖是武將，卻勤奮向學，一次太祖巡視，見其正研讀兵書，故嘉獎之，賜名焦庸，以勵其向學和再建功名。這是焦氏一族祖上榮光，其後人因此更加勤奮向學，血緣沉積至焦竑中得狀元終成一代巨儒。焦竑後來回憶說：“某自髫發憤問學，豈第爲世俗梯榮計，實吾父督甚嚴，不忍怠棄，欲因之稍稍樹立，不愧家聲耳。”（焦竑《與日照宗人書》）可見朱元璋爲其先祖賜名，對這個家族產生了多麼大的勵志效果，向學已成爲其家族傳統。

焦竑嘉靖十九年（1540）生於南京，自幼聰穎好學，16歲中秀才，已很大名氣，後又師從南京御史督學耿定向，被乃師任爲學子首席（相當於班長），學問大進。嘉靖四十三年（1564）焦竑鄉試中舉，才名遠著，但此後卻考運蹉跎、屢試不第。究其原因，大概此子涉獵太廣，又溺於學問究竟，如此有利於學，卻不利於科考。

一般人感覺，焦竑似不是非常有名，但其實他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大家，涉獵之廣著述之豐，其前其後鮮有能與之比肩者。焦竑在史學、金石文字學、考據學、文獻目錄學、印刷出版、哲學、道學、佛學、儒學等等諸多領域都有建樹，說得更誇張一些，但凡文人墨客可能會的他都有涉獵且有相當造詣。如此自然會分散精力，單論某項很難突出。此外他還凡事都愛追問究竟，據說做生員時還質疑（請教）過羅汝芳，羅是當時心學大家，但談論學問焦竑只以是非。

這般深究致理，自然不利於科舉，應付科考，一些陳詞濫調的八股文已經足夠，這一點上他不如李卓吾來得聰明（李卓吾靠背誦五百篇八股範文中舉）。當然，焦竑的目標要比李卓吾遠大，若同樣止於舉人，焦竑的運氣一點都不比李卓吾差。焦竑這種狀況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好學生”，也不是不愛學習的“壞學生”，這樣爲學可成大器，但大器只能晚成，事實上他也是快五十歲才考中進士，但不中是不中，一中就是個狀元郎。

李卓吾知其名時，焦竑才二十六七歲，二人初見時焦竑也不到30歲，在學子圈中只能算後生晚輩。焦竑比李卓吾小逾一輪，但在當時學界名氣卻比李卓吾還大。好在這二人結識不以虛名，更因爲彼此觀點相近且情投意合。

認識焦竑之前，李卓吾雖然落魄卻性格執拗桀驁不馴，是以一直沒有知己朋友，上任北京禮部司務前，其在河南輝縣白雲山中，雖短暫交往鄧石陽及號稱“白雲六友”的幾位文友，實也不過是舞文弄墨的一幫“文藝青年”，那時李卓吾還沒有接觸到心學。癡迷心學後，李卓吾又交往過幾位學問前輩，如徐用檢、李逢陽等，但道義上是前輩，也談不上知己，焦竑則是先聞其名後識其面，一見如故遂成爲忘年之交。

記述初見情形，李卓吾自述：“夫不詣則已，詣則必耳，乃爲冥契也。”（李卓吾《壽焦太史尊翁後渠公八秩華誕序》）大讚焦竑才情與見識。終李卓吾一生，對小自己的焦竑都以師、兄相敬讚譽有加。這沒有絲毫虛僞客套，論學識建樹，焦竑確實不在李卓吾之下，李卓吾晚年著《九正易因》，許多地方還得焦竑啓迪，二人互爲師友，確實堪稱“冥契”；焦竑寫詩記述二人交往：“中原一顧盼，千秋成相知，相知千古難，千秋一嘉遇。而我狂簡姿，得蒙英達顧，肝膽一以披，行跡非所鶩。”（焦竑《澹園集?送李比部》）可見二人交往的確是超越世俗虛禮的精神默契。

李卓吾一生所做學問，如概括就是“求真”二字，焦竑的性格則有武將家族遺風，那就是“直率”，這真與直不盡相同，雙方卻一拍即合。

焦竑曾談其父性格：“爲人伉直，不以一言欺人，亦不疑人欺之，心事如直繩，可一飲而盡。”（《焦氏筆承續集?支談?上》）這個性格其實也是他自己的寫照，同一文論及“唐疏宋注”（包括朱熹《傳》《注》）時，焦竑直言：“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今疏其糟粕，則俎豆之；疏其精，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他以爲“唐疏宋注，錮我聰明……”論及爲學之法，焦竑道：“學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闢出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止甘心死人腳下？”（焦竑《焦氏筆承》）用不着引證太多，焦竑直人快語，學識見解與李卓吾不謀而合。但性格如此張揚，學問又求深求廣，科考遲遲不中就更在情理之中了。

北京初見，李卓吾與焦竑交往時日很短，但兩人一見如故互認知己，從此保持了終生密切關係和友誼，一如劉關張桃園一拜，一頭磕下去就是一輩子。人生要成就一些大事，非得有三兩個知己不可，李卓吾自此得焦竑精神與現實助力，雖最終未能託得生死，受益也是頗多的。北京初識奠定了二人一生友誼的`堅實基礎，不久後南京數年常相聚首深入交流，更使二人的友誼鞏固像一塊磐石。

隆慶五年，李卓吾北京禮部司務任職期滿，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竟官場轉運被破格擢升爲從五品南京刑部員外郎，官職一下子提高了幾個品階。

這次升遷讓李卓吾喜出望外：官職高了，俸祿自然也會多一些，這樣自己就可以擺脫長期以來的生存窘迫了（此時李卓吾遠沒有淡泊名利，且功名欲直到最後他也未曾超越，這更決定於儒學入世的基本狀態）。

這已是李卓吾第二次來南京做官了（第一次是河南輝縣教諭任滿，遷從八品南京國子監博士，上任兩個多月還沒安定，就接到父喪訃告，離職回家丁憂守制去了），這一次比上次大不相同，李卓吾官階高了，學術上也有了點名氣，感覺自揚眉吐氣……

比這些更讓李卓吾欣喜的，還是此時南京有他的朋友，比如李卓吾調任南京之前，其問道心學的接引人李逢陽先已由北京調任南京。當然，更讓他興奮的還是知己好友焦竑就是南京人，從此他們就可以常相聚首了。

果然，李卓吾剛一入城，焦竑就來探望，自此二人“朝夕促膝，窮詣彼此實際”（《續焚書?卷二?序匯》）。此次相聚是李卓吾與焦竑第一次長時間相處，兩人交往非常密切，沒有發生任何摩擦或不愉快。

這首先是因爲兩人性格合拍。一般人與人交往需要保持一定距離，否則會出現“刺蝟效應”，這二人卻是一“真”一“直”，性格相似又不相同，耦合一起恰到好處；其次是二人觀念上真的投機，思想交流越多，兩個人越是發現彼此很多不謀而合處，探討越深入越投機，情誼自然也愈加深厚。俗話說“人生難得遇知己”，李卓吾和焦竑卻很幸運，兩人一見如故以爲“冥契”，深入瞭解又果然知心，真可謂有緣有分；再次是兩個人奮鬥方向和目標不盡相同，一個專求人生大學問，一個涉獵廣泛卻執着科考，彼此互補而不衝突；最後是二人交往之初，怎麼說也不太深入，期間也沒有發生大的事情，這些都是兩個人關係親密，卻沒有出現矛盾與隔閡的原因。

焦竑是南京土著，又是享譽一方的青年才俊，在南京學術界有廣泛的人脈關係，其師耿定向是當時東南學界領袖人物，名師高徒更如虎添翼。不過耿定向雖屬心學一脈，卻又同時篤信傳統儒學，焦竑在學術觀點上則希望打破傳統，進一步發展心學，是以他和李卓吾觀點更多契合。李卓吾在北京既已融入學界，來南京後更擴大了交往，其中自然有焦竑助力：當時心學泰州學派幾位泰山北斗級高人、如王畿、羅汝芳等正在南京，李卓吾得以拜訪請教，這中間是否有焦竑引薦不得而知（焦竑也算是羅汝芳弟子）。

李卓吾在南京還結識了他人生的第二個知己好友耿定理。

耿定理是耿定向二弟，其以兄爲師，但學術觀點上也是心學一脈，且其在佛學上更有相當造詣，並與李卓吾一樣主張“以佛釋儒”，是以結識李卓吾後走得很近。這個關係中顯然也有焦竑的影子，不用說焦竑也起了一定作用。

李卓吾第二次到南京時，學問上已有相當基礎，有了一定的觀點見識，但還說不上有多高層次。到南京後他深入心學泰州學派腹地，得其要旨，學問上越來越廣博，見識上也越來越深刻，自然名氣也越來越大。

如果說在北京時李卓吾已進入心學殿堂，到南京後他更是確定了學術方向，觀點更深刻也有了更多創見，終成爲心學泰州學派的骨幹一員。李卓吾與焦竑成爲知己，心學是一個重要媒介，兩人在學問上的交流不止心學，但顯然這方面交流最多也最深入。不過焦竑在學術上涉獵更廣，心學在他而言只是其中之一，這個時候他主要精力都放在科考上，與李卓吾的交往更多屬於朋友層面。

李卓吾這一次任職南京有六年時間，這六年他與焦竑往來密切，雙方不僅在學術上廣泛交流，彼此的交情也更加深厚。南京留下過兩個人生活中很多故事，諸如一同安排出身貧賤卻一心向學的周安出家。焦竑爲之別立庵院，李卓吾則爲庵院題名，周安自此號定林，成爲焦李二人終生摯友，並最終爲替焦竑到黃安去探望李卓吾客死他鄉，真情高義感天動地（事見李卓吾《定林庵記》）！

在李卓吾與焦竑一生交往中，此次南京交往時間最長，關係也特別密切，但二人之間沒有大事發生，自也沒有發生問題，故不需過多敘述。

李卓吾與焦竑交往的軌跡，更像是兩條平行線，不交叉又難分開，他們志趣相投，道路卻並不一致，志同而道不合，這反而有利於保持友誼。常言說“君子和而不同”，一般是指道路相同，但觀點上存在分歧，焦李二人卻狀況相反，效果竟也一樣。

這一時期，儘管焦竑在科考上一直非常努力，但“文曲星”的光芒卻遲遲沒能照到他的頭上。他孜孜以求一如既往，他涉獵廣泛和究問致理的習慣也始終如一。李卓吾的狀況就不同了，這次南京任職期間，李卓吾在學問上突飛猛進，除了直接深入心學泰州學派，他還研究起佛學和道學，尤其對《老子》的研究卓有成效，《子由解老序》正是著於此時。李卓吾研究佛學、道學，目的在於以它們爲手段解讀心學，這一點他自己卻沒有明確認知，以至於常常迷惘在手段裏，一會兒崇道，一會兒崇佛，但不管怎樣，他都在從佛學和道學中汲取營養，這使他在思想上認識更爲深刻，漸漸進入了當時學術高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