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馮天貴》觀後感範文

潘長江主演的電影，總會帶一些濃烈的小品的色彩，感覺不象電影，感覺又不象小品，藝術很難說有什麼造詣，供人一笑爾。只是近來身體略有不適，休息之餘陪家人偶爾不連貫看了幾集“能人馮天貴”。準備寫下幾點體會，以補娛樂時耽擱了的時間。

電視劇給人的第一個感受是對我國現階段階層流動性的擔心。馮天貴是農村出來在城市打工的成功者，編劇把他稱呼爲能人。能人能給社會帶來什麼呢？主要是幫助他的同鄉在建築工地打工，賣苦力。賣苦力的活，沒有能人的帶領，我想一樣可以得到。而包括能人自己在內的一個羣體，即農民工，並沒有有真正融入城市，沒有真正意義上被城市化，經過了多年的奮鬥後，依然沒有什麼質的變化。他們乾的是最累的活，住的是最差的地方，與城市的主流羣體的生活方式還是完全分割的。劇情中唯一一點希望是柳彎彎的設計天分得到激發，是融入主流社會和現代生活方式唯一的一粒種子。

編導們編了一個故事，其中階層流動性的凝滯，城市與農村潛在的二元對立和衝突可能並沒有被意識到。結合身份社會迴歸的危險，電視劇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啓發是，應當加快制度建設，促進階層的競爭性、制度化有序流動，方能使和諧社會建設有正確的方向。

劇情中講到柳彎彎爲了贖罪，到洗腳城去打工賺錢，在工友被調戲時打抱不平，打傷了別人，並遭到誣陷。馮天貴爲了幫助柳彎彎，多次去求證人如實做證。未果時竟然下跪以求對方良心發現。這就是流傳了幾千年的跪文化的又一次復活。很多年前，我國法學界爲在“送法下鄉”主題上有過爭論，其中有一種觀點認爲，鄉村有鄉村的遊戲規則，用鄉村的遊戲規則同樣能構建秩序。送法下鄉，是對原來有用有效秩序的破壞。一些學者擔心，因爲送法下鄉，把原來的秩序破壞了，新的秩序又建立不起來，會導致農村的失序。這一觀點還得到一些社會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的支持。現在想問的是，秩序是中性的嗎？如果秩序不是中性的，不同的秩序應當就有不同的意義。跪文化能夠構建一種秩序，並且還能在一定程度一定範圍內發揮作用，但這種秩序是我們需要的嗎？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取代跪文化構建的秩序嗎？我想是有的，那就是我們從五四以來一代又一代人努力爭取的，叫“人格”文化，或者叫“權利主體”文化。從現代人格的鍛造進程看，我們不但要送法下鄉，還要加上送法進城。

劇情的整個活動背景在城市，人物的活動範圍卻在熟人社會。一羣進城打工的老鄉，相互幫助，相互支持，共同抵禦着隨時可能襲擊的風險，鄉情可贊，鄉誼可貴。深入思考，劇情中的一個羣體，活動範圍非常有限，接觸面非常窄，與社會的聯繫點非常少。他們編織了一張很小的網，他們又用這張網與他們與社會隔開。而市民社會，從歷史演進的軌跡看，是一個原子式的個體社會。一個個體與其他個體的聯繫，是在制度化的信用基礎上。這樣原子化生存的市民社會，個體可能覺得孤獨，但其活動的範圍卻可以依靠信用制度擴張，理論上可以無限大。換一種說法，熟人社會的信用半徑，遠比陌生人社會基礎上的信用半徑要小。我們與國外進行交易，能夠用熟人社會的信用方式嗎？顯然不能。市場經濟，需要的是陌生人基礎上的信用制度，而不僅是熟人社會積累起來的信用資本或社會資本。由於沒有真正融入城市，能人馮天貴的信用能量，是很有限的。加快建立現代信用社會進程，是農民市民化的又一課。

講三農問題，肯定會講到基礎教育；講城市中的農民工，肯定也少不了農二代子女的教育。電視劇到最後，自然會追逐希望。希望在哪裏？希望在農二代身上。農二代擺脫其命運的最主要途徑，應當是教育了。馮天貴想到的，是通過街道辦，去爲農二代爭取在城市受教育的機會和權利。沈秀枝的小孩妞妞，及其有相同命運的農二代們，如果能夠爭取到在城市學習的機會，至少可以多見識些、多與親人們相聚久些、多在父母的關愛下成長些。劇情中的街道辦與現實中的街道辦好象不一樣。劇情中的街道辦已經按照國家的規定，爲農二代準備好了一切。劇情中沒有交代，這些辦學的經費從哪裏來。大概是文藝作品，沒有必要象政府文件那樣，把事情交代得一清二楚。我很想知道，街道辦的辦學經費從哪裏。在城市裏農二代，其在城市受教育的身份和機會是很難得到與城市小孩一樣一體化保障的。如果這個街道辦的做法具有普適性，那是一個非常美麗的結局。如果做不到，就會讓人想到魯迅先生作品“墳”的結尾，墳上的那個花圈，只是“象徵”着一個希望。